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社会之基本问题与儒学批判

鞠曦

    摘 要：哲学乃文化之本体，文化乃社会之主体。所有社会问题都产生于文化问题，而文化问题则产生于哲学问题。西方哲学表明，自以为是乃哲学根本问题，因无法解决自以为是问题，西方哲学是自以为是的哲学，以此所建构的西方文化是自以为是的文化。由于中国现代文化已被西化，其社会基本问题只能源于西方的哲学问题，源于自以为是。所以，由自以为是哲学根本问题所决定，自以为是乃中国现代社会之基本问题，坚持自以为是则必然走向以非为是、自欺欺人。诉求儒学以解决中国现代社会基本问题，是以儒学进行的批判与自我批判，从而以孔子“和中为是”之哲学思想，引领中国及西方文化步出自以为是，文明以止，化成天下。

关健词：基本问题   自以为是 和中为是 损益之道 

                 一、自以为是乃中国现代社会之基本问题

    把中国现代社会问题归结为文化问题从而诉求儒学而解决之，形成了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复兴儒学的理论思潮。其中虽不无肢解之嫌，然而，问题更在于，对其把中国现代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之归结为文化问题的思想理路进行反思，则会发现，这种植根于西化思想理路与历史进路所产生的社会问题乃源于西方哲学根本问题。哲学乃文化之根，产生社会及文化问题之本质性原因，是支撑这个社会及文化的哲学，源于哲学没有解决之根本问题。所以，推定中国现代社会问题，正确的思想理路只能是进行哲学反思以推定问题之根本性质，以解决哲学问题为逻辑起点，进而解决与现代社会相关之所有文化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现代社会问题。由上述哲学理路所决定，儒学诉求之本质性在于其必须解决哲学根本问题从而对中国现代社会问题进行反思批判，此乃复兴儒学根本意义之所在并由此使儒学得以真正复兴。儒学由“独尊儒术”走上历史舞台，由“打倒孔家店”退出历史舞台，[1]这一历史进路使儒学复兴决定于其反思批判之思想能力，决定于儒学能否对走上舞台到退出舞台之历史与逻辑进行理论推定，论证重新走上历史舞台之必然性。儒学在批判与自我批判中获得复兴之合法性，为儒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2]之理论推定所承诺，是孔子儒学思想体系之自在自为。所以，诉求于道德学说之儒学复兴，乃本末倒置，是回避中国现代社会问题之本质。只有在哲学根源上推定中国现代社会问题之本质，才能标本兼治，在解决本质问题之根本性上使儒学复兴。

    哲学进路使之在本质上对形成中国现代社会问题之原因进行推定，哲学承诺与推定的自在自为，使之把中国现代社会问题归结为哲学问题，亦即社会问题与哲学问题的统一。显然，由历史与逻辑之统一所决定，中国现代社会问题源于“全盘西化”，从而把问题归结于西方文化之根即哲学思想逻辑之中，最终把原因归结为西方哲学难能解决的哲学根本问题。西方哲学史及其思想原理表明，哲学是对自以为是的自觉与反思的思想理论学说，哲学力图使人类走出自以为是。[3]但是，因为西方哲学陷入“自以为是怪圈”——力图走出前人的自以为是而形成了新的自以为是，因而出现了众多的哲学理论与浩如烟海的文献。苏格拉底哲学首先承诺了对自以为是的自觉与反思，人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无知，以避免自以为是，乃苏格拉底对前苏格拉底哲学之自以为是进行的深邃反思。苏格拉底哲学之深刻性在于对人性的自以为是之洞察，并以“苏格拉底之死”宣告了古希腊理性与雅典民主的自以为是。西方哲学史表明，从后苏格拉底哲学开始，西方哲学陷在柏拉图设定的“理念论”的“自以为是怪圈”中不能自拔，最终以哲学根本问题的自在性表明西方哲学不能解决自以为是问题，使自以为是成为哲学根本问题而导至“哲学的终结”，从而出现后现代主义之自以为是。[4]由于西方文化无法解决自以为是问题，必然各行其是，使经济主义、多元主义、个人主义、虚无主义、宗教主义泛滥成灾，形成了自以为是、以非为是与自欺欺人的西方现代社会问题，并以强势影响中国，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自以为是、以非为是与自欺欺人的现代社会问题。所以，哲学不能解决自以为是根本问题使所有理论推定只能自以为是，从而形成了自以为是的人类文化。所有社会问题乃因于自以为是的哲学，自以为是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星球文明的基本问题。

    本质决定了问题之必然性，使问题贯通对本质进行解读的哲学理路并在历史中生成哲学问题及其逻辑。现实问题由历史生成并自在于历史之中，使问题的现实与历史性、解决问题的理路与生成问题的本质呈现为逻辑统一性。自以为是哲学根本问题虽然呈现于现代，然而，其乃生成并积淀于历史之中。西方哲学史表明，为走出自以为是而进行是其所是的推定是哲学要实现的理论目的，其“是”之所是的自为与自在的统一，使哲学具有理性的本质性意义。所以，自以为是的自为与自在的统一使其成为哲学根本问题，由此生成西方哲学并使其终结。由此表明哲学学科的特质乃基于自以为是之根本问题，对自以为是的自觉成为哲学的起点，弗能解决或者解决了自以为是问题，是哲学的终点。

    解决哲学根本问题的思想理路因于产生问题的本质性，其使哲学推定在本质上回到本质所自在问题的历史与逻辑之统一性中，哲学问题的本质性自在于本体之中并因此形成了所有哲学问题。所以，自以为是的本质性自在于本体之中并限定主体因此成为一切问题的根本问题，自以为是问题的根本性使解决所有问题的理路归于哲学，只能于哲学批判中发现并解决问题。因此，解决中国现代社会问题，只能着力于自以为是之哲学根本问题，任何回避哲学的方案——诸如有关政治体制、经济制度改革、有关司法体系建设、有关和谐社会之道德诉求与宗教诉求等，尽管这些方案非常重要，然而，因为其理论产生于没有解决根本问题的自以为是的哲学，所以首先需要在问题的本质性上解决自身理论的自以为是问题，否则，只能在自以为是的问题形式中走向以非为是、自欺欺人。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表明，中国现代社会的问题产生于西方哲学无力解决的自以为是根本问题，从而以“摸着石头过河” 陷入自以为是，进而走向以非为是、自欺欺人。

    由自以为是哲学问题之根本性质所决定，不能解决自以为是问题的西方后现代思潮愈发自以为是、 以非为是，而中国的现代理论思潮也不能不深陷自以为是、以非为是，由此所引发的所谓改革，亦必然走向自欺欺人，而深陷其中的所谓传统文化及儒学诉求，亦只能以形形色色的理论思潮与自以为是的价值取向遮蔽问题之本质。由于中国现代哲学支撑的社会遮蔽了自以为是根本问题，随着问题的积累，引发了全民族的道德文化素质问题，使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自以为是、以非为是与自欺欺人。所以，由自以为是哲学根本问题所决定，反思与批判自身的自以为是、以非为是与自欺欺人，应当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自觉。问题表明，长期以来的自以为是哲学灌输及文化教育，几乎使中华民族都陷入自以为是，所以，仅仅指向政治体制的反思与批判，不但自以为是，而且自欺欺人，只能把中华民族推向历史的深渊。对自以为是根本问题的反思与批判应该是民族性的，只有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走出自以为是，才能形成民族凝聚力，才能使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中华民族不应在自以为是、以非为是与自欺欺人的进路中给自己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从而给后代埋下数不清的祸根。中国的生态破坏、资源浪费及越来越严重的腐败表明，现代生存能力乃基于对后代生存权力之剥夺，这个时代已经在自欺欺人的道路上越陷越深。

                       二、步出自以为是之历史误区

    为了避免理性之自以为是而把理性推定为哲学理论形态，使哲学之历史与逻辑统一于自以为是问题。因为哲学不能解决自以为是之根本问题，所以必然逻辑地于现代产生社会及文化之基本问题。对于中国文化而言，自以为是根本问题的存在决定了儒学走上历史舞台与退出历史舞台之逻辑统一性，由此进行的反思表明，虽然中国现代社会的自以为是源于西方哲学根本问题，然而在历史与逻辑之统一性上，则生成于后儒“知丘罪丘”的历史进路，[5]自以为是之“知丘”，最终以“罪丘”否定之，从而开始了西化的自以为是。可见，诉求儒学，首先需要对后儒之自以为是进行反思批判，正本清源，进而对西化之自以为是的本质性进行一以贯之的哲学推定，才能以儒学的“和中为是”彻底解决自以为是哲学根本问题，进而解决中国现代社会及人类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对西方的哲学进路与孔子儒学进行“一以贯之”的理论推定表明，如果说苏格拉底哲学开创了对自以为是的自觉与反思，那么，孔子儒学则以对自以为是进行的批判并以《易》之“和中为是”解决了自以为是问题，从而“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儒学史表明，后儒“以《易》疑丘”，歧解了孔子思想，[6]遮蔽了“和中为是”的思想原理及异化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儒学思想体系。所以，如果以自以为是之汉宋后儒所建构的儒学应对中国现代社会问题，不但遮蔽了自以为是哲学根本问题，而且必然走上以非为是，所产生的结果亦只能自欺欺人。

    中华民族是“生生不息”、“厚德载物”之民族，但是，由于后儒误解孔子，产生了“知丘罪丘”、“以《易》疑丘”等问题，最终使儒学退出历史舞台，步入了西化的历史进路，从而受限于自以为是的西方文化与哲学。现代中华民族要“生生不息”、“厚德载物”，只能在“以《易》知丘”[7]的理路中把握“和中为是”的哲学思想，批判现代文明的自以为是，步出西化的误区。儒学复兴的历史进路将表明，“和中为是”的文化架构将使中国步入《易》所推定的化成天下之路，以对西方文化的“中和贯通”，引领人类文明。

    历史表明，多少罪恶假儒学之名而行之，使儒学为历史顶替了太多罪恶。由中国现代社会的自以为是、以非为是所决定，自欺欺人地用儒学掩饰中国的现代社会问题，产生了对儒学的庸俗化、宗教化歧解与运用。自以为是问题的自在性，使之必须批判回避根本问题而假以儒学的无耻用心。[8]通过批判，明确复兴儒学所能实现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

    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乃文化之目的，此谓“文明以止”。[9]因不能一以贯之地解决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问题，西方文化因此产生了哲学、科学、宗教三种文化形式而弗能“文明以止”，从而使以西方文化为主流的人类文明，诉求于哲学而走向自以为是，诉求于唯科学主义而走向以非为是，诉求于宗教而走向自欺欺人。西方文化表明，其文明之成就，仅仅“刚好足以意识到自己的无知”，[10]以“无知”所建构的西方文明则不能不是“自以为是”，而融入这种“自以为是”文明的现代中国则不能不是“以非为是”，明知“以非为是”却“自以为是”，则只能“自欺欺人”。所以，解决中国现代社会问题，如果仍囤于西方哲学、唯科学主义与宗教诉求，其不能不是自以为是、以非为是与自欺欺人。“自以为是”必然“以非为是”，而“以非为是”则必然“自欺欺人”。因此，中华民族应当对西方哲学智慧进行批判反思，扬弃“自以为是”的哲学，选择“和中为是”的儒学智慧。

    由哲学根本问题所决定，这是一个自以为是的时代。由于失缺对自以为是的自觉与反思，使自以为是成为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中国现代社会的自以为是主要表现为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在其自以为是的本质性上则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及个人主义的以非为是必然走上极权主义，自由主义及个人主义只有在极权主义的权威中才能彻底实现，为实现个人主义的极权主义则不能不“以非为是”，直至不择手段。[11]中国虽然经过改革已融入国际社会，但是，因为没有对自以为是、以非为是进行反思批判，使社会价值取向摇摆于极权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由于在文化上失缺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改革的盲目性产生了文化沙漠，使之极权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所有努力，则不能不自以为是、以非为是，其所谓的哲学、科学及宗教诉求，则不能不自欺欺人。所以，中国现代社会的自以为是、以非为是与自欺欺人已成为严峻问题，需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哲学智慧。由自以为是哲学根本问题的自在自为所决定，只有儒学智慧能够使中华民族及人类走出自以为是。

    儒学表明，经由孔子推定之《易》经，其以“和中为是”思想原理，使理性步出了自以为是，从而形成了和中内化的哲学智慧。然而，由于孔子儒学被后儒异化，需要对其正本清源，所反思的哲学理路，是把走出自以为是，作为复兴儒学的逻辑起点。由此决定了在文化本质上理解儒学，则显得十分重要。于本质上理解儒学文化，首先需要把握儒学的文化定义，这是解决中国现代文化问题的必要前题。《易》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2]“贲”，饰也。按照《易》理，能够化成天下的文明，称为文化。“文明以止”即文明“化成天下”所生之文饰，以文明之而止于至善。文明是文化之显现，文而饰之，文明也。由《易》可知，中国的现代社会问题一方面产生于弗能化成天下之文饰即西方文明，另一方面则出于对孔子纂《易》之误解，使“以《易》疑丘”成为儒学的基本问题。[13]按照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以《易》疑丘”使“和中为是”的《易》学思想原理为后儒所遮蔽，从而使“以《易》知丘” 成为儒学的核心问题。[14]《易》理表明，在哲学本体论、主体论与价值论的统一性上，通过“以《易》知丘”完成“和中为是”哲学原理之外化，[15]其承诺的哲学体系为“形而中论”。推定表明，“形而中论”是“和中内化”的哲学，所进行的外化，是其承诺与推定的形式化之完成。[16]

                       三、“和中为是”与损益之道

    西方哲学的自以为是表现为本体论困境，这个困境表明，主体所建构的所有文化形式，都没有可靠的本体论支持，所有寻求唯一的、绝对的、独立的本体之哲学努力都是徒劳的，所有“是”其所是的哲学推定，都是自以为是。《易》之“形而中论”表明，不存在唯一的、绝对的、独立的本体，而人类赖以建构所有文化之本体，乃自然界之“生生”，“生生”是“存在”的本质，“存在”以“生生”为存在。人之所“是”之是，乃“生生”之是，“是”即“生生”，“生生”乃本体之“命”而为主体所“命”之。人的主体性表明，其自身以“生生”为存在，“生生”乃主体所“命”而为本体之“命”所“生生”。所以，本体之命与主体之命为“生生”所“命”而“命”之为“生生”， 故“生生之谓易”。[17]

    本体与主体之“命”“中和”为“生生”，所“命”本体之“生生”，乃“本体和中”；所“命”主体之“生生”， 乃“主体中和”，[18]此以“生生”“穷理尽性”[19]者也。主体以“生生”中和于“命”，为“生命”之“生生”，乃价值取向于生命之终极关怀，此谓“以至于命”[20]。所以，“生生”乃“和中为是”，“和中为是”使人类“穷理尽性以至于命”。[21]是故，《易》所推定之主体，乃“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22]其主体性乃“形而中主体之谓神”[23]。主体通过“形神中和”而“厚德载物”[24]、“生生不息。”[25]主体实现之“生生”，乃本体论、体论与价值论之中和，而人类所建构的所有文化，只能“中和”于“生生”而“命”之“生生”，才能“恒以一德”[26]而所是其是。是故“恒以一德”之“恒”者，“生生”之所成也；“以”者，恒以“生生”也；“一者”，“生生”之恒也；“德”者，得而行之“生生”之恒道也。是故，“恒以一德”乃孔子“予一以贯之”之所成也。[27]

    《易》之“和中为是”通过推定“中和八卦”的“生生”之“象”而实现。《易》曰：“易有大恒，是生两仪，两仪生四马，四马生八卦，八卦生吉凶，吉凶生六业。”[28]此为《易》之“大恒六业”。“大恒六业”是对《说卦传》之“和中为是”所作之理论概括。“四马”即“四象”，乃天地定位之“先天之象”，即《说卦传》“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之“先天四象”， “先天四象”乃天地“生生”大化之源，为万物“生生”之本体。因“先天而天弗违”，[29]故主体不能把握“先天四象”，只能把握由“先天四象”生出的“中天四象”即“中天八卦”，[30]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中和”性，[31]以“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的“生生”性，推定了主体和中之道，“是故《易》逆数也”[32]承诺了天地损益之《易》理，[33]由“八卦生吉凶，吉凶生六业”推定了《易》之损益之道。“生生”而有“损”“益”，“损益”乃天地人之恒道，主体“以至于命”之“生生”，需要避“损”行“益”。为此，《易》以天地之“生生”推定四时之损益，为人道之“生生”推定人生之“损益”，由“逆数三索”给出《咸》、《未济》、《益》之“益道三卦”，[34]人生之益由少年始，中年不懈而老年益。[35]

《易》表明，孔子通过对《易》“同途而殊归”[36]之转化，“求其德”使《易》成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经典。“和中为是”之“生生”而生“损益”，使孔子殊为重视损益之道：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则喟然而叹。子夏避席而问曰：夫子何为叹？   孔子曰：“夫自损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叹也！”子夏曰：“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 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尝得久也，夫学者以虚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满，则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尧履天子之位，犹允恭以持之，虚静以待之，故百载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藏而满意，穷高而不衰，故当时而亏败，迄今而逾恶，是非损益之征与？吾故曰：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丰明而动故能大，苟大则亏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是以圣人不敢当盛。升与而遇三人则下，二人则轼，调其盈虚，故能长久也。子夏曰：善，请终身颂之。[37]

    中国现代社会的自以为是与以非为是可谓“自损者益，自益者缺”，“自损者益”使中华民族的素质越来越损，已损至底线。“自益者缺”则需要能够使中国走出自以为是与以非为是的“和中为是”之哲学智慧。《易》之“和中为是”，乃以“四时行焉，百物生焉”[38]、“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之“天地损益”为本体，推定了“人道损益”之理。“夫学者以虚受之，故曰得”，“得”而“以虚受之”者，德也。“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39]《咸》卦表明，《咸》为“益道”之始，“益”之“得”即“以崇德也”，[40]其以“以虚受人”的主在性而“利用安身”、“穷神知化”，[41]“以虚受人”的客在性使“道弥益而身弥损，夫学者损其自多”，[42]天下之善言入其耳“故能成其满”，[43] “允恭以持之，虚静以待之”乃“和中为是”之为政之道，与“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44]具有承诺与推定之统一。显然，“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自藏而满意，穷高而不衰”、“自满而无极，亢意而不节”，[45]乃自以为是、以非为是，“迄今而逾恶，是非损益之征与？”而“持满”之谓者，无过于当代之“盛世”说，“凡持满而能久者，未尝有也”，[46]是故“圣人不敢当盛”。“调其盈虚，不令自满，所以能久矣”，[47]所谓“盛世”之自以为是，可以休矣！

    综上所述，中国现代社会深陷自以为是，极其需要《易》之“和中为是”与“损益之道”，以引领中华民族走出自以为是，历史在呼唤儒学之复兴。问题表明，中国现代社会之自以为是、以非为是与自欺欺人已使中华民族处于何去何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历史正在考验中华民族之智慧。虽然孔子儒学为中华民族提供了走出自以为是、以非为是及自欺欺人之睿智，但是，由于后儒“知丘罪丘”之误解与现代之全盘否定——直至对孔子扒坟毁墓，使儒学之复兴，只能置于批判与自我批判，从而以博大精深之儒学思想能力，解决哲学及文化问题。现代性之儒学复兴，需要以哲学为基础，在批判与自我批判中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能力，乃儒学复兴之理性自为。然而，必须清醒的是，虽然儒学复兴乃历史之必然，但是，由自以为是、以非为是与自欺欺人所决定，复兴儒学的进程将充满阻力。儒学复兴中所产生的“表象化”、[48]“宗教化”[49]与“庸俗宗教化”[50]表明，“一旦历史被挟入风雨飘摇不堪重负的贼船，航道湍急满布险滩，此时，要纠正历史的方向，却极为艰难。显然，唯一的办法是弃船游泳，重新上岸。然而，那些丧失了游泳天性的既得利益者、养尊处优者和麻木不仁者，他们宁愿把历史拖向灾难的深渊，也不肯弃船。”[51]

是故，儒学复兴，任重而道远。

注 释

[1] 鞠曦：《论儒学的根本、基本与核心问题》，《恒道》（第五辑）。http://www.confucius2000.com/writer/juxi.htm。

[2] 《说卦传》。

[3] 鞠曦：《哲学、哲学问题与中西哲学》，《恒道》（第四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1页。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2531。

[4] 主要理论形式是“解构主义”与“解释学”等，在本体论意义上，这些理论不能成为哲学。哲学在西方，已然终结。

[5] 鞠曦：《论儒学的根本、基本与核心问题》，《恒道》（第五辑）。http://www.confucius2000.com/writer/juxi.htm。

[6] 鞠曦：《论儒学的根本、基本与核心问题》，《恒道》（第五辑）。http://www.confucius2000.com/writer/juxi.htm。

[7] 鞠曦：《论儒学的根本、基本与核心问题》，《恒道》（第五辑）。http://www.confucius2000.com/writer/juxi.htm。

[8] 参见余“国家级学术垃圾：中国文化无耻论——《于丹〈论语〉心得》批判（卷一）”（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2932）；“国家级学术垃圾：无耻的“心灵淡定——《于丹〈论语〉心得》批判（卷二）”（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2980）；“国家级学术垃圾：无耻的“心灵悠游”——《于丹〈论语〉心得》批判（卷三）”（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3014）及后续文字。

[9]《易?贲?彖》。

[10] 关于“无知”，现代西方科学家刘易斯?托马斯进行了如下表述：“论理，现在应该是人类心智的黄金时代。可事情不是这样。各种各样的事情似乎都证明是错了的，一个世纪都从我们的指头上滑了过去，差不多什么诺言都没有兑现。我不想就此猜测我们文化悲哀的所有原因，甚至不想猜测其中最重要的那些原因。但我们可以想见我们的一个错处，这错处还在蚕食侵蚀着我们：我们关于自己知之甚少。关于我们如何运作，占什么位置。最要紧的是关于我们扎根其中作为工作部件这个巨大的、不可思议的生命系统，我们是无知的。我们并不了解自然，一点都不了解。我们是有了长足的进展，但刚好足以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刘易斯?托马斯：《水母与蜗牛》，李绍明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36页。）

[11] 如“反右”、“文化大革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

[12] 《易?贲?彖》。

[13] 鞠曦：《论儒学的根本、基本与核心问题》，《恒道》（第五辑）。http://www.confucius2000.com/writer/juxi.htm。

[14] 鞠曦：《论儒学的根本、基本与核心问题》，《恒道》（第五辑）。http://www.confucius2000.com/writer/juxi.htm。

[15] 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118-138页。

[16] 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157-183页。

[17]《系辞传》。

[18] 鞠曦：《〈易〉经理论体系与〈说卦传〉──“易道生生”和“本体和中”》，《第十四届周易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http://www.confucius2000.com/writer/juxi.htm。

[19] 《说卦传》。

[20] 《说卦传》。

[21] 鞠曦：《哲学、哲学问题与中西哲学》，《恒道》（第四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1页。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2531。

[22] 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162页。

[23] 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242页。

[24]《易?坤?象》。

[25]《易?乾?象》。

[26] 《系辞传》。

[27] 《论语?卫灵公》。

[28] 《帛书易》。

[29] 《乾?文言》。

[30] 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150页。

[31] 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162页。

[32]《说卦传》。

[33] 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198页。

[34] 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208页。

[35] 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177页。

[36]《帛书要》。

[37] 《说苑?敬慎》。

[38] 《论语?阳货》。

[39] 《易?咸?象》。

[40] 《系辞传》。

[41] 《系辞传》。

[42] 《孔子家语?六本》。

[43] 《孔子家语?六本》。

[44] 《论语?尧曰》。

[45] 《孔子家语?六本》。

[46] 《孔子家语?六本》。

[47] 《孔子家语?六本》。

[48]所谓“表象化”，其代表形式是孔子故里之政府“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祭孔”、拟建设“中国文化标志城”等活动，其不但扭曲了儒学复兴的本质意义，而且没有道德之诚意，不可不谓自欺欺人。余以为，没有对“批林批孔”给出正本清源之判释、没有对扒坟毁墓进行道歉之前的所有政府行为，都是自以为是、以非为是，都是自欺欺人。

[49]所谓“宗教化”，其以陈明的“即用见体”和“公民宗教说”为主要代表形式。见陈明：《文化的政治：陈明的即用见体与公民宗教说》（http://www.yuandao.com/dispbbs.asp?BoardID=2&ID=27341&replyID=68186&skin=1，http://www.da1t.com/bbs/show.asp?id=533）。

[50] 所谓“庸俗宗教化”，其以于丹的“心灵鸡汤”为主要代表形式。见于丹：《于丹〈论语〉心得》，中华书局2006年11月北京第1版。

[51] 鞠曦：《中国儒教史批判》，《自序》。中国经济文化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