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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衍华 韦英:《孔子家语》与新时代“论语学”的建构

来源:《唐都学刊》作者: 2022-09-13 16:14

  摘要:《孔子家语》《论语》皆为孔门后学整理“孔子遗说”后的材料。《论语》是“孔子遗说”中“正实而切事”者,是孔子“遗言”的选编;《孔子家语》是其余材料的汇编,二者属于同根同源关系。《孔子家语》流传过程中,孔安国的整理和王肃的注解至关重要,为后世保存了一批珍贵的“孔子遗说”。有人怀疑《孔子家语》的真实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信奉了唐代学者颜师古“非今所有《家语》”的说法。随着新出文献的不断面世,《孔子家语》成为人们心目中“孔子研究第一书”,在新时代“论语学”体系建构过程中理应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孔子家语》;孔子遗说;《论语》;论语学;

  《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其位置在《论语》经传之后。可见《孔子家语》在汉代“论语类”文献中的重要地位。然而,唐代颜师古为《汉书》作注,提出了此处所列“二十七卷”本《孔子家语》“非今所有《家语》”的说法。也就是说,唐代时期通行的《孔子家语》与班固著录《孔子家语》的版本不同。二者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差异、颜师古何以得出如此的结论?传世文献并没有给出非常明确的解释。尽管如此,传世本《孔子家语》的真伪问题却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桩典型的公案,这本具有五万五千余字珍贵的“孔子遗说”的资料在唐宋以来的疑古大潮中逐渐被湮灭。那么,传世本《孔子家语》的这些材料是怎么来的、为何班固要将它置于《论语》经传之后,它与传世本《论语》有着怎样的关系?随着新出文献的不断面世,不少学者开始重新研读《孔子家语》,并逐渐认识到它的重要性,认为其价值有可能超过《论语》,堪称“孔子研究第一书”。因而,人们今天应该如何准确地认识《孔子家语》与《论语》的关系、如何解读《汉书·艺文志》所记班固的良苦用心?对这些问题给出近真的答案,希望能为新时代中国论语学体系的建构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一、《孔子家语》与“孔子遗说”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四月己丑,孔子去世。孔门弟子将夫子安葬于鲁城北泗上。尽管孔门弟子与老师之间并非父子,甚至也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弟子门人却皆为孔子“服三年”“心丧”之礼。其中,在同门师兄弟离开之后,子贡又服丧三年。按照传统的说法,孔门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72人。不要说三千弟子同时服丧,即便是72人在三年的时间里皆居住于孔子生前的“故所居堂”,在今天看来也是一极为壮观的场面。如此众多的弟子生活于此,避免不了相互交谈、相互讨论。他们都谈些什么?或者说,除岁时举行祭祀以外,孔门弟子之间还有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依据传世文献记载推测,他们极有可能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就是整理“孔子遗说”。

  这里所说的“孔子遗说”,即以《论语》为代表的“论语类”文献中记录的孔子言语。班固《汉书·艺文志》在概述《论语》性质时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段文字的信息量非常大:一是《论语》记录的材料为“孔子遗说”;二是《论语》的材料来源于孔门弟子的日常记录;三是《论语》最初整理的时间是在孔子去世后不久,也就是弟子为其守“三年心丧”的期间内;四是《论语》文本为弟子门人“相与辑而论纂”的结果,即从弟子辑录的语言中选编出来的精粹本。当然,这时的《论语》版本应该是初版,是原始的辑录本,是汉代时期流传的《鲁论》《齐论》和《古论》等版本的祖本。这次整理应是孔门弟子在孔子生前的“故所居堂”中完成的。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去世后,孔门弟子“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按照父亲的丧葬和祭祀礼制,弟子门人为孔子守心丧三年,然后“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在弟子为老师守丧的三年期间,除岁时祭祀外,作为对老师的怀念,孔门弟子极“有可能将各自手中所记录的‘孔子言语’汇集在一起,这也是孔子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使孔子‘循循然善诱人’的言语时时响于耳边,弟子们整理老师遗言则成为缅怀先师的最佳方式之一。”由于此次整理是在“孔子家”中进行的,所以此批资料应是“孔子遗说”最原始的集结,自然也是后世研究孔子思想最珍贵、最可靠的资料之一。

  此次“孔子遗说”的整理是在孔子家中进行,《史记·孔子世家》提供了一条极有说服力的证据。司马迁说:“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意思是说,在服丧结束后,鲁地和留在鲁地的孔门弟子延续着之前的生活状态,有的住进了孔子故居,有的在附近安家。据韩兆琦先生考证,《史记》此处的三个“冢”都是“家”的笔误,也就是三处“孔子冢”都应作“孔子家”。韩先生的理解应是有道理的。这恰好与后面司马迁的“诸生以时习礼其家”说法相呼应,而且乡饮酒礼、大射礼等礼仪活动也不可能是在孔子冢上举行的。

  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说法,《论语》应是孔子弟子门人“相与辑而论纂”的结果。那么,“论纂”的标准是什么?选编之后的材料又归于何处?按照常理推测,孔子从事教育四十余年,一生不可能只讲了传世本《论语》中记录的寥寥一万五千余字。如何对上述问题做出近真地回答,长期以来困扰着学术界。汉代时期学者、孔子裔孙孔安国曾试图给出较为合理的解释。在《孔子家语后序》的开篇,他就说:“《孔子家语》者,皆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谘访交相对问言语也。既而诸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焉,与《论语》《孝经》并时。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之曰《孔子家语》。”孔安国的这一说法,阐释了传世本《孔子家语》与《论语》同根同源的关系,也就是材料来源相同,成书时间相近,简洁清楚地回答了困扰学术界多年的一个难题。

  这里所谓的“正实”,就是弟子时人亲闻之于夫子的言语,也就是孔子本人曾说的言论。尽管孔子教学与近代以来的课堂教学不尽相同,但是孔子教学过程中他的弟子同样有做笔记的习惯。比如《论语·卫灵公》篇记“子张问行”,孔子回答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子张感觉老师讲得非常重要,恐怕自己回头忘记,便将此语“书诸绅”,也就是写在“大带之垂者”上。传世本《孔子家语》亦有不少相关的记载,如《入官》篇有“子张既闻孔子斯言,遂退而记之”;如《论礼》篇有“子夏蹶然而起,负墙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又如《五刑解》篇记冉有听闻孔子之善言则“退而记之”。此外,当孔子感觉自己讲的话非常重要时,也会主动要求弟子记录下来。如《孔子家语·正论解》篇记有孔子“小子识之”“弟子志之”等说法。由此推论,弟子们选编入《论语》的“子曰”,皆应是孔门弟子所记录的、真实的“孔子遗说”。

  这里所谓的“切事”,就是真切地关注现实问题、教化人心的言语。比如在孔子的日常教学活动中,他讲过不少关于天道性命的语言。尽管这些言语也关系孔子心目中“君子”的进德修身,但很多不太容易理解,或者是离现实社会问题较远。《论语·公冶长》记有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传统上对此语的理解分歧非常大,比较相对一致的意见是孔子所言“性与天道”之语不容易为常人所理解,《论语》中收录的相关言论也相对较少。如何理解《论语》“正实而切事”的特点,杨朝明先生提出,《论语》的这一特点应与编撰者子思的理解有关。他说:“子思既然是总体上来编撰孔子语录,而且是要在众多的材料中选择孔子遗言,那么,他就一定会考虑哪些孔子言论更具有直接教化社会人心的作用,哪些更符合孔子的最终关切点。”意思是说,《论语》各篇中收录的“孔子语录”皆具有教化社会之功,皆具有教人向善之用,也就是《三字经》中说群弟子所记的“善言”。

  按照常理推测,这些材料初次汇编的地点是在“孔子家”中,而汇编后存放的地点也理应是孔子的“故所居堂”之内。如果这样的推断不误,孔子之孙子思则是这批资料最佳的守护者、研究者和传承者,并由此传给他的后世子孙们。从这样的角度说,这批资料理应是具有最初的“家学”意蕴。从《论语》记有曾子临终前的场景,《论语》的成书自然也就在曾子去世之后。再加上孟子曾多次征引《论语》,可以推测《论语》成书的具体时间“大致在公元前428年至公元前372年间的不到六十年中”。而郭店楚墓竹简中有《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等篇,且《礼记·坊记》篇中已经出现了《论语》之名。因此,《论语》成书的下限应为子思卒年之前,也就是公元前400年左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杨朝明先生判定《论语》和《孔子家语》的“整理与编订者只能是子思”。

  从孔门弟子整理的“孔子遗说”中选出“正实而切事”的《论语》后,子思将其余的材料汇编在一起,形成最初的《孔子家语》本,大概就是孔安国《孔子家语》“与《论语》、《孝经》并时”说法的依据。如果说此时的《论语》是孔子语录,那么此时的《孔子家语》当属于孔子文集,共同构成孔门弟子整理的“孔子遗说”的主体。当然,此时的《孔子家语》与传世的“十卷本”《孔子家语》还应有不小的差别,至少没有今本《孔子家语·本姓解》开篇孔子家世的部分内容。正如唐代学者司马贞《史记索隐》解释说:“孔子非有诸侯之位,而亦称系家者,以是圣人为教化之主,又代有贤哲,故称系家焉。”张守节《史记正义》解释说:“孔子无侯伯之位,而称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宗于夫子,可谓至圣,故为世家。”今本《孔子家语》中的“家”字,无疑具有汉代“家学”的意蕴,与孔子以“布衣”列入“世家”事件异曲同工。

  二、《孔子家语》的流传与真伪再认识

  子思不仅保管孔门弟子整理的“孔子遗说”,而且作为孔子的裔孙也有其独特的优势,这就是他曾授业于孔子本人。在父亲伯鱼去世之后,子思就一直跟随着祖父孔子生活。《孔丛子·记问》开篇记有祖孙二人之间对话的一个场景:“夫子闲居,喟然而叹。子思再拜,请曰:‘意子孙不修,将忝祖乎?羡尧、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尔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对曰:‘伋于进善,亟闻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是谓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无忧矣。世不废业,其克昌乎!”二人的这段对话说明,子思自幼就善于学习与思考,就深谙于孔子学说的真精神,并以传承孔子之学和孔子之道为己任。基于此,子思才能从众多的“孔子遗说”中选取出“正实而切事”者,也由此使《论语》成为走近孔子最佳的一条门径和理解孔子学说的一把钥匙。

  由于子思掌握着大量的“孔子遗说”,而且还自觉地担负起传承孔子学说的历史使命,在与诸侯、士大夫的问对中自然就会时常引用孔子的言语。或许是引用的频率过高,引起了时人的怀疑。例如《孔丛子·公仪》篇记鲁穆公问子思曰:“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谓子之辞也。”子思对曰:“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正其辞,然犹不失其意焉。”从“虽非正其辞”一语可以推测,子思主持编撰的《孔子家语》书中理应有不少是“闻之于人者”,可能还有一些是子思根据“孔子遗说”进行的阐释。子思的这些阐释自然会影响到作为“家学”传承的《孔子家语》。当然,在流传的过程中,不仅是子思本人,而且包括孔门后学,也会有孔安国在《孔子家语后序》中说的“属文下辞,往往颇有浮说、烦而不要者,亦犹七十二子各共叙述首尾,加之润色,其材或有优劣,故使之然也”的现象。尽管如此,传世本《孔子家语》所记的内容差不多皆属于“不失其意”文献资料。

  《孔子家语》成书之后,除在孔子家族内部传承以外,还在战国时期“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史记·儒林列传》)的荀子等儒者手中流传。比如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中就说:“当秦昭王时,孙卿入秦,昭王从之问儒术。孙卿以孔子之语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篇与之,由此秦悉有焉。”由于《孔子家语》与诸子同列,才有幸免于秦始皇时期的“焚书”灾难。刘邦攻占咸阳城后,以古文撰写的包括《孔子家语》在内的这批简帛文献皆为西汉政权所拥有,即孔安国说的“高祖克秦,悉敛得之,皆载于二尺竹简”。吕后专权时,这批文献又为吕后所得。吕后被诛杀后,这批竹简皆遂“散在人间”。此时的《孔子家语》则被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损其言”,导致“同是一事而辄异辞”。直到汉惠帝四年(前191)废除挟书律,中央政府才广开献书之路,京师士大夫逐渐献出其手中所得的《孔子家语》等材料,不幸的是被杂乱地“藏之秘府”之中。

  孔安国在京师任职时,闻言这批材料极有可能会被泯灭,于是“因诸公卿士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类相次,撰集为四十四篇”。孔安国整理后的《孔子家语》可谓命运多舛,他本想将其上奏朝廷,却遇到“巫蛊事”而受阻,至死也未能实现这一夙愿。汉成帝时期,刘向奉命校定秘府所藏诸书,孔安国之孙孔衍上书朝廷,辨别《孔子家语》等文献资料的源与流。在他看来,孔安国整理的44篇《孔子家语》“典雅正实”,与“世所传者不可同日而论”。刘向整理的《别录》“百家章句,无不毕载”,独就“孔子家古文正实而疑之”。所以,孔衍力争也能将家传的《孔子家语》亦载于《别录》中。在阅读奏章之后,汉成帝非常高兴,而且允诺将《孔子家语》载入《别录》。然而,由于此事“未即论定而遇帝崩”,再加上负责此事的刘向病亡,《孔子家语》最终遭受“遂不果立”的命运。

  刘向去世后,汉朝中央政府整理秘府图书的工作并未中断。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也就是说,班固的《艺文志》是本于刘向父子整理上奏的《七略》,他的主要工作是“删其要,以备篇籍”。所以,班固《艺文志》中记录的“二十七卷”本《孔子家语》应是为汉中央秘府所藏、经刘氏父子整理的本子,应是孔安国“私以人事,募求其副”而整理为“四十四篇”前的文献资料。由此推测,西汉末年《孔子家语》应有两个并行的版本:一个存放于官方秘府之中,一个在孔氏家族内部世代传承。尽管篇章的分合有所不同,但二者的材料应该是基本一致的。

  《孔子家语》两个版本并行的局面被东汉末年孔子裔孙孔猛的献书而打破。据王肃《孔子家语序》的说法,东汉末年郑玄之学盛行,王肃本人自幼所学的亦是郑氏之学。随着学业的精进,王肃感到郑玄之学可能存在不少问题,也就是“寻文责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为清扫当时阻隔“圣人之门”“孔氏之路”的学术壁垒,王肃一直在寻求新的路径。为重新阐释“孔氏之学”的真精神,王肃曾“撰经礼,申明其义,及朝论制度”,由此他也就成为当时思想界的“另类”而饱受诟病。在众多的文献资料中,他将孔猛所献的家藏本《孔子家语》视为珍宝,说:

  孔子二十二世孙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书。昔相从学,顷还家,方取已来。与予所论,有若重规叠矩。昔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言天丧斯文,故令己传斯文于天下。今或者天未欲乱斯文,故令从予学,而予从猛得斯论,以明相与孔氏之无违也。斯皆圣人实事之论,而恐其将绝,故特为解,以贻好事之君子。

  孔猛所献的就应当是孔安国整理后的“四十四篇”《孔子家语》。王肃对此欣喜若狂,甚至将其与孔子的“斯文在兹”相提并论,从中可以推测《孔子家语》在他心目中的分量。因此,王肃开始为《孔子家语》做注解,以阐释其中蕴含的“圣人之道”。在他看来,《孔子家语》所载“与孔氏之无违”“皆圣人实事之论”,并期待后世“好事之君子”能与之心灵相通,从而认识到其中所收录文献资料的价值。

  应该说,王肃为孔安国整理的“四十四篇”本《孔子家语》作注解,由此也改变了它在秘府和孔氏之家并行的格局。王肃注本的流行,也加速了刘向父子整理“二十七卷”本《孔子家语》的亡佚。《隋书·经籍志》录为“《孔子家语》二十一卷”、《旧唐书·经籍志》录为“《孔子家语》十卷”、《新唐书·经籍志》录为“《孔子家语》十卷”、《宋史·艺文志》录为“《孔子家语》十卷”,前后记录《孔子家语》所分的卷数不同,是否是前后版本的不同呢?问题的关键是何谓“卷”?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说:“厀曲也,卷之本义也,引伸为凡曲之偁。”也就是根据字数多少、字体大小及印版尺寸,古代文献通常都会分卷,以便人们阅读和携带。尽管分卷不同,但后世皆注明该书为“魏王肃注”。唐代时期的颜师古或许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在为《汉书》作注时得出“二十七卷”《孔子家语》本“非今所有《家语》”的结论。所以,颜师古的说法并不能作为后世认定今本《孔子家语》是“伪书”的确凿证据。

  随着唐宋以来疑古思潮的盛行,《孔子家语》成为传世文献中典型的“伪书”。其中,以清代学者孙志祖(《家语疏证》)和范家相(《孔子家语证伪》)为代表。如《清史稿·儒林传》“孙志祖”条中说:“志祖清修自好,读经史必释其疑而后已,……又《家语疏证》六卷,谓王肃作《圣证论》以攻康成,又伪撰《家语》,饰其说以欺世。因博集群书,凡肃所剿窃者,皆疏通证明之。”当然,后世认识到《孔子家语》价值的学者也有不少,其中以清代学者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为代表。陈士珂以“疏证”的方式维护王肃《孔子家语》注本的地位,依次清晰地罗列其他典籍文献中与此相关的资料,也就是陈诗在《孔子家语疏证·序》所说的“子尝据本书为纲,而互见于他书者,仍用大字书之,以附其后,与所辑《韩诗外传》体例相同,名之曰《疏证》,将使学者参考而谛观之。”应该说,陈士珂考证《孔子家语》时的“夫事必两证而后是非明”的理念,远胜于疑古学者先存“伪书”成见而后搜集“证据”的通行做法。

  可以说,现在通行的“四十四篇”本《孔子家语》一定不是清代学者王柏《家语考》中说的“乃王肃自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记》割裂织成之”,甚至“孔衍之序亦王肃自为也”,应该像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中说的那样,与《论语》《孝经》并时,是子思“取其正实而切事者”之后“孔子遗说”的汇集本。在《孔子家语》初成后,由于材料有优劣,曾出现过“属文下辞,往往颇有浮说、烦而不要”的现象,再加上经历秦火洗涤以及后世的辗转流传,传世本也一定有后世“加之润色”的成分。尽管如此,由于该书材料来源于孔门弟子的记录,并经孔子后世子孙的传承和孔门后学的加工和润色,它的价值不一定能与《论语》相提并论,但它对于孔子思想及早期儒学研究的作用却不应被低估。

  三、《孔子家语》与“论语学”体系的探索

  从《汉书·艺文志》、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等传世文献的记载来看,至迟从汉代时期开始,人们就已经逐渐意识到《孔子家语》与传世本《论语》同宗同源的关系,并且成为传统中国社会学者们的一种共识,这在历代编修的正史“经籍志”或者“艺文志”中皆有所体现,都将《孔子家语》置于《论语》之后。可惜的是,自唐宋以来疑古思潮的兴盛,不断有学者怀疑王肃注本《孔子家语》的真实性,逐渐将它视为一种典型的“伪书”。正因如此,以往人们所构建的“论语学”体系中自然也就很少有它的踪影,进而造成其在汉唐以后论语学体系中的缺位。既然《孔子家语》成书与《论语》《孝经》等“并时”,它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孔门弟子整理的“孔子遗说”,所以理应对研究孔子思想及“论语学”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新时代人们要构建的中国“论语学”新体系,就有必要将其纳入其中。这不仅有利于更好地解读《论语》“正实而切事”的特点,而且也能更深入细致地解读孔子儒学。

  近年来,有关《孔子家语》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如杨朝明先生主编的《孔子家语通解》、宋立林点校的《孔子家语》、高尚举的《孔子家语校注》等。在长期遭受冷落、视为伪书弃而不用之后,这本珍贵的典籍开始重见天日,使它有机会重新成为“论语学”的重要典籍及研究孔子儒学的重要根据。正如庞朴先生所说:“以前我们多相信,《家语》乃王肃伪作,杂抄自《礼记》等书。……现在上博藏简《民之父母》篇的再世,轰然打破了我们这个成见。对照竹简,冷静地重读《孔子家语·礼论》和《礼记·孔子闲居》,不能不承认,它们确系孟子以前遗物,绝非后人伪造所成。”进而杨朝明先生提出“(《孔子家语》)与包括《论语》在内的众多文献相比,该书完全称得上‘孔子研究第一书’”代前言的观点。从这样的角度说,《孔子家语》无论在传统还是在现代“论语学”体系中都应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即便主流学者将《孔子家语》视为“伪书”,但在中国传统“论语学”体系构建过程中也曾起过一定的作用。如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曾8次征引《孔子家语》的材料,其中《论语集注》5次:《论语·雍也》篇1次,《先进》篇3次,《卫灵公》篇1次。以《卫灵公》篇为例,朱子注解“直哉史鱼”一语时说:“史,官名。鱼,卫大夫,名鰌。如矢,言直也。史鱼自以不能进贤退不肖,既死犹以尸谏,故夫子称其直。事见《家语》。”朱子屡次征引《孔子家语》,清代学者陈诗也注意到这一点,说:“子朱子于《四书章句集注》尝屡引之,而颜监注《汉书·艺文志》则以为‘非今所有《家语》’。”从这样的角度说,传统社会将《孔子家语》和《论语》“两证”的做法应为新时代中国“论语学”体系的探索提供了重要参考。

  这里所说的“论语学体系”,并非指中国传统《论语》注本的注疏的再版和“微言大义”的重释,也并非指中国传统社会《论语》经典注本的翻译和尊崇,而是以传统“论语学”体系为基础,重点是对传世本“论语类”文献进行系统的整合,至少包含“论语学”的文献研究、理论研究、经义研究以及学术史研究等。这里所说的“论语类”文献并非单纯指《论语》及其注本,而是尽可能地包括孔门弟子整理的所有“孔子遗言”在内。如《汉书·艺文志》所列举的汉代时期“论语类”文献至少有《论语》《孔子家语》《孔子三朝》等“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正确认识以《孔子家语》为代表的“论语类”文献的价值,有助于正本清源地认识“孔子遗说”的全貌。

  中国“论语学”大体经历了先秦原始期、汉唐经学期、宋明理学期以及当代探索期。论语学的“原始期”是指孔门弟子及其后学对“孔子遗说”的整理和阐释;汉唐经学期是指学者根据时代需要对《论语》文本进行重新认识和解读;宋明理学期是以程朱、陆王为代表的理学家对《论语》文本之义理建构。当代探索期是以康有为的《论语注》为起点,直到今天这种探索仍然在继续,葛兆光先生言:“‘思想史’不仅做‘加法’,而且也会做‘减法’”。就以往“论语学”的建构而言,每个时代都在做着“加法”与“减法”的事情。汉唐以来的学者们将《孔子家语》等“孔子遗说”做了“减法”,同时根据各自时代需要对“论语学”进行解读,则是做了“加法”。当然,二者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决定因素则是解决当下时代问题的需要。

  就汉唐时期的“论语学”而言,《论语》是以“六经”之传的身份呈现的。正如赵岐《孟子题辞》中所言:“《论语》者,《五经》之管辖,《六艺》之喉衿”,这一时期学者关注的是《论语》与“五经”的关系,汲取的是《论语》治国理政的智慧。所以,尽管刘向父子注意到《孔子家语》与《论语》的密切关系,且将其录入《七略》,但当时学者的关切点不在文献的价值,藏在秘府中的“二十七卷”本《孔子家语》遭受散落甚至逐渐遗失的命运。所幸的是,孔安国做了相应整理,并将其作为孔氏家学世代传习,最终由孔猛献给王肃。在见到《孔子家语》后,王肃非常震惊,甚至欣喜若狂,自比于孔子的“斯文在兹”。王肃“恐其将绝”,首次为《孔子家语》做注解,为后世“论语学”体系的探索做“加法”提供了可能性。

  颜炳罡先生在《论语探研·序》中说:“《论语》是无限敞开的意义系统,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学,一代之学必成一代之用。处于伟大民族复兴历程中的一代中国学人,对《论语》应做出合乎这个时代要求的理解,以成就《论语》的当代之用。”那么,相对于原始儒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构建怎样的论语学新体系呢?王钧林先生曾提出与当下“论语学”构建相关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今天应该如何读《论语》,第二个问题是现代论语学应该如何转型,第三个问题是今天研究《论语》的理论与方法。”4应该说,王先生的说法是有重要启发意义的,这些问题都应是今天构建论语学体系必须直面的核心问题。解决好上述问题,新时代构建的论语学体系才会有更鲜活、更旺盛的生命力。

  从根本上说,为使新时代构建的论语学新体系能有旺盛的生命力,当下最紧要的是找到传统论语学的不足,尽力补齐此前论语学体系的短板,结合新时代中国社会面临的新问题,给出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特别是孔子儒家的回应。重新认识以《论语》《孔子家语》为代表的“孔子遗说”类文献、学术和思想的价值,通过更为翔实的资料从中汲取孔子儒家的智慧;重新梳理《孔子家语》与《论语》的关系,补足《孔子家语》在中国传统“论语学史”中的缺位,把汉代以来学者所做的“减法”根据时代需要重新做必要的“加法”;重新审视当前国家和世界面临的热点问题,用世界的眼光、开放的思维重新规划新时代的“论语学”体系。应该说,与传世本《论语》的语录体相比,《孔子家语》的内容更为丰富,其中蕴含的思想更容易使人理解。相信有《孔子家语》的“复位”,中国新时代论语学体系的探索将会呈现一个新的面貌。

  (魏衍华为孔子研究院研究员,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山东省理论人才“百人工程”专家;韦英为曲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

编辑:宫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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