从《汉书·艺文志》、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等传世文献的记载来看，至迟从汉代时期开始人们就已经逐渐认识到《孔子家语》与传世本《论语》之间的紧密关系，并且成为传统中国社会学者们的一种共识，比如历代编修的正史“经籍志”或者“艺文志”皆将《孔子家语》置于《论语》之后，这就是一种非常好的体现。可惜的是，自唐宋时期疑古思潮兴起，不断有学者开始怀疑王肃《孔子家语》注本的真实性，逐渐将它视为一种典型的“伪书”。正因如此，以往人们构建的“论语学”体系中自然也就很少它的身影，造成《家语》在汉唐以后论语学体系中的缺位。既然《孔子家语》成书与《论语》《孝经》等“并时”，它的材料也主要来源于孔门弟子整理的“孔子遗说”，与《论语》就可谓是同宗同源。新时代人们要构建的“论语学”新体系，自然应将它纳入其中。这不仅可以更好地解读《论语》“正实而切事”的特点，也能更加深入细致地解读早期儒学。

　　近年来，有关《孔子家语》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如杨朝明先生主编的《孔子家语通解》、宋立林先生主编的《孔子家语》、高尚举先生等撰写的《孔子家语校注》、王国轩等先生撰写《孔子家语》等。在长期遭受冷落、视为伪书弃而不用之后，《孔子家语》这本珍贵的典籍开始逐渐重见天日，使它有机会重新成为“论语学”的重要文献之一，有机会成为研究孔子儒学的重要根据。比如庞朴先生曾说：“以前我们多相信，《家语》乃王肃伪作，杂抄自《礼记》等书。……现在上博简《民之父母》篇的再世，轰然打破了我们这个成见。对照竹简，冷静地重读《孔子家语·礼论》和《礼记·孔子闲居》，不能不承认，它们确系孟子以前遗物，绝非后人伪造所成。”[①]在这样的基础上，杨朝明等先生认为“与包括《论语》在内的众多文献相比，该书完全称得上‘孔子研究第一书’”[②]。从这样的角度说，《孔子家语》无论在传统还是在现代“论语学”体系中都应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尽管传统上有不少人将《孔子家语》视为“伪书”，但在中国传统“论语学”体系构建过程中也曾起到一定的作用。如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曾8次引证《孔子家语》中的材料，其中《论语集注》5次：《论语·雍也》篇1次，《先进》篇3次，《卫灵公》篇1次。以《卫灵公》篇为例，朱熹在注解“直哉史鱼”一语时说：“史，官名。鱼，卫大夫，名鰌。如矢，言直也。史鱼自以不能进贤退不肖，既死犹以尸谏，故夫子称其直。事见《家语》。”[③]朱子屡次征引《孔子家语》，清代学者陈诗早就已经注意到，他说：“子朱子于《四书章句集注》尝屡引之，而颜监注《汉书·艺文志》则以为‘非今所有《家语》’。”[④]从这样的角度说，将《孔子家语》和《论语》“两证”应是传统“论语学”体系建构的一条非常重要路径。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官方将《孔子家语》视为仅次于《论语》的“论语类”文献。当然，由于学者们怀疑它为“伪书”的声音不绝，在中国传统论语学体系中的作用自然是有限的。这里所谓“论语学”，并非是指中国传统说的《论语》注本的注疏、阐释和“微言大义”，也并非指中国传统社会《论语》注本的翻版，而是以传统“论语学”体系为基础，对传世本“论语类”文献进行整合，至少包括“论语学”文献研究、理论研究、经义研究以及学术史研究等。这里所说的“论语学”文献并非单纯指《论语》及其注本，而是包括孔子弟子整理的“孔子遗言”在内所有的传世文献。《汉书·艺文志》所列“论语类”文献至少有《论语》《孔子家语》《孔子三朝》等“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⑤]。正确认识以《孔子家语》为代表的“论语类”文献的学术价值，有助于人们正本清源地认识“孔子遗说”的全貌。

　　新时代构建的“论语学”应是此前“论语学”的一种延续。此前“论语学”大体经历了原创期、汉唐经学期、宋明理学期和近代以来论语学体系构建期等阶段。“原创期”是指孔门弟子及其后学对“孔子遗说”的整理期，或者说是初创期；汉唐经学期主要是学者根据时代需要对《论语》文本进行重新认识和解读；宋明理学期是以程朱、陆王为代表的学者对《论语》文本的解读；当代论语学体系的构建期则是以康有为的《论语注》为代表，直到今天这个过程仍在继续。正如葛兆光先生说“思想史”不仅做“加法”，而且也会做“减法”[⑥]。就传统“论语学”而言，每个时代都在做着“加法”与“减法”的工作。汉唐时期的学者将《孔子家语》等“孔子遗说”做了减法，同时根据每个时代的需要对《论语》进行解读，则是做了“加法”。当然，二者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此起彼伏的互动关系，决定因素则是时代需要。

　　就汉唐时期的“论语学”而言，《论语》是作为“六经”传的面貌出现的。正如汉代学者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说的“《论语》者，《五经》之錧鎋，《六经》之喉衿”[⑦]，这一时期学者关注的是《论语》与“五经”的关系，需要的是《论语》中治国理政的智慧。所以，尽管刘向父子注意到《孔子家语》与《论语》的密切关系，并且将他录入《六艺略》之中，但当时学者的关切点不在文献的价值，藏在秘府中的《孔子家语》也就逐渐散落甚至遗失了。所幸的是，孔安国做了相应的整理工作，并作为孔氏家学世代传习，最终由孔猛献给王肃。在见到《孔子家语》之后，王肃非常震惊，自比得斯文于孔子的“斯文在兹”说。王肃首次为《孔子家语》做注，为后世特别是“论语类”体系构建做“加法”提供可能性。

　　正如颜炳罡先生所说：“《论语》是无限敞开的意义系统，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学，必成一代之用。处于伟大民族复兴历程中的一代中国学人，对《论语》应做出合乎这个时代要求的理解，以成就《论语》的当代之用。”[⑧]那么，相对于原始儒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构建怎样的论语学新体系呢？王钧林先生曾提出与当下论语学构建相关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今天应该如何读《论语》，第二个问题是现代论语学应该如何转型，第三个问题是今天研究《论语》的理论与方法。”[⑨]应该说，王先生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这些问题都应是今天构建论语学体系需要直面的核心问题。唯有解决好此类问题，新时代构建的论语学体系才会具有更鲜活、更旺盛的生命力。

　　从根本上说，要确保新时代所构建的论语学能有旺盛的生命力，当下所要做的紧迫工作就是补齐中国传统论语学的短板，找到问题的根基，并结合新时代面临的新问题、新课题，给予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智慧回应。重新认识以《孔子家语》为代表的“孔子遗说”的文献、学术和思想等的价值，通过更翔实的文献资料才更容易从中汲取孔子儒家的智慧；重新梳理《孔子家语》与《论语》的关系问题，补足《孔子家语》在中国传统“论语学史”中的“缺位”，把汉代学者所做的“减法”根据时代需要重新做必要的“加法”；重新审视当前国家和世界面临的核心问题，用世界的眼光、世界的思维规划新时代的“论语学”体系。应该说，与传世本《论语》的语录体、简短的言语相比，《孔子家语》的内容更为丰富，其中蕴含的思想更容易使人们理解。相信有了《孔子家语》的“复位”，新时代论语学的转型会呈现一个新的面貌，进而推动像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类似的传世之作问世的进度。

　　[①]庞朴：《话说“五至三无”》，《文史哲》2004年第1期。

　　[②]杨朝明：《代前言：<孔子家语>的成书与可靠性研究》，参加《孔子家语通解》，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版，第1页。

　　[③]〔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2-163页。

　　[④]〔清〕陈士珂辑：《孔子家语疏证》，上海：上海书店1981年版，第1页。

　　[⑤]〔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6-1717页。

　　[⑥]葛兆光：《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减法》，《读书》2023年第1期。

　　[⑦]〔清〕焦循注，刘建臻整理：《焦循全集·孟子正义》，扬州：广陵书局2016年版，第2573页。

　　[⑧]颜炳罡：《论语探研·序》，载唐明贵、刘伟著：《论语探研》，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⑨]王钧林：《关于当代论语学的几个问题》，载魏衍华主编：《论语学研究》（第二辑刊），青岛：青岛出版社2020年版，第254页。

　　节选自“《孔子家语》与中国传统文化新认识”高端学术论坛论文集

　　作者系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