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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儒商与儒商精神

2017-10-11 10:25:00  作者:周生春 杨缨  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

  众所周知,儒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孔子的弟子子贡。但儒商这一名词起源于何时?何谓儒商?其含义历代有无变化?历史上儒商的精神又是什么?人们不仅语焉未详,且众说不一。本文拟通过对历史文献的分析,就上述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所言如有不当,敬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一、儒商的起源 

  儒商与儒将、儒医都是古今通行之词。

  儒将一词至迟在唐初即已出现。如唐人姚思廉所撰《陈书》,即将陈朝将领钱道戢称作“儒将钱道戢”。钱道戢“少以孝行着闻。及长,颇有材干”。钱道戢当以孝行着闻而被称作儒将。

  汉唐之间,儒臣统兵十分普遍,儒士、武将并无严格区分,所以儒将一词出现较晚。唐以下文武分流,文武兼备的儒将渐受重视,儒将一词始流行。所谓儒将,是指文儒之中有方略之士。其人“说礼乐而敦诗书”,颇具“权谋方略”,“智力权变”,即兼有“文雅方略”,“治戎安边,绰有心术”的“儒者之将”。

  儒医一词在南宋中叶即已出现。如按陆游《老学庵笔记》所载,南宋初临安大街已有“四世儒医陆太丞”的扁榜。家铉翁认为,“医学问之道也,近于儒,进则为儒矣”。“医为有益,故世或以儒医并称尊之”,儒医连用十分自然。尤其是宋代设立医学,开科取士,以致医者“术虽医而习则儒”,儒医一词在宋代的流行当与此有关。

  儒商在春秋、战国之际虽已出现,但儒商一词的出现却很晚。据笔者目前所知,文献中的“儒商”一目最早出现于清康熙间人杜浚所撰《汪时甫家传》中,其时约在1671-1687年之间。

  而与儒商义同的儒贾一词则至迟在嘉靖时即已出现。如汪道昆(1525-1593)所撰《范长君传》,即载范长君戒其二子,“第为儒贾,毋为贾儒”;所撰《程长公墓表》则载程长公(1500-1563)去世前戒其三子,“与其为贾儒,宁为儒贾”。可知当时儒贾已成为意义分明的专用词语。其后,有耿定向为程豪作《儒贾传(作于1598年之前)》。张鼐《寿汪雨翁太年伯八十序》云“翁少习儒,已为儒贾”。邹迪光《榆村程居士传》云“儒贾之利 十”。可见儒贾当时已成为一流行的专用词语。万历时,叶向高为程汝彦(1536-1608)作《封文林郎兰溪县知县程公墓志铭》,称其为“儒而贾”,并云“昔闻廉贾,未闻儒贾”。据此可知,儒贾一词当出现、流行于明嘉靖、万历之际。清顺治、康熙才出现“儒商”一词。

  儒贾一词在明嘉靖、万历之际出现并流行自有其原因。在中国,官员一向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享有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特权。从治生或举业的角度来说,学而优则仕是社会公认的首选治生途径,通过科举入仕是广大读书人的理想和目标。明代嘉靖、万历之际,商业发展迅速,书籍日益普及,人口不断增长,进入举业的读书人增加很多,但科举名额却未见相应增加。应试者日增,而举业出路有限,为谋生计,大批读书人只能弃儒而商,进入正在迅速发展商业领域。但早年的教育使其思想和行为方式都深受儒学的影响,这就使其理所当然地成为“儒贾”或“儒商”。而儒学的转向,特别是王学的兴起和士商互动,则使士商彼此认可,并使“弃儒而商”和“儒贾”成为流行话语。

  二、儒商的含义与所指的变化 

  嘉靖、万历及其后一段时期内,人们通常用儒贾来称呼与其含义相同的儒商。值得注意的是,时人在肯定儒贾的同时,又对儒贾持否定态度。如焦竑(1541-1620)为范濠所作《范长君本禹墓志铭》说,“世以儒贾,君以贾儒”,即批评“世以儒贾”。邹迪光《全节吴母田孺人传》和《榆村程居士传》则称赞吴母田氏子“以儒贾,不以贾贾,所至名蔚起”,直指“儒贾之利十,居士为德而如其贾,定收利十倍”,均肯定儒贾。

  无独有偶,时人对贾儒也是既肯定又否定。如以上所引焦竑之言即称赞范濠“世以儒贾,君以贾儒”,对贾儒加以肯定。而汪道昆(1525-1593)记范长君诫子语曰,“第为儒贾,毋为贾儒”;并声称“与其为贾儒,宁为儒贾”;又对贾儒持否定态度。

  出现以上现象的原因即在于儒与商、贾均具有多种含义。儒贾一词系由儒与贾二字组成,儒既可指治生之业和名义,亦可指行为方式、操行和内心。前者如黄凤翔《田亭草》卷15《杨公暨配薛氏墓志铭》有“再世业儒”说,黄居中《千顷斋初集》卷22《颜次公(-1598)配柯氏合葬墓志铭》有“儒名而贾心”一说。后者如江瓘在嘉靖己酉(1549)成书的《名医类案》卷1中,即称淮商朱枫野为“商而儒行者”。叶向高《程公墓志铭》云“儒而贾”的“儒贾” 程公(1536-1608),“即贾也,亦常操儒行”;耿定向《耿天台先生全集》卷16《儒贾传》则有“仁心为质,儒之行也”一语。

  贾既可指治生之业和名义,亦可指行为方式、操行和内心。前者如汪道昆《太函集》卷17《阜成篇》有“儒贾异业”说,卓发之《漉篱集》卷12《家传一》则有“所谓儒而名贾者”一语。后者如黄居中《千顷斋初集》卷22《孝友长公(1501-1534)曁配孝节李孺人(1505-1535)合葬墓志铭》有“贾行而士心”一语,黄居中有“儒名而贾心”说。儒商一词亦然。

  由于儒与商、贾具有上述两方面的含义,在肯定儒行、儒心和否定贾行、市心的时代,其组合而成的儒商、儒贾和贾儒也就具有了贬、褒和不贬不褒3方面的含义。

  不贬不褒的儒商、儒贾是指以儒和贾为业和名的儒和商。如赵志皋所撰《张公一桂(1540-1592)墓志铭》云,一桂父为贾,意不欲令一桂“徙业”。 一桂“请业儒不成,去而贾”。亡何,“举于乡”。其父“乃益大喜,谓儿能以儒贾”,即以儒(举业)为贾业。万历时人汤宾尹所说的“儒而贾,贾而儒”的“书贾”李一庵,则是贾为儒业。

  贬义的儒商、儒贾是指以儒为业和名之贾行、市心者,即儒中之商贾。如王世懋(1536-1588)批评说:“厚藏吝予,色庄行违,士之儒而贾者多矣”。耿定向指出:“世以儒命者,衒智钓奇有市心焉,儒而贾也”。黄居中、汪道昆亦对“儒名而贾心”,“儒而贾心,则滫也”的儒而贾持否定态度。

  褒义的儒商、儒贾则是指以商贾为业和名的儒行、儒心者,即儒者一样的商贾。如汪道昆即称淸贾程惟淸“托贾名,而饰儒行事”。耿定向指出:“仁心为质,儒之行也。贾而有是,不亦儒乎”。因而将“虽不废贾,然好儒益甚”,里人因咸称其为儒贾的程豪称作“儒贾”,并为之作《儒贾传》。

  贬义的贾儒指以儒为业和名而贾行、市心者,即商贾一样的儒者。如孔尚任(1648-1718)即将“丑扮书客蔡益所”,称作“贾儒”和“商秀”。

  褒义的贾儒指以商贾为业和名而儒行、儒心者,即商贾中之儒者。如温纯即指出石象(1511-1577)“尔业则商,尔行弗商”,“所谓商而儒者”。卓发之、王世懋(1536-1588)称世贾卓贤为“贾而儒者” ,即“所谓儒而名贾者”。汪道昆称程次公为“贾名而儒行者”。明刘康祉则为秀冈金君铭曰:“玉其衷而表珉迹,则贾儒厥心”。

  由上所述,可知儒贾(商)和贾儒既可以指以儒为贾业(如举业)和以贾为儒业(如书贾),有可指儒而贾行,和贾而儒行。儒贾(商)和贾儒词义能指虽多,但在实际运用中其所指的重点却是随时代而异的。

  从本人所见之资料来看,宋代以前,不见有人使用儒贾(商)和贾儒等词。

  宋以下,随着科举和书业的兴盛和从业者的大量增加,以儒为贾业,和以贾为儒业意义上的儒贾(商)和贾儒等用语开始出现。但这种意义上的儒贾(商)和贾儒不仅出现较晚,而且远不及含有贬褒意义的儒贾(商)和贾儒流行和引人瞩目。

  这是因为伦理和价值评判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

  嘉靖、万历以前,人们关注和批评的是儒而贾行者。如宋人陈淳(1159-1223)即指出:“夫缉时文,钓利禄之具”,“不待作也。作之者,贾儒也”。其所作所为“使圣贤明伦之重地,反为市廛乌合之渊薮”。当时,贾儒被用作贬义词,而不见有对贾(商)而儒行者的褒扬。

  自嘉靖、万历起,随着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和大批读书人弃儒而商,商贾而非士人成为社会的明星,人们对儒而贾行者批评增多,对商贾中之儒者的赞扬开始出现,且日渐流行。儒行的体现者儒商、儒贾越来越多的被用作褒义词,渐成以褒义为主的词语。这一现象表明,在社会迅速商业化和道德日益沦丧的同时,人们开始呼唤和强调士人,尤其是商贾的道德和商业伦理,以重建以儒家价值观为基础的道德规范、商业伦理和商业精神,促进商业和社会的良性发展。

  三、儒商的内涵与儒商精神 

  对于儒商和儒贾的概念,人们可以由不同的角度出发,作出不同的界定。在本文中,笔者将依靠可以搜集到的历史资料,通过归纳概括来界定这一概念。从本人目前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嘉靖、万历以来人们所说的儒贾(商)和贾儒主要是就其褒义而言的。概括来说,儒贾(商)、贾儒主要是指商贾之儒行者。

  具体来说,贾而儒行的概念可以说十分丰富。如耿定向认为,“扶义乐善,仁心为质,儒之行也。贾而有是,不亦儒乎”。其《儒贾传》所传儒贾程豪,“好儒”重文。“有郭今者尝游王文成门,谈良知学,子德恱而师之”。“与人交,必择贤者”。其人“恢豁”,“伟斡雅姿,识度夷旷,大类儒者”。“其为贾诚心平价,人乐趋赴”。为人仁义乐善,关心族党、乡里,热心社会公益工作。“岁侵,尝糜以哺闾阎之饿,而又椟以瘗道路之莩。出母钱贷人,贫不能偿,辄焚其劵”。尝在宗“祠旁辟庐舍,居族之贫”。又“立义仓、义塾,缮梁、除道,日费橐中装不惜”。其“好儒益甚”的结果,是“远近款其门者益众,斥奇赢振施之不厌,而财益阜,不数年且致千金”。“其为贾诚心平价” 的结果,是“人乐趋赴。赀渐起,市亦因以辐凑”。而难能可贵的是,他实现了儒行与贾业的统一和良性互动。因此之故,程豪居常训子姓曰“吾家世受什一,不事儒。自吾一染指,而士庶亲悦,贾且什倍。由是观之,儒何负于贾”。与程豪一样,其兄子仪“笃衷质行,不殊子德,人称为长者”。其人敦恂悌友,析产尽让诸弟。笃故振穷,岁饥贷粟无告乡邻,“口不儒谈,而深醇隠厚,居然儒者”。其季弟之子国用,“恂恂愿悫,以谨让称,亦贾之儒者”。按上所述,可知耿定向所说的儒贾(商)、贾儒,是指诚而仁心,好儒重文,关心亲友和乡里,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具有儒者风度,能做到儒行与贾业的统一和良性互动的商贾。

  明嘉靖、万历以来,有关儒贾的记载为数颇多。如叶向高纪即云程公(1536-1608)是“儒而贾” 的“儒贾”。其“贾也,亦常操儒行。所至病者予药,饥者予粟,缓急者予金钱青衿,而贫者予膏楮,未婚则经营予室”。尝拾金不昧。“生平慕说王文成,往来会稽辄拜其墓。逆旅坐小楼,日读其书,紬绎良知之说,时举以告人于身心性命之际若有悟者”。为人好儒,且能推己及人。

  汪道昆为程惟淸(1531-1588)所作传记称程为“淸贾”,“声利不入于其心,恂恂乎儒矣”。云程经商十年而成巨富,“诸贾人东向事之。惟所决筴,顾托贾名,而饰儒行事。父母昆弟无间言,丧兄弟若所生,抚诸孤若自出”。“以名教教子姓”,“以礼让闻四方”,并自言“吾志在儒不在贾”,亦好儒而孝友礼让。

  其为潘次君所作墓志云,次君名仕字惟信。其父服贾,晩岁倦游,次君力请行,以古之货殖者必因天时,乘地利,务转毂,与时逐,毋系一隅。于是以盐筴贾江淮,质剂贾建业,粟贾越,布贾吴。方其蚤计,人不及知,往往筴其必败,卒之赢得过当,皆自以为不如。次君以善丧诵闾里,孝顺善贾,倜傥有国士风。

  王世懋(1536-1588)、卓发之为“贾而儒者”之见斋卓君所作传记云,卓氏世贾,君父时家业中衰。“君为贾则大赢,五十年中屡什屡起,卒为富人。居贾之道仰取俯拾,居贱操奇,忍鸷以俟昂直,决不为人损一毛,乃君为贾独不然。嘉隆中岁两侵,斗米千钱,君稍平之,为减市价十之三。已又推其赢糜饿者,饿而死者棺埋之。人或迂君曰:‘奈何当侵岁而施,不虞竭乎?’君笑曰:‘吾以子钱施,譬贾亡赢耳。客奈何必吾赢也’。人或谓若储粟之谓何,公曰‘吾所以储非自封也,东家闭出饱欲死,西家闭入饥欲死,吾衷其间足矣’。性好善乐施,修桥、筑陂塘、设义学、助婚葬患难者无虚岁。贷而不能偿者,至焚券以示之”。“生平笃于孝友,抚诸弟使悉有宁居,而均其产,诸弟皆父事焉。慈爱诸子,多延名师教之。君虽内足于财,然生活简朴”。“为诗歌率胸怀多类宋儒者言。年老多智,人争重之,尊为祭酒三老云”。其人孝友仁慈,好善多智,关心乡里,尽力王事,居贾之道先义后利,仁在其中,堪称儒贾。

  王世贞为“贾而儒”蒋次公所作传云,“今夫取者,所以资予也;予者,所以保取也。故曰知予之为取则智,知取之为予则义,此二者仁之术也”。武林俗薄轻为徂,清源俗鸷悍,多贾易忌,广陵俗恌好奢,次公能尽得其情与百物之轻重,不受欺而以不欺行之,故终其身无偾事,益訾至累巨万。次公事嫂恭,抚伯氏子希文三稚子如已子。遇交知缓急,为之至倾橐。捐千金为大石梁数十丈,治驰道数十里,茂林深樾可憩者必亭之以息行旅。其厚于人伦,关心乡里,以仁义智贯穿为贾之道,且大获成功。王世贞因此感叹道“次公之于人伦厚矣,何必儒”。

  鲍应鳌所撰程次公传云,公姓程名杰,一意举子业,以父病不能卒业。父殁,伯兄与简遗赀仅二百缗,公独身走蜀,得羡息以幸完母币。为伯兄强归纔信宿,复驰之清源市,收布入滇,收价三倍,遂累高赀,家由此起。尝逢疫,或劝褰裳去之,公不忍,为一一疗治,愈而公竟不染。公奉养太孺人务得其欢,宗党称其孝。与兄异产治生,而公所受赀息逾五倍,悉与祯等中分,不隐锱铢,乡人称其让。母舅贫,养之终身,胤絶,为外王父捐三十缗,人主于汪氏祠,得不为若敖氏馁,里人称其义。一以信义行之,人心归往,财利辐辏,更倍于他贾。广陵窭人所负悉为折劵不责偿。又再捐赀治石梁,人至今德之。公晚年自家及乡慕善无厌,尝那金为祖茔遍立丰碑。岁必率子姓以一杯浇。河水为患,岁伤人,石堤以工力大莫敢任,公抱病董其事,堤成而河水不害邑。社仓之建,公首代捐二十缗倡,里人为积榖百石有奇,故社仓独公里得食其实。族建宗祠,公率侄共捐五百金为助。其人孝义礼让,热心公益事业,虽以贾起家,一以信义行之,而精神常在儒。

  其所记族叔南川翁勇于赴义,曾出金以助筑城,出榖赈灾,于孝友、敦厚、廉义、无私者日孜孜焉。翁雅志儒术,与人子言则依于孝,与人父言则依于慈,与人兄言则依于孝友,人见其恂恂雅步,而逡逡道辞,絶无市嚣态心,言动固恂恂儒也。其人好儒,具儒者风范,敦族谊,修邻好,厚故旧,恤孤弱,热心公益事业,乃儒而贾,鞠躬君子。

  黄凤翔为杨宗叙所作墓志云,公乃贾而儒,好行其德,家居孝友。杨氏再世业儒,弗售,家寖落。公身服贾供父母。俯拾仰取,薄饮食,忍嗜欲,所赢得过当。然耻奸富,不屑为驵侩骛趋,第躬修勤啬,时积聚已耳。阛阓中人望见公逡逡忠厚长者也,不忍用智数尝公,公赀日益起,数年之间几致千金。令尹公领乡荐,公端意本业,而服素茹,粝如曩时。惟是为二老人奉,捐已所市田与季共之,其孝友盖天性。其人孝友、好行其德,以仁义、忠厚、勤劳、敬业起家。

  邹迪光为程凤辇所作传记云,其虽贾实不废读,手筹量而口诗书,若无意于趋射勾较也者,而利数倍,诸善趋射勾较者所不及,侪偶以为祭酒。既曰习为贾,则浮白吟弄风月,望之意其为骚人韵士,不知其为贾也。事父母至孝。季死而经纪家事,养其遗孤。父意爱外家孙氏,孙几不振矣,而矜孤恤夭,且复振。有同祖弟某晩出而孽,彼昆季以孽故弃之。其人暴,又以暴故絶之,得居士而弃者收,暴者化矣。族某与某争田不相下,居士默输四十金,而事解。家老仆死,所遗金有垂涎者,居士收其金营殖之,更数年而息入数倍,举以归子。郡疫灾,为出钱粟粥饥费不下千缗。即非灾疫,而待赈者赈,待瘗者瘗,待婚者婚,待嫁者嫁,待桥梁者桥梁,待道路者道路,未始遗余力而为德矣。程凤辇好儒而有儒者风度,孝友惇伦励行,乐施无倦,执书握算,儒贾之利十倍于群贾。

  焦竑为金君子公所撰墓志云,君与兄子顺皆以孝友名,诚心质行,粥粥若无能者。顾中藏干略,足以映蔽数十人,徐而叩之不尽。义不茍取,自奉为窭人子所不堪。初君以亲故,弃儒而贾。与伯兄子顺无间言,无私畜,忠信不欺,使人乐就,盖不屑屑权子母,而归之者如流水,十年赀愈其旧数倍。伯兄未食且御,弗敢先也。君幼游于贾人,然性喜读书。所在必交其长者。而耆义如渴,赴人之难,振人之困,一呼即应,不避水火,终其身如一日。仿义仓为贷榖法,里中人至今赖之。岁饥,师范文正遗意,兴茔墓之役,寓赈于佣,三岁乃罢,所活人以万数。其人孝友,诚心质行,忠信不欺,中藏干略,不屑屑权子母,而十年赀愈其旧数倍。性喜读书,急公好义。

  黄居中为黄镬所作墓志云,镬丰于德,宗党共诔之曰孝友长公,其人孝友,贾行而士心,乃儒而贾隐者。

  俞樾为俞汝荣所作墓志云,汝荣九岁居父丧,哀毁如成人。家至是稍落,于是始弃儒而贾。精于榷会,候时转物,操赢制余,虽老于就时者谢弗及。又耐劳勚,与童仆同苦乐,人乐为用,家益以饶。性好施与,至是始得行其志,乡里之间翕然称善人。当是时禾中诸名士咸折节与君交,不以君为货殖传中人而薄视之也。尝设一米肆,历五岁,而贫户赊赁者已百余家,计其钱则三百余万,举其簿籍而焚之。其入也以孝友修于家,其出也以善士称于乡,好善乐施,急人之急,虽隐于市,令闻孔彰。其之为贾也,异乎人之为贾者,勤且仁,精于榷会,候时转物,操赢制余,人乐为用。

  按上所述,可知诸人所言与耿定向所云大同小异。所谓儒贾(商)、贾儒,是指好儒重文,倜傥有儒者风范;其人孝友礼让,仁义慈善,重族谊、乡里、故旧,恤孤弱,厚人伦,好善乐施,急公好义,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具有社会责任感;为贾先义后利,仁在其中,诚心质行,勤俭、敬业,忠信不欺,中藏干略,精于榷会,候时转物,操赢制余,不屑屑权子母,多智善贾,人乐为用,其利十倍常贾,贾而士心,虽以贾起家,一以信义行之,而精神常在儒,能做到儒行与贾业的统一和良性互动,且获成功的商贾。简言之,传统儒商是具有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底蕴,关爱亲友、孤弱,热心乡里和社会公益之事,能做到儒行与贾业的统一和良性互动,具有厚重文化底蕴的工商业者。

  根据以上所述儒商的内涵,可以归纳、概括,提炼出儒商之精神为:诚信中和,礼义仁德,注重文化,利用厚生,儒行与贾业良性互动,热心社会公益之事。

  1840年以前,儒家思想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由此可以说有文化的商人就是儒商。

  1840年以后,西方思想和科学主义的影响造成了儒家文化与其它各家文化并存,文化与知识的对立,使得有知识的商人未必有文化,有文化的商人未必是儒商。传统的“儒商是具有厚重文化底蕴的工商业者”的定义必须修改以适应这种变化。

  现代儒商应是认同、重视中华文化,具有传统道德与良知,关爱亲友、弱势群体与所有利益相关者,热心环保和社会公益事业,能做到儒行与贾业的统一和良性互动的工商业者。

责任编辑:肖程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