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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烈:中国文化,不能再“失魂落魄”

2017-04-21 09:36:00  作者:何春中  来源:中国青年报

  名家简介

  楼宇烈,浙江省嵊县人,1934年生于杭州。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著作有《中国的品格》《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等,古籍整理有《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王弼集校释》《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等。

  楼宇烈自196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一直致力于中国哲学史和佛教的教学与研究;他积六十余年对中国文化研究与体悟的底蕴,近年来尤为注重面向公众梳理与普及国学精粹。

  导读

  用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楼宇烈先生的话来说,中国近百年来,在文化上曾经“失魂落魄”,而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国家战略的今天,对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是一个真正需要重新反思、探讨和评价的时候,并要对它作出一个新的评价来。楼先生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的“深访谈”中,从许多方面对中华传统文化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楼先生认为,我们再也不能“失魂落魄”了,而是应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满自信,并结合社会现实和时代需要进行创新性继承和创造性发展。楼先生鲜明地指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更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上个世纪百年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中国人离不开自己的文化,只有具有坚实、鲜明的中华文化传统的现代化中国,才能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的文化为什么曾经“失魂落魄”

  记者:您的祖籍是浙江的?

  楼宇烈:我老家在浙江嵊县,出生不久,就到了上海。在上海从幼儿园到小学,一直上到高中。

  记者:等于您是在上海长大的。

  楼宇烈:对,就是在上海长大的,整个中小学,我都是在上海受的教育。

  记者:后来考到北大哲学系。

  楼宇烈:我1955年进北大,到现在已超过60年。

  记者:您在北大坚守了60多年。

  楼宇烈:从上海到北大读书,再到留校在北大工作,没有离开过北大。

  记者: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主席来到历史文化名城山东曲阜,参观考察孔府、孔子研究院并同专家学者座谈。他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必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4年“五四”青年节,他到北大与当时已87岁的国学泰斗汤一介促膝交谈,了解《儒藏》编纂情况。同年,习近平出席孔子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表讲话,对于国家最高领导人来说,这尚属首次。习近平为何如此重视传统文化、重视孔子?您认为有何深意?

  楼宇烈:2014年,习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发表了讲话,其中,他就讲到了人类面临的几大难题。虽然是人类的共同难题,其实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一个写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治国理政的智慧,对于解决这样一些难题,是有启发和帮助的。

  新文化运动一百年来,我们对传统文化是不是应该有一种反思?而且怎么样能够把中华传统文化中那些优秀的,尤其是关于如何做人的这样一种精神继承和发扬起来,对于今天的社会管理、治理腐败,解决信仰缺失、道德滑坡,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深远意义。

  记者: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尽管其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但中华文化的“自信力”、文化的“根”,这一百年来用您以前的话讲,似乎“失魂落魄”了,为什么?

  楼宇烈:这一百年来,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许多人从正面加以否定,比如最突出的,就是对“礼教”的批判。当然这个批判,有它的历史原因。因为当时我们认为这个国家落后,原因就在于制度,所以先后进行过两次制度改革。一次是戊戌变法,想走君主立宪的道路,没走通;另一次是辛亥革命,想走共和制的道路,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让军阀篡夺了,最终还是没有成功。

  于是,又开始追究文化的根源,觉得中国人宗法的、血缘的观念太浓厚,认为不把宗法血缘的观念改变,就很难完全改变传统的政治制度。

  实际上,当时我们一直批判“礼教”,并没有看到它也有两方面作用:一方面它是有束缚性的,另一方面它也可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亲情关系,也就是说构建一种比较和谐的社会秩序。当时没有“顾及”到这个,就基本上把它彻底否定了。

  再有,我为什么说我们的文化曾经“失魂落魄”呢?主要是因为当时从观念上来讲,总觉得西方是现代化的一个样板,西化就是现代化,把西化当成现代化,什么东西都要向西方学习。

  我们有没有冷静地思考过:中国文化从价值观念,到思维方法、生活习俗、信仰等方面跟西方的差异何在?这种差异里面有没有各自的优缺点?只看到西方的都是优的、好的,我们传统的都是糟粕、落后的,所以包括对我们整个的文化结构,特别是一些观念上的东西,都进行了批判,甚至于把它解构掉了。

  “我们征服了自然,丧失了人的自信”

  记者: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上个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的一场影响深远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这场论战虽然已经过去90年了,然而论战涉及的问题直到今天也不能说已经彻底澄清了。论战所提出的问题,今天仍然是思想文化领域、哲学领域的前沿课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楼宇烈:科玄论战,实际也就是“科学人生观”的问题,即人生观的问题是不是用科学就能解决?当时讨论的主要就是这个问题。

  有一批科学主义者就认为,现在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包括人生观在内,都可以用科学的方法解决。

  还有一批人则认为,科学可以解决我们对物质世界的认识,改变物质世界,但对于人生观问题,还需要用玄学——所谓的玄学嘛,就包括了哲学、宗教等人文的东西才能解决。

  这个问题当时就争论不休,最终也没有达成共识,所以一直是在那悬置着。后来实际上就是科学占据了主导地位,并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

  记者:把科学与真理等同。

  楼宇烈:对,许多人往往认为科学就绝对是正确的。对于传统文化上一些很有价值的思维方式,比如对立统一的思想,我们给抛掉了。用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我们看问题就会割裂来看,而不是一种整体观来观照。

  体现在对中医的认识上面,是比较典型的。有些人认为中医好像是不科学的、是模糊的,没有定量、定性的分析,其实正因为中医把人看成一个整体的生命,强调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来治疗。如果用科学的思维方式,也把这一套中国人传统的、非常重要的中医思维模式给“反思”掉,则我们的文化真的是“失魂落魄”了。

  记者:回过头来看,这种偏激、激进的反思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电视片《河殇》的主题中,都有所体现。

  楼宇烈:《河殇》进一步反思我们的文明,反思黄色文明和蓝色文明的差异,认为我们要抛弃黄色文明,拥抱蓝色文明。我觉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现在应该是一个真正需要重新来反思和探讨、评价的时候了,并要对它作出一个新的评价来。

  另外,西方科学的发展也提出了这个问题。19世纪末,人们发现旧有的经典理论无法解释微观系统,也就是说已经很难解释我们认识到的所谓客观世界了。

  记者:特别是随着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的发展。

  楼宇烈: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的发展,让我们对整个世界的认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让我们看到了人类认识世界不是一种单一的理性思维。理性智慧的道路,不是仅仅通过理性地、逻辑地、分析地、定量定性地去认识。同样还有一条道路,就是一种直观地、直觉地认识世界的道路。

  尤其到20世纪后期,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对于世界的认识可以有两条并行的道路,一条是理性的,一条是直觉的,而且对世界的认识可以达到同样的结果,且并不矛盾。

  记者:按照量子力学海森伯的“测不准”原理,一个基本粒子,不能同时测定它的位置和动量,因此具有不确定性。那您觉得按照科学理论,像欧洲的电子对撞机,一直在寻找“上帝粒子”,要找到最初的“第一因”,您认为通过科学的方法能找到“上帝粒子”吗?

  楼宇烈:找到最后就是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东西。牛顿晚年不是也是寻找宇宙的“第一推动力”吗?西方的文化或者科学里面,过分地注重必然性,认为任何一个东西出现,一定有另一个必然的东西。于是,追追追,追到最后,在哪儿呢?找不着了,就只能找到上帝那儿去了,寄托于一个不可知的力量。

  记者:西方文明特别是科学发展到今天,乃至于科学上非常前沿的弦理论,许多有识之士都在反思西方的文明到底能把人类带向何处?是霍根笔下的“科学的终结”,还是亨廷顿书中“文明的冲突”?现在来看,今天环境的污染、人心道德的滑坡等等,事实上,这些都已引起世界各国有识之士的关注探寻解决问题之道。

  楼宇烈:我用两句话来概括一下:“我们征服了自然,丧失了人的自信”,“享受了物质,丢掉了心灵”。今天,我们需要重新树立起中华文化的自信心,坚持我们的文化主体意识,就知道应该吸收什么,就不会盲目、不会困惑了。

  西方文化中,那种还原、分析的方法我们也要学,但是不能把它同中国文化中的整体观、整体论对立起来,认为只有分析的方法才是进步的、是好的、是科学的。我们不要把理性思维、理性的智慧跟直觉的思维、直觉的智慧对立起来,更不能认为,人类的发展就是越来越理性,而不再需要人类的情感。

  记者:这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比如说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怎么能给它量化并作定性分析?

  楼宇烈:没办法分析,既不能简单地肯定,也不能简单地否定。首先要去了解它,学习它,找回自信。然后就坚定自己的主体。

责任编辑: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