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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是通儒之学

2017-11-06 09:53:00  作者:  来源:天中学刊

刘梦溪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编者按:刘梦溪先生,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杂志创办人兼主编、艺术美学暨文学思想史方向博士生导师。曾任南京师范大学专聘教授、文艺学学科博士生导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刘先生早年研究文学,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同时研究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史;后转入文化史、学术史和近现代学术思想的研究,并关注当代文化建构和文化批评。素以学风严谨、思想明通著称,所涉猎的学术领域均有著作出版,是当代有影响的文史学者和文化学者。本文为记者李凡对刘梦溪先生的采访,以飨读者 

  说家学:村塾底子 旧学功夫 

  李凡:刘先生,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杂志创办人兼主编、艺术美学暨文学思想史方向博士生导师,2011年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可谓是名满天下、著作等身。能否谈谈您的家庭对您的学术道路的影响? 

  刘梦溪:我小时候喜欢读旧小说,因为我父亲能够讲几十种书。我是乡下人,原籍山东,生在辽宁。小时候一到冬天,过年前后,村子里很多人都到我家里来,听我父亲讲书。他能讲很多种,《三侠五义》《大五义》《小五义》《大八义》《小八义》《三国演义》,都是他自己看过后给熟人讲。不是把讲书当做一个职业,而是他的一种兴趣。讲的不是书上的原文,是化作自己的语言,重新讲出来,相当于故事新编了。我也很愿意听他讲,同时我自己也看,家里有这些书。我的文学爱好是从念侠义小说开始的,不是武侠小说。很多书我都记得很熟,对我的性格有直接影响。 

  我上学比较晚,解放以前,乡下人有村塾,其实就是私塾。一位老先生办的,他跟我父亲很要好,要我去塾里念书。别的学生是要交费的,因为父亲的关系,不用交费。当时年龄很小,没有完全按部就班的学,有时候去听课,有时候不去。不去的时候,父亲教我。大约有两年的时间,是在村塾里学习。但村塾讲的东西不能完全满足我,那里讲的主要是《诗经》《论语》《孟子》。《孟子》我不太喜欢,书上的字黑压压的一片,念不下去。《论语》简约,比较好看。所以我小的时候喜欢《诗经》《论语》,能背诵很多篇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读物,是父亲教我的,一句一句的背,最后基本都能背下来。我父亲书法不错,也懂得一点阴阳五行的东西。本村和邻近村里的文字的事,很多都找他。很多人家的契约、礼单礼帐、春节时的春联,都请他来写。又能讲书,有点威信,人们称他为先生。这是1949年以前的事情,不过是耕读之家,村塾先生的旧学,比起大家的家学,相差远了。 

  小时候主要靠背,很多字不认识,闹出很多笑话。当然也会有些懵懵懂懂的不明所以的体会。像《百家姓》,里面有一句是,“俞 任 袁 柳,酆 鲍 史 唐 ”,因为不知道是哪些个字,就想,风怎么会把史唐包住呢?我觉得这是不大可能的事情,自己就笑。实际上小时候看书,一页当中,能认识二三十个字,大体意思就可以明白一些。只要我父亲在,念了白字、错字,他马上能给我纠正。我也很奇怪,他也没看我的书,怎么能知道呢?侠义小说里面常有一句话,叫“一夜无话,次日清晨”如何如何。我问我父亲:“一夜无话是什么意思?”我父亲非常严肃,说:“无话就是无话,你还问什么!”还有的写:“一夜无话,无非是颠鸾倒凤。”“一夜无话”我不明白,“颠鸾倒凤”也不明白,模模糊糊。小时候就想,是不是枕头和被子弄乱了?以为枕头上画着凤凰。但是奇怪,“颠鸾倒凤”这话我就不敢问。但是一夜无话我就敢问。所以我小时候的底子,比起对旧学毫无接触的人自然好些,对日后进入学术文化研究有所助益。 

  讲四品:中道不行 宁为狂狷 

  李凡:刘先生,听说您最近出了本新书《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能否先向读者介绍一个您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刘梦溪:我最近有几本书,其中一本就是《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这个题目以前没有人系统写过。中国人的创造力在哪里呢?属于我们自己的独立知识产权太少了。是由于儒家思想的束缚吗?其实中国传统里面,儒家思想里面,有不同层阶。人们很容易把儒家思想理解为礼仪啊,循规蹈矩啊,为尊者讳啊等等。它还有另外的东西,就是孔子说的,“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孔子一辈子追求中行、中道,他一辈子没有遇到中行中道者,可是他的理想没有放弃。他觉得中道是很高的东西,只是不容易做到。所以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孟子解释,中行遇不到了,退而求其次,退而思狂狷。狂者进取,已经超出中道了。狷者有所不为。“不为”守的是自己,也不是中道。大家都这样讲的时候,我不一定这样讲,我不一定参与,我可以沉默,不说话,守住自己的这一套。狂者是保持自己的进取精神,超越中道,狷者是落在了中道的后面。就距离说是在后面,实际上是有所不为。中道是要有为的,是要守中。虽然是在中道后面,可是它保持的是自己的独立人格,古代的狷介之士恰好是有独立人格的人。不同流合污。这个挺有意思。 

  什么叫四品?我说的是人的性向的分别。中道、狂者、狷者、乡愿,在孔子那里分成了“四品取向”。孔子最期许的、希望达到的,是中行、中道。最痛恨的是乡愿。所以他说,“乡愿,德之贼也”。我给它命名为“四品取向”,就是对人的性格品行的指向,分为四个阶次。一个是中道、中行,这是孔子最提倡最期许的,我把它放在第一品来看待。其次的品行是狂狷,没有中道,狂也很好,狂者进取,也是孔子欣赏的。狷者也不错,有所不为,孔子也能欣赏。但中道不可得,也不容易守持。你看子思作的《中庸》里面,也大量引用孔子的话,你不能说他引用的孔子的话就不是孔子的话,我们不能做这样的判断。孔子的话作为证据,他说,一个人守中道,一个月也守持不了。甚至他说,其实没有人能够做到。刀山有人敢上,但是中道却做不到。 

  尹小林:佛经里有一句话叫“二边不离,中道不行。”这是用佛来阐释中道。 

  刘梦溪:小林用佛教来阐释中道,这个很高明。儒家麻烦在哪里呢?麻烦在中道不易行。一件事,一个问题上他可以采取中道的态度,但是作为整个的人生来讲,守中道不容易。也没有谁能真正守住中道。在这件事情上他采取了中道的不偏不倚的态度,在另外的问题上他就做不到了。 

  所以人的总体情况是,要么是进取前行,要么是不为不动,不动也就是不为,并没有真的停止在中道那里。但孔子从来也没有放弃这个理想。这个不容易达到的理想有什么好处呢?它提示人们不要过激,不要不顾身后在前面走得太远。不要忘了中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道是有意义的,尽管做不到,但需要提个醒。宋儒讲的道德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一个知识人士来讲,你能做到吗?做不到。做不到他还要把理想悬置到这么高的一个程度,是提示你,不要堕入下流。这里在于有期待,有想往。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特征。 

  但是有问题吗?一个很高的期待你做不到,这会产生问题吗?很多人批评儒家“伪”,虚伪。但是你批评这个,是因为对它的精义不够了解。有一个期待,你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免得你在这个期待的前和后、左和右丢下太远。你可以有小失,不可以有大失。你狂者进取,但不要跌到沟里去,不要掉到悬崖下。中国文化常常用悬崖来警示你。你已经站在悬崖的边上了,不要再往前走了。很多人事实上站在了悬崖的边上,中道给你一个提示,你小心就是。孔子说过:“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矣。”就是说,它这个期待,是一个正面的提示。分明知道不容易做到,但是还是要有。不容易做到的东西才是最高的,如果容易做到,那还有什么高低可言呢?人人都能够做到的东西是常规常理,不需要多讲话了。儒家的目标是使人成为君子,成为圣人。圣人百年不遇。“五百年必有王者性”,大约要五百年才能出现圣人罢。但君子是每一个知识人应该达到的现实目标。 

  最糟糕的是乡愿,孟子解乡愿解得最好,他把它说得痛快淋漓。他说这种人好像什么都正确,一点错误都没有,甚至于让人感到气愤,你想批评都找不出他的缺点来,你说这个要命不要命?乡愿就是这样。其实这个乡愿和谁最近呢?狂狷和乡愿是相反的,狂狷是反乡愿的。乡愿其实离中行最近,你看中行几乎就快要接近乡愿了,中间只隔了一层薄纸。本来中行悬的是一个很高的道德目标,而乡愿是一个非常下品的品质。可是要讲近,四品取向里,乡愿与中行最近。所以在历史上真正有作为的人,都是狂者和狷者。乡愿为人所不取,不在话下。而中行,悬置了很高的道德理想,很多人做不到。所以很多人达不到中行,要么堕落为乡愿,要么就无所作为,因为他不是狂者狷者,这一世就白白而活。凡是在历史上有作为的人,要么是进取者,要么是独立者,自守者,他们反而有作为。这个在不同的历史层面有不同的表现。像汉代的“折槛朱云”,你一定了解这个典故。朱云对一件事表达自己的意见,皇帝不同意,要杀他。他气得一跳,双手一拉,把宫廷里的上门梁,也就是上槛,拉断了。多少大臣为他求情,说他是个好人,后来皇帝决定不杀他。等皇帝气消了以后,对他还有封赏。后来有人建议说上槛已经坏了,得赶紧修好。皇帝不让修,使大家引为鉴戒。所以古人写诗就有“愧折槛”的典故。像这样的精神就是狂狷的精神,这种精神大臣里面有。至于在知识分子里面就更有传统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的都是这种狂狷的精神,譬如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我从历史上各个时期,梳理狂狷的传统,发现有高才,有大作为的人,要么是狂者,要么是狷者。我一直写到后来,写到近代和当代。 

  谈研究:不喜门派 潜心义宁 

  李凡:刘先生,很多读者知道您的名字,不少是因为读了您的很多研究红学的文章。能否谈谈您走上学术道路的契机是什么?为什么对红学感兴趣? 

  刘梦溪:我研究红学是在读大学时期。我高考第一志愿报的是人大文学系。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个高中老师,喜欢文学理论,他在“反右”时被打成中右,从大学下放到高中,他学问真的相当好,特别喜欢我,在高中就把大学的课程基本都给我讲完。我到大学之后轻松得很,一方面做研究,一方面听研究班的课程。当时人大中文系系主任是何洛教授,经过他的特批,我可以听研究班的课程,但我不是研究生,是本科。做研究,就得选题,我也喜欢文学理论,但是你得有作品的基础。我就选择了曹雪芹和托尔斯泰。以这两个案例作为研究重点。是这么来研究起来的。 

  李凡:对于红学研究,现在有人说好像没有什么可以研究的了,这个东西好像已经做尽了似的。您怎么解读这句话? 

  刘梦溪:红学太热。热了以后,虚的东西就容易多。对于红楼梦的文本的研究,可以是无穷无尽的。但是能够形成红学,确实跟历史考证,跟作者的家史考证、内容的历史考证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形成红学的三个派别,一个叫考证派,还有一个追寻内容的比较远的渊源,和明清史结合起来,所以就有了索隐的方法,形成索引派。这两个派别都有局限,可是如果没有这两个派别,作为学问的红学就大打折扣。因为索隐派是跟明清史连起来的,考证派是跟整个曹雪芹的家世、家族连起来的,所以都有历史的学问的含量。单独的文本的解析按正常的说法,属于文学评论,不觉得这里面学问的含量太大。我觉得要是讲红学史确实是这样。就是离开了索隐和考证两派,红学的学问含量就降低了。索隐和考证都有局限,就是材料的局限,如果材料找不到,也不容易前进。所以比较早的是余英时先生提出,红学有危机。我是赞成余先生这个意见的。近年的红学不知走的是一条什么路子,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还有红学研究当中形成一些派系。我研究学问从来对派系不感兴趣。你也说不出我是哪个派的,我没有派。但是学问上我有自己的宗主,不喜欢门派。后来我就从红学里面出来了,我写的《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这本书,是写红学史的。这本书韩国正在翻译。我是完全是站在派系的外边来观察红学的流变,比较客观地看待这个事情。因为红学的门户之见特别厉害,我就离他们很远了。 

  李凡:红学家中您对周汝昌的评价很高。 

  刘梦溪:我觉得他的学问非常好。在红楼梦研究当中,学问好他是第一的。周汝昌先生是外文系出身,古典的底子非常厚,对诗词有很深的研究。另外你看,在红楼梦研究当中,他学问的味道非常好。但是不见得他所有的观点你都会同意。因为不需要。那是他的研究,他的味道,你理解就是了。“一笑”,就是这样的态度。 

  李凡: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您就中断了红学的研究,学术研究开始转向了,能否谈谈您转向思想史研究的过程? 

  刘梦溪:我个人在八十年代中期有一个学问的转变。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基本上不做文学研究了,而是做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研究。开始读钱钟书、读陈寅恪、读王国维,读了他们的著作后,觉得自己看到的,积累的,算不得什么学问了。有一段时间自己也不想写文章,就全心全意地读他们的书,下了很大的功夫。到了八十年代末,我开始编一套大书,叫《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后来经河北教育出版社在1997年出版。选了四十四家,大概有两千多万字。产生这个想法就是因为我读了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的著作,知道了什么是真学问。我看到了二十世纪中国学者学问的特殊性。一个是通古今,还有一个是通中西。他们实际上是中国学术的一个桥梁。读他们的东西,既可以跟古人的东西相接,又可以跟西方的东西相连接。所以我对他们这些人有很高的评价。就编了这一套大书,这一套大书的编辑,前后用了我七年的时间,这七年的时间使我进入二十世纪学术史,了解它的背景、成绩和变化。我做的个案研究早期是王国维和陈寅恪。对于钱钟书先生的著作,我可以说非常熟悉,仔细研究了他的思想和呈现方式。跟钱先生也有不少通信。但是我并没有来得及写钱钟书的文章,而是写了王国维和陈寅恪的文章。我觉得陈寅恪把我迷住了。研究陈寅恪持续了二十多年。前年出版了研究陈的家世的书《陈宝箴和湖南新政》,最近又出了《陈寅恪的学说》,这本书应该比较重要。此书主要是解读陈的原著的思想精神,以陈解陈。 

  尹小林:后来您还让我把陈寅恪、马一浮的数据整理出来。 

  刘梦溪:小林是帮了我大忙的。我书读得特别熟,但是引用原文的时候,得重新打,太慢了,所以我就请小林先生帮助我做了这件事情。 

  尹小林:我花了大工夫做这个事情。 

  刘梦溪:数据使我使用原著更便捷了。基本内容在这里,把它放大,非常清晰。即使有误也没关系,最后引用,我会全部核对文本,全都是经过一页一页、一行一行、一个字一个字看过来的。 

  论陈寅恪:尊崇独立之精神 

  李凡:您能谈谈您研究陈寅恪跟余英时先生有什么不同吗? 

  刘梦溪:余先生的研究是开风气之先的。一个是他开始的时间早,还有一个,他对陈寅恪的精神有深的了解。他的《论再生缘》在香港出版,就是余英时先生推荐的,这个时间很早。当时陈先生还在世,曾说“作者知我”,这是极高的评价。余先生是史学出身,他的学问资质是一流的。对陈寅恪“诗”的释证,开始未必有非常充足的材料,但是以他的学者的眼光和识者的慧眼,很多真谛他都“猜”到了,而为后来发现的材料一一证实。可以说,余英时先生在当代堪称研究陈寅恪的第一人。我的研究也受他影响,我很尊重他的成果。但是我的研究和他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我把陈寅恪的研究跟他的家学传统联系起来,也就是对陈寅恪和他的祖父陈宝箴、父尊陈三立,一起加以研究。第二是将王国维和陈寅恪一起加以研究,一位老辈称为“王陈并治”。三是我长期研究现代学术史,对陈的研究与研究二十世纪学术结合起来。《陈寅恪的学说》的特点,是研究一个现代大史学家思想系统,我称陈是史学家,也是思想家。我致力于挖掘这个问题,别人没有这样写过。 

  李凡:能否请您简要的介绍一下陈寅恪的思想系统? 

  刘梦溪:有几个方面。比如说在文化态度上,他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一个很重要的判断,这是一个学问态度。还有一个,他特别重视种族与文化的学说,在种族与文化的关系上,他认为文化高于种族,这是他很重要的思想。还有,他追求通解通识的通人之学,这也是他的学术中很重要的方面。我有专章写他的这个通人之学。他是通儒,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一方面的专家。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思想当中特别重视材料工具的掌握。他重视工具,所以他在国外留学前后加在一起有十七年。在这十七年当中,他主要是掌握做学问的工具,特别是语言,尤其是跟佛经翻译有关的蒙文、藏文,他很重视。重视这些语言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原典,他重视原典,重视源头,重视语言工具的掌握。 

  李凡:这一点和季羡林先生很相似。 

  刘梦溪:季先生是陈先生的学生,他们都属于二十世纪东方学这一块。像王国维、陈寅恪的学术已经带有东方学和汉学的特点了。陈寅恪的学问系统里面还有一个特点,他的史学研究实际上是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当然是隋唐史的研究著作,可是他研究的实际上是隋唐的文化史。他研究制度也是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当时的思想政治制度,注重探讨它们之间的渊源,这是义宁之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他所追寻的是思想文化的渊源和流变,以及对人物和社会的影响。还有,陈寅恪先生创立了自己的独特的阐释学,我论述得很细致,建议你们重点读一读书中的这一章,这是我最有心得的一章。他有很多方面的东西,你一看章节目录就会知道。还有一个,他的学说系统里面有一个精神结构,在学术精神上可以说他站在了学术的最高点。就是他一向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他一生的精神旨归,从1929年给王国维写纪念碑铭的时候提出来,到晚年写《柳如是别传》,一直秉持这一思想。王国维之死,陈寅恪说,这不涉及个人的恩怨,也不关乎一姓的兴亡,而是自由意志的一种表现。他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是陈寅恪的崇高的学术精神。他这个学术精神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层面,所以他在史学研究方面有一个选题,有一个评价,就是尊崇气节、贬斥势利。这个话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欧阳修写《五代史》,写《冯道传》,涉及到这个话题。因为欧阳修有一个思想的取向,认为冯道这样的历多朝而不倒的人,欧阳修就没有给他正面评价。所以欧阳修撰写《五代史》的题旨,包括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的史家精神,最为陈寅恪所欣赏。所以他在1965年,给学生蒋天枢有一个赠序,赠序里就讲到,自己的思想就是贬斥势利、尊崇气节,以匡一代学风。他所力主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贯穿他的一生。甚至当晚年写《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时,这个思想再次得到发扬。《论再生缘》里他特别讲,没有自由的思想,就没有优美的文学。这是大判断。而在《柳如是别传》里,他所以把一个女子提到如此高的地位,也是为了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的《陈寅恪的学说》有一个专章写“陈寅恪学说的精神维度”。这本书要讲它的特点的话,其中之一就是我使用了陈寅恪的学说这个概念。“学说”这个词陈寅恪自己喜欢用,所以他评价王国维的时候,说王国维的学说也可能有错误,可以商量,但是他这个精神是不朽的。他说:“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但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个是不需要讨论的。这是前提,没有这个就不能做学问。 

  评马一浮:了不起的大儒 

  李凡:马一浮先生是自学成才的国学大师,您研究马一浮先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选择研究他? 

  刘梦溪:马一浮先生是我很钟情的人。我最钟情的二十世纪的学者,一个是史学家陈寅恪,还有一个是义理学家马一浮。我研究马一浮有十多年了,终于在今年把一本专书写完了,这本书将近二十万字,名字叫《马一浮与国学》。因为马一浮学术思想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对国学概念作了全新的阐释,我是非常服膺他的这一阐释的。可惜时人不能体会。现在真人太少,随波逐流者太多。实际上学术是离开那些浮泛的东西的,是离开“波”离开“浪”的,它是无波无浪的。对于学者来讲,它是接近本体的东西,是不动的,不需要那么多花哨的装饰。 

  马先生的思想非常可贵。现在谈国学,有的都把国学搞乱了。到底什么是国学?最早的国学一词,我讲过多次了,《周礼》里面就有。但中国典籍里的“国学”都是指国立学校的意思,跟近代以来的“国学”不是同一个概念。这就如同“中国文化”,两汉、魏晋、隋唐都不见谁讲中国文化,宋明也不讲,清的前期、中期也不讲。到了清的晚期,西学来了之后,知识分子反思自己的文化传统,才有“中国文化”的概念使用,以便与西方文化有个对应比较。国学也是这样如此。由于西学东渐,来势凶猛,所以早期的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吏,如张之洞、陈宝箴,以及章太炎、梁启超等,他们觉得中国固有的学问不能轻视,不要因为学习西方文化把自己的东西弄掉了。近代国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来的。 

  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是1902年梁启超和黄遵宪在通信中提出来的。梁启超当时在日本,他写信给黄遵宪,提出想办一份《国学报》,黄遵宪认为当时办这个报还不是时候。他们办《国学报》是不是时候我们可以不管,但“国学”概念他们是提出来了。1904年梁启超写《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时,他又说,现在有人担心,“西学”如此兴旺,新学青年唾弃“国学”,国学会走向灭亡。梁启超说不会的,“外学”越发达,“国学”反而增添活气,获得发展的生机。他这里再次使用了“国学”的概念,而且把“国学”和“外学”两个概念比较着使用。但是,国学到底是什么?在概念上如何定义?当时并没有人讲。 

  第一个给国学下定义的人是胡适。1922年北大成立国学门,1925年清华成立国学研究院。1923年北大国学门要出版一个刊物,叫《国学季刊》,请胡适之写发刊词。胡适在发刊词中,提出了究竟什么是国学的问题。他在解释什么是国学之前,先拿来另外一个词,就是“国故”。1910年章太炎出版了《国故论衡》一书。所以他说,自从太炎先生使用了“国故”这个词以后,“国故”这个概念就成立了。那么什么叫国学呢?他说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省称。这是胡适之给国学下的定义。 

  那么我们现在要追问,国故是什么?按照太炎先生讲的,所有古代的历史、制度、人物、语言、风俗、习惯、礼俗,都可以叫国故。如果按照胡适的定义,意味着所有研究古代的历史、人物、风俗、礼俗、制度、语言这一整套东西的,都可以叫国学。如此的国学定义,未免太过庞杂宽泛了。事实上,尽管胡适在1923年《国学季刊》的发刊词里提到了这个国学定义,但学术界并没有采纳这个定义。这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都是如此。学术界不约而同地赞同另一个定义,这就是认为国学是指中国固有学术。那么什么是中国的固有学术呢?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代的理学、明代的心学、清代的朴学。这是中国学术史的流变过程。如果中国的整个学术史就是国学的话,它跟普通老百姓有关系吗?明显地没有关系!不仅跟老百姓没有关系,就是跟学术史研究之外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也很难讲有什么关系。学术史的研究仅仅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从事此项研究的人很少。试想,如果将国学定义为中国固有的学术,跟一般的民众毫无关系,甚至跟中小学、跟大学的知识人士也没有什么关系,这样的国学还有什么意思呢? 

  幸好在1938年,马一浮先生在浙江大学第一次讲国学的时候,他给国学下了一个新定义。他明确讲,大家以为国学就是固有学术,这个概念太宽泛,人家会问,哪一家的学术?因为一讲学术,有儒家,道家,释家,究竟哪一家的学术?还有一个,会问你哪一个时期的学术?你是讲先秦两汉的学术,还是讲魏晋隋唐乃至明清的学术?所以他觉得这个概念太泛。那么到底什么是国学呢?他说,实际上在他看来,国学就是“六艺之学”。“六艺”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后来的“六经”。《乐》经没有传下来,成为“五经”,但学术界习惯上一直还是叫“六经”或“六艺”。 

  为什么“六艺”亦即“六经”可以成为国学?马一浮认为,“六经”是中国文化的特殊的最高形态。“六经”可以统四部,统诸子,但是诸子、四部不可以反过来统六经。因为“六经”是中国学术思想的原初的源头,后来的文史哲分科无法包括“六经”的义涵。它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思想论理和道德伦理的源头。二十世纪的一些大师级人物,如熊十力、马一浮,都认为“六经”是中国人立国和做人的基本依据。为什么是基本依据?因为中华文化的基本的价值理念都在“六经”里面。所以我非常赞成国学的内涵主要就是经学,但还需要加上小学。小学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清儒讲,读书必先识字。所以国学主要以经学和小学为支柱。但如果是一个大学的国学院,经学、小学之外,还应该包括国学教育。 

  提倡国学教育:补上价值教育这一课 

  李凡:刘先生,我们注意到,您近些年写了不少关于国学的文章,呼吁在全国中小学、大学一二年级开设国学教育课程,能否详谈一下您的这一主张? 

  刘梦溪:我提倡推行国学教育,主要想补充上百年以来遗漏的传“道”的内容。因为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价值理念都在“六经”。最早我写国学文章,那是2006年,我提出应该在小学开设国学课,以“六经”的义理为主要内容。“六经”难读,没关系,可以从《论语》、《孟子》开始。《论语》和《孟子》实际上可以称为“六经”的简要读本,因为孔、孟讲的义理,就是“六经”的义理。我这篇文章发表后,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文化社会学家金耀基先生给我写信,说:“你提出了重要的问题,你是试图在现代的知识教育之外补充上价值教育。”但金先生讲,何必光是小学呢?他说在他看来,也许中学和大学更重要。我后来的文章,接受了金先生的意见,提出小学、中学和大学一二年级都应该设国学课,以“六经”的选读为主要内容,从《论语》、《孟子》入手。中国的“六经”就相当于西方的圣经,主要在传道、进行价值教育。这跟现代的知识教育并行不悖。我们多少年来就缺少这个东西。我这个主张很孤立,没有多少人了解这个主张的真谛。汤一介先生故去了,他跟我的看法一样。 

  李凡:您还有一个主张,认为授予国学硕士、国学博士学位不能操之过急,需要有一个过程,是这样吗? 

  刘梦溪:当国学概念还不能厘定清晰的时候,让学生念国学学位,他学习什么内容啊!譬如现在很多大学都成立了国学院,国学院的学生写的论文跟文史哲三科的学生一样,都写的是杜甫研究或《史记》研究以及王阳明研究,授予学位的时候,为什么给他国学博士学位,另外的却授予文学博士、哲学博士和史学博士学位? 

  李凡:据我了解,现在各个大学成立国学院就是要争取国学学科授予权啊? 

  刘梦溪:这是很大的问题。按我的设想,国学院都应该分为三部:经学部、小学部、国学教育部。国学院招生的学生应该极少,而且学习年限要长,譬如说至少应该是六年制,相当于马一浮民初提出的通儒院。培养的应该是经学家和小学家。所以这个人数应该很少,那么多怎么能行?使国学变成一门高深的学问。如果按照我这个想法来类分的话,就跟文史哲各科一点儿都不矛盾。哲学就研究中国的哲学和哲学史,以及外国的哲学和哲学史;文学、史学也一样,历史学自有中国的一套,乙部之学,历来发达。国学院则主要是经学和小学,它历来是单独的。但是还要有一个国学教育部,(转向尹小林)您在某种意义上做的就是国学教育和传播的事情。叫国学教育与传播部,也可以。传播是个方式问题。经学、小学是国学的两个最主要的支柱。这个观念一定要守住。所以谁是国学大师?不懂经学,不懂小学,离国学大师如同天壤。 

  看世界:汉学和中国学有合流的趋向 

  李凡:您对中西学术都有很深的研究,您对西方的汉学研究有何评价?他们的研究方向跟我们自己的国学研究有何不同? 

  刘梦溪:我未能掌握外国的语言工具,对西方的东西,缺少研究,深入更谈不上了。但是年轻时喜欢学习,喜欢看翻译过来的各种书籍,从来不轻视西方经典。现在给研究生开书目,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的著作,不可或缺。汉学和国学研究照概念的分野来讲,应该区分清楚。中国人研究自己传统的学问,历史就是历史,哲学就是哲学,文学就是文学,国学就是国学。但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的东西,在欧洲叫做汉学,在美国叫中国学。 

  欧洲汉学,历史很久,形成自己的传统。欧洲汉学的特点主要以资料考据为主,重视资料,重视考据,没有材料不讲话。这个传统和清代的考据学可以互相阐释。所以德国、法国、俄罗斯都出现了多位了不起的汉学家。像早期的伯希和、沙畹,像俄罗斯的H·T·费德林,再晚一些的,像写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撞击的谢和耐等等,有一大批人,他们是汉学家。北美的中国学学者起步比欧洲晚,但大家也不少。大家都知道的哈佛的费正清,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以及史华慈、魏克曼等等,人数很多。中国学的特征是以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和社会变迁为主,关注问题意识。西方汉学的传统重视资料考证,而北美的中国学重视问题意识,以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变迁为主要研究对象。按照他们各自的“家法”来讲,欧洲的汉学当然看不起北美的中国学,说你这没学问,讲空话。当然北美的中国学也难免看不起欧洲汉学,说你说了半天,不知想说什么。但是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在研究中国这一块,形成汉学和中国学研究合流的趋向。 

  现在欧洲年轻的汉学家也认为问题意识很必要,重视问题意识,文章和著作就有亮色,能吸引人。而北美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也逐渐开始重视欧洲资料考据的传统,二者具有合流的趋势。但是你要用中国学来概括,欧洲人肯定不同意。要用汉学来概括的话,美国人的包容心比较大,他也不完全反对,所以大体上还是用汉学这个概念概括两方面的研究状况,争论比较少。 

  你要讲他们的研究和中国人研究自己的学问的传统,那还是有区别的。因为中国人研究自己的学问有自己的传统。这个传统有几个方面,古代的传统那就是注经的传统、经史的传统、文史会通的传统等等。古代的学问离不开经学和史学,否则不被认为是学问。光文学一途,写一点诗,作一点词,写一点散文,那属于雕虫小技,离学问还差十万八千里呢。所以乙部之学最发达,经学最发达。一直到清代都是如此。解经的传统和史学考证的传统是最重要的。 

  还有一点,中国古代的史学里面,有重视人物的传统。从司马迁开始,把人物传记摆在很高的位置。西方汉学研究中国的传统,一个是重视资料,不局限于经史。另外,中国自己的学问传统,常常选题大,视野开阔,是好的,但话说得太大,动不动就涉及到天人问题,也令人摸不着头脑。西方的汉学选题往往比较具体,注重窄而深的问题,比如有一部书《叫魂》,还有的研究汉代的《谣言》,以及像宇文所安的《不见》,解读的余地特别大。这说的是过去的情况,近一二十年有所改变,不仅汉学和中国学合流了,国学和汉学也出现了合流的趋势。 

责任编辑:肖程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