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思潮在近代的兴起与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以及国人自信力的丧失这一状况紧密相关。鸦片战争以来，泱泱大国的中华备受西方列强的欺侮，随着国势的衰落，一些人对中国历史和文化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中国固有的文明被视为落后和保守的代表，全盘西化的说法甚嚣尘上，《公羊传》中“中国亦新夷狄也”的状态似乎从偶尔成为一种常态。 

　　面对生存危机，一些消极的人失去了抵抗的勇气，认为中国永无出头之日。“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面对晚清民国凋敝不堪的现状，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仍然保持着希望，他们从中国长期领先世界的历史和文化中看到中华民族必将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文化名人辜鸿铭基于民族的自尊与自信以及其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和观察（辜鸿铭早年曾求学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后热心学习中国经典，并在清末民初执教于北京大学），以英文撰写《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他指出：“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而“民族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其言下之意，与当时列强相比，中国不仅不逊色，而且有着独特的优势和复兴的可能性。 

　　辜鸿铭说法并非虚骄，而是有其深刻性，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在近代前所未有的时代大变局中保持中国的主体性。换言之，他希望经历现代转型之后的中国仍旧是中国，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是辜鸿铭这本小书的作者之意。 

　　基于类似的考虑，辛亥革命的先驱、国学大师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讲中，提出以“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以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等所谓国粹，唤起国人的爱国之心、救亡之念，并爱惜我们中国的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早年对孔子和《春秋》等儒家人物和经典的颇有微词不同，晚年的章太炎转而肯定孔子保存中国历史的贡献。 

　　孟子认为的孔子作《春秋》可以与大禹治水相比，章太炎从保存历史的角度认为孔子作《春秋》贡献比大禹治水还大，所谓“国之有史久远，则亡灭之难”，因而大禹治水救一时，《春秋》史著救万世。 

　　章太炎不仅从国学和历史中寻找自信，而且表现出了经世的态度，他对中国治理的复杂性有所认识，并试图从中国历史文化中汲取资源以因应时代变革。细读其《中华民国解》《代议然否论》等论文，可以发现与同时代人相比，他的观点因立足于中国传统更加深刻，更具历史穿透性。如针对当时社会上盛行的将读经、推崇古典文化的人视为顽固派、老冬烘的现象，章太炎撰写《论读经有利而无弊》加以反驳。 

　　章太炎提出“经学为修己治人之学”，真正会读经的人，不但不顽固，相反却通达权变；反倒是民国一些新派人物（如全盘西化论者），知道了几个舶来的新概念、新说法后，就自以为高人一等，天下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将举国之人视如鸟兽，不可同群，认为其他人见识浅薄、不足与语，甚至于见到亲戚故旧也故作高深、懒得搭理，脱离群众，脱离行动，沉迷在小圈子里自娱自乐。 

　　在章太炎看来，相对于新派人士对旧派人士冥顽不灵、食古不化的指责，新派人士本身显得过于食洋不化，反倒是真正的顽固，所谓“情志之顽固”。章太炎认为：“有知识之顽固者，泥古不化之谓也；有情志之顽固者，则在别树阶级，不与齐民同群，声音颜色，拒人于千里之外也。” 

　　《周易·屯卦》有云：“云雷屯，君子以经纶。”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注解此句为：“经谓经纬，纶谓绳纶，言君子法此屯象有为之时，以经纶天下约束于物，故云君子以经纶也。”此卦之精义在于君子当立足时代、刚健有为。对于《三国演义》开篇中的“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国人都耳熟能详。但遍观古今中外历史，这并非一个普适规律，而似乎只是一个独特的中国现象。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在具有中国这般规模、中国这般历史的实体中，西方有的就从没有合过，有些分过之后就再也没有合起来，有的合起来不过数百年而已。其实，在地理大发现以来，一直执牛耳的西欧各国从人口和疆域上仅相当于中国一个省，于此可见中国之复杂性。 

　　王国维认为在殷周制度之间中国有着一个巨大的制度转型，周从周文王到周武王再到周公、周成王，百年左右才完成；与此类似，周秦汉之间从封建到郡县的转型也是耗时长久，先是经历了战国纷争，再是秦朝的昙花一现，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基本完成。 

　　从晚清以来，从帝制到共和的转变转型，不亚于周秦汉之间从封建到郡县体制的转换，这一过程同样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在大一统前提下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就如同戴着镣铐跳舞，需要如烹小鲜般小心翼翼，战战兢兢，既要有宏观的视野，又要有充分的耐心。 

　　概而言之，从国学中寻找自信是民国知识分子在国势颓丧下的无奈之举。在中国规模和中国治理经验基础上，形成中国具有原创力和独特性的现代中国思想，为当下全球治理提供一个中国的方案，才是真正关键所在，也是国学的一个重要的时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