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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文化研究教授:西汉四言诗多出自鲁学系统

2018-01-22 10:21:00  作者:  来源:光明日报

 

明代陈洪绶《歌诗图》(资料图) 

  从总体上看,四言诗在西汉时期呈现出衰微的趋势,中国大陆几部重要的文学史著对它大多是略而不论。可是,如果从数量方面进行考察,传世的西汉四言诗的数量,超过同期其他各类诗体作品的总和,因此,应该给予必要的关注。

  传世的西汉四言诗,主要来自两个系统:一是朝廷庙堂之乐所用的歌词;二是经学系统即经师创作的四言诗。西汉的《安世房中歌》共十九章,其中有十三章是四言诗。《郊祀歌》共十九章,其中八章是四言诗。而经师所作的四言诗,主要出自鲁学系统。鲁学之名见于《汉书·儒林传》,指的是由鲁人开宗立派的学问。西汉鲁学系统的四言诗,主要有三个分支:一是鲁诗传人的四言诗,二是与孟氏《易》密切相关的四言诗,三是孔氏家学的四言诗。 

  鲁诗传人的四言诗,主要出自韦氏家族。《汉书·韦贤传》记载:“韦贤字长孺,鲁国邹人也。其先韦孟,家本彭城,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孙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诗讽谏。后遂去位,徙家于邹,又作一篇。”《汉书》本传所收录的《谏诗》九十八句,《在邹诗》五十二句,均为四言,是两首四言长诗。《汉书·韦贤传》还记载,韦贤是韦孟的五世孙,“笃志于学,兼通《礼》《尚书》,以《诗》教授,号称邹鲁大儒”。韦氏家学是《诗经》,那么,这种家学从何而来呢?《汉书》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

  韦孟曾在楚元王刘交在世时担任楚国的傅,而这个阶段正是鲁诗的生成期。《汉书·楚元王传》记载:“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文中提到的申公,指鲁人申培,是鲁诗学派的开山鼻祖,他的鲁诗著作,是在楚国供职期间开始撰写的,而韦孟也正是在此阶段居留楚国任傅,与申公是同事。韦孟是在楚王戊期间离开楚地,《汉书·儒林传》记载,申培也是戊王在位期间离开那里。楚元王在位二十三年,其子夷王在位四年,由此推断,韦孟与申培在楚地共事的时间不会太短,尽管在此期间申培曾经两度在长安逗留。韦氏家学是《诗经》,传承的应该是鲁诗,而不可能是其他学派的《诗》学。《汉书·儒林传》记载,韦贤师从鲁诗传人瑕丘江公,“由是鲁诗有韦氏学”。

  韦玄成是韦孟的六世孙,在宣帝朝任职,因与杨恽友善而被免官,后来祭祀惠帝庙又因违礼而被消爵,于是作《自劾》诗,全诗共七十六句,均为四言。韦玄成经历十年的宦海沉浮,在元帝期间出任宰相,又作诗戒示子孙。全诗五十六句,也都是每句四言。由此看来,韦孟、韦玄成四言诗,既属于鲁诗系统,又是韦氏的家学传统。

  与孟氏《易》存在关联的四言诗是焦延寿的《焦氏易林》。孟氏《易》的创始人是孟喜。《汉书·儒林传》记载:“孟喜字长卿,东海兰陵人也。父号孟卿,善为《礼》《春秋》,授后苍、疏广。世所传《后氏礼》《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礼经》多,《春秋》烦杂,乃使喜从田王孙受《易》。”孟喜出身于经学家庭,他所创立的《易》学流派称为孟氏《易》。学界存在分歧的地方在于孟氏《易》是否属于鲁学?或称“孟氏是和齐学一党”(蒙文通《经学抉原》),这是把孟氏《易》划入齐学系列,因此,有必要加以辨析。

  孟喜之父号为孟卿,以研治《礼》著称。《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位于学官。”两汉《礼》学的创始者是鲁人高堂生,孟卿传承《礼》学,是鲁学传人,并且培养出后苍这样的高足。汉代经学恪守家法,孟喜出身于这样的家庭,他应属于鲁学成员。孟喜是东海兰陵人,兰陵位于今山东枣庄与郯城之间,春秋时期属于鲁国的势力范围,西汉时期是鲁文化区的组成部分。就所处地域而言,孟喜也属于鲁学覆盖区的成员。

  传世的西汉四言诗,焦延寿的《焦氏易林》篇幅最大。他把《周易》的每一卦演为六十四卦,共计4096卦。各卦的林辞绝大多数是标准的四言诗,只有少数例外。国内学界已经陆续推出从诗学角度研究《焦氏易林》的著述,它确实是西汉四言诗重要的组成部分。《焦氏易林》是否能够纳入鲁学系列,这涉及焦延寿与孟喜之间是否存在学术交往的问题。

  《汉书·儒林传》记载:“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京房是焦延寿的弟子,焦延寿自己说过曾经向孟喜问《易》,京房则认为焦氏《易》即孟氏《易》,焦延寿与孟喜存在学术交往的证据是比较充分的。至于翟牧、白生作为孟喜的弟子对此予以否认,那是为了维护他们在《易》学传承谱系中的正统地位而已,不能据以为实。有的学者已经把孟氏《易》与焦氏《易》加以对比,指出焦氏《易》“是顺承孟喜而来的发展”(《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并且推测焦延寿与孟喜直接交往的可能性:“焦氏在梁‘王共(供)其资用,令极意学’的情形下,则他游学长安时有向孟喜问《易》的机会。”(《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

  《汉书·京房传》记载:“京房字君明,东郡顿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延寿字赣。赣贫贱,以好学得幸梁王,王共其资用,令极意学。既成,为郡史,察补小黄令。”焦延寿是梁人,最终卒于小黄。上述叙述没有焦延寿前往长安求学的记载,因此,他与孟喜的交往,在梁地的可能性居多。

  《汉书·儒林传》记载,梁人丁宽作《易说》三万言,“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孟喜等三人出自田王孙门下,其中对施雠有如下记载:“施雠字长卿,沛人也。沛与砀相近,雠为童子,从田王孙受《易》。后雠徙长陵,田王孙为博士,复从卒业。”田王孙最初是在他的家乡梁国砀县(今安徽砀山西南)教授生徒,施雠是沛(今安徽淮北西)人,与砀地相距甚近,因此投到田王孙门下。孟喜是东海兰陵(今山东郯城与枣庄之间,距离砀地也不过三百里)人,孟喜之父孟卿指派儿子“从田王孙受《易》”,也应该是田王孙在砀地招收生徒期间。焦延寿最初是在梁王那里寄居治《易》,梁都睢阳(今河南商丘),那里距离砀地不足二百里。孟喜在砀地田王孙门下求学期间,焦延寿存在与他交往的可能。《汉书·儒林传》记载,田王孙卒于长安,“时喜临东海”,孟喜是在田王孙逝世前不久返回东海兰陵老家。从长安返回兰陵,通常是从长安出发东行,途经洛阳、郑州、开封。焦延寿后半生任小黄令,并且在那里去世。小黄,在今河南开封,是孟喜东归的必经之路,他与焦延寿在这里进行交往的可能性更大。此时的孟喜已经学业有成,在《易》学方面造诣颇深,因此,焦延寿对他以师相待,承认自己与孟喜的师徒关系。基于上述原因,《焦氏易林》可以纳入鲁学系列,作为鲁学的四言诗加以处理。京房出仕是在汉元帝初期,由此逆推,他向焦延寿学《易》应在武帝晚期。丁宽授田王孙《易》是在景帝、武帝之际,孟喜等人师从田王孙,应在武帝期间,与焦延寿所处时段是吻合的。

  西汉孔氏家学的四言诗,主要见于《孔丛子》一书。其中《连丛子》上所载孔臧的《杨柳赋》《鸮赋》《蓼虫赋》,虽然名称是赋,其实是三首四言诗。第一首六十句,五十三句是四言。第二首三十六句,纯用四言。第三首二十四句,二十二句是四言。孔臧是以写诗的方式作赋。

  西汉与鲁学相关的四言诗,还涉及刘向的《列女传》《列仙传》。刘向家族世代传习鲁诗,奉宣帝之命,他又研习《谷梁传》,是一位鲁学系统的文人。他所编纂的《列女传》《列仙传》,每篇文章的结尾都是一首四言诗,用来重复前边的叙述或进行评论。这些诗没有从文章中独立出来,但从中可以看出刘向对四言诗情有独钟。

  西汉韦孟、韦玄成、刘向的四言诗写作,与他们是鲁诗传人有直接关系。焦延寿的《焦氏易林》采用四言诗的形式,则是继承了早期《易传》的传统。清代阮元作《文言说》,把《易·文言》说成是“千古文章之祖”,“不但多用韵,抑且多用偶”(《揅经室三集》卷二)。他所列举的一系列偶句,其中有许多四言韵语。至于孔臧的赋采用四言诗的形式,则是继承发扬孔氏家学的遗产。《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离开鲁国朝廷,作《去鲁歌》。孔子西至黄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作《陬操》以哀之。这两首歌诗均是四言诗。另据《孔从子·记问》篇所载,孔子在卫所作的《丘陵之歌》,也是一首四言诗,多达十六句。这些记载未必全都可靠,不过,孔氏家学颇重四言诗,倒是历史事实。西汉四言诗多出自鲁学系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作者李炳海系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宋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