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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六经”而“十三经”,儒经体系的演变

2018-01-29 11:14:00  作者:舒大刚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

  儒家经典在结集过程中,有所谓“六经”(或“五经”)、“七经”、“九经”、“十二经”、“十三经”等概念,此外还有“十经”、“十一经”、“十四经”等称呼。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记录了儒家经典体系不断发展的不同阶段,反映了儒经范围不断扩大和变迁的历程。

   

  “ 六 经 ” 

  孔子之前,儒家赖以删述的文献处于“旧传之史”状态,诸书各自以类为称,还没有一个统一的集合名词。《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前633),晋赵衰称赞郤縠“说《礼》《乐》而敦《诗》《书》”。这些“礼乐诗书”就是后来儒家祖述的原本,大致包括三代遗存的“礼类”(行为规范)、“乐类”(乐理乐谱)、“诗类”(诗歌文学)和“书类”(历史档案)文献,当时似乎还没有形成固定经典。《史记·秦本纪》穆公谓由余:“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国语·楚语上》楚庄王(前613-前590在位)时申叔时论教太子,有“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等文献,其性质也大致与“诗书礼乐”相当。

  春秋末年,孔子(前551-前479)“论次《诗》、《书》,修起《礼》、《乐》”,“作《春秋》”,“序《易》传”,将旧传“诗书礼乐”四类文献编成可供教学的《诗》、《书》、《礼》、《乐》四经。孔子为何选此“四经”?早于孔子的晋人赵衰有明确解释:“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诗、书”是仁义的宝库,“礼、乐”是德教的准则,一个人要想成就自己,就必须“说《礼》《乐》而敦《诗》《书》”。《礼记·王制》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孔子选这四类文献以施教,正是出于对周礼的继承和发展。

  孔子晚年再加《易》和《春秋》,于是形成了儒家早期经典“六经”。《庄子·天下篇》:“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庄子(约前369-前286)明确揭示了从“旧法世传之史”到邹鲁之士(儒者)所诵法的“诗书礼乐”(亦即六经),再由“六经”到“百家”诸子文献的转化过程,这正是孔子依据“旧史”修订“六经”,进而影响“诸子”这一历史进程的客观描述。所谓“旧法世传之史”即未经孔子整理的历史文献,如《左传》之“诗书礼乐”、《国语》之“春秋”“诗”“乐”“故志”“训典”等等;“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的《诗》、《书》、《礼》、《乐》,乃是经过孔子删定后形成的有史实、有义理的儒家经典。

  此后相当长时间内,“诗书礼乐”都是儒家经典的概称,也是儒家文献的基本范式。上引《庄子》“诗书礼乐”即兼包《易》、《春秋》在内,因为春秋战国时期“邹鲁之士、缙绅先生”所“明”者非只四经而已,而是兼包“六经”在内矣。秦孝公时,商鞅(约前390-前338)以《诗》、《书》、《礼》、《乐》为“六蝨”。《史记·赵世家》载赵武灵王(约前340-前295)时公子成说:“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这些“诗书礼乐”都兼指“六经”而言。又《孔子世家》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教“诗书礼乐”而通“六艺”,其非兼有“六经”而何!“诗书礼乐易春秋”又可简称“诗书”。《商君书·农战》:“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又《筭地》:“故事‘诗书’谈说之士。”又《君臣》:“上以功劳与,则民战;上以‘诗书’与,则民学问。”数处“诗书”,都具有“群经”含义。

  关于“六经”的性质,《庄子·天下篇》也有明确定义:“《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后之同此说者,还有《荀子·儒效》、《春秋繁露·玉杯》以及《史记·滑稽列传序》等,《汉书·艺文志序》甚至将“六经”与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教对应起来,都足以说明“六经”是一个自足完美的经典体系。

  春秋末年,儒家经典已有“儒书”的统称,至战国时期乃有“六经”之总名。《左传》载,哀公二十一年(前474)鲁人与齐人战,齐人嘲鲁人:“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杜预注“儒书”为“周礼”。(14)其时孔子已卒5年,夫子以“周礼”断“六经”,故“儒书”亦可指“周礼”。《庄子·天运篇》孔子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以“六经”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以此最早。不过,《庄子》之书“寓言十九”,“六经”之词是否真出夫子还须研究,但至少在庄子时代已有此称,盖无疑义。

  秦汉之际,儒家经典的类称概念又有“六艺”之称。陆贾《新书·六术》:“是故内法六法,外体六行,以兴《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谓之‘六艺’。”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代“六经”、“六艺”可以互换,经常通用。整个先秦和汉初的儒家经典体系,都无出“六经”之外。

  “ 五 经 ” 

  西汉时,《乐经》已经不用来传授生徒,汉时博士弟子所习皆只《五经》,汉武帝所设经学博士也只有“五经博士”。《史记》、《汉书》儒林传叙述诸经传授线索,也只分《诗》学、《书》学、《礼》学、《易》学、《春秋》学五大群体。“六经”缺《乐》,或言“乐合于礼”,或言“乐备于诗”,于是举诗、礼之教而乐教存焉,故“五经”功能与“六经”无以异。武帝之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使儒学典籍从诸子学(甚至“司空城旦书”)中脱颖而出,一跃成为被诸儒乃至朝野上下折中取法的圣经宝典,也使战国儒家从“孔子之后,儒分为八”的状态,在“五经”旗帜下得到重新整合和结集。于是“五经”就构成汉代儒家经典的基本范式,人们提到儒经,想到的自然就是“五经”;提到“五经”,联想到的也自然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五经”就是当时整个儒家经典的代名词,也是儒家经典的集合名称。

  “ 七 经 ” 

  首次对儒家“六经”或“五经”概念有所突破的是成都的“蜀学”。蜀本西南夷,战国末中原人士还说:“今夫蜀,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也。”(《战国策·秦策一》)此情至汉犹存。景帝末文翁为蜀守,初到成都,仍“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翁“仁爱好教化……乃选……张叔等十余人……遣诣京师,受业博士”;“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县邑吏民……争欲为学官弟子”(《汉书·循吏传》)。东汉末秦宓述其事说:“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当作张叔-引者)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常璩也说:“(文)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这就是“文翁化蜀”的历史掌故。

  秦宓和常璩都说文翁化蜀的教材是《七经》,什么是“七经”呢?古来解释异辞,有“六经”加《论语》说,有“五经”加《论语》、《孝经》说。既然《乐经》在汉代不以教学,文翁石室当然也不例外,故“六经”加《论语》说为无征。考之《汉书·平帝纪》:“征天下通知逸经……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已将《论语》、《孝经》与“五经”并列;晋傅咸作《七经诗》,其中也有《论语》、《孝经》,可见“五经”加《论》、《孝》之说为可信。“文翁化蜀”正是用“五经”及《论语》、《孝经》为教材,实现了当时尚有“蛮夷之风”的巴蜀地区的移风易俗,迅速华化。

  于是在汉代儒家经典形成了“五经”、“七经”两个概念。中央太学传“五经”,蜀郡石室传“七经”。中原人士熟读群经称“五经兼通”云云,许慎号“五经无双”,所撰也是《五经异义》(《后汉书·许慎传》);桓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后汉书·桓谭传》);张衡“通五经、贯六艺”(《后汉书·张衡传》);姜肱“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后汉书·姜肱传》),等等。而蜀学人士熟习群经,却多以“七经”誉之,如《后汉书·赵典传》注引《谢承书》:成都人赵典“学孔子《七经》……靡不贯综”;《华阳国志》卷十下载:梓潼人杨充“精究《七经》”云云,皆是。

  汉室君臣引用《论语》、《孝经》,只称“传”而不称“经”。自从“蜀学”将《论语》、《孝经》升格为“经”之后,东汉儒家经典范围也随之扩大,熹平年间蔡邕书刻《熹平石经》就有《论语》,郑玄、王肃诸人号称“遍注群经”,其中也包括了《论语注》和《孝经注》,这应当是“七经”概念形成的结果。

  “ 九 经 ” 

  然而尽管东汉学人已经接受了“七经”概念,唐人修《五经正义》却没有继承这一称号,孔颖达等受诏撰《五经正义》,只有《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五者。唐代官方儒学,在经本文献上只重视“五经”以及依经而立之“传”(或“记”),对子书性质的儒学著作却不甚关心。唐代“明经”考试的“经典”,有“三传”(《左传》、《公羊传》、《榖梁传》)、“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加“五经”(《春秋》附“三传”)而成“九经”。唐人在撰定《五经正义》同时,又撰有《周礼注疏》(贾公彦)、《仪礼注疏》(贾公彦)、《穀梁注疏》(杨士勋)、《公羊注疏》(徐彦),合称《九经正义》。

  在唐代,儒家经典的总体印象是上述九部经典,时人于是呼群经为“九经”,并以“九经”一名概指群经。《旧唐书·柳仲郢传》说郢曾手钞“《九经》、《三史》”;又《儒学传上》载谷那律“淹识群书”,被褚遂良称为“九经库”;《儒学传下》说韦表微“著《九经师授谱》”,《王友贞传》称友贞“读《九经》,皆百遍”等,所谓“九经”皆群经是也。当时《论语》、《孝经》也在经学教育中有重要地位,是学童启蒙、国学释奠所必读必讲之书,在科举考试中《论语》、《孝经》也曾与《老子》一起被奉为“上经”,成为考试“兼经”。但是唐人并没有将《论语》《孝经》当作自己心目中神圣崇高的“经典”。在唐人制订的科考“大经”、“中经”、“小经”中,只有“九经”:《礼记》、《春秋左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穀》为“小经”,却没有将《论语》、《孝经》列为专门科目。更有甚者,《开成石经》明明刻的是十二部经典,也依然被称为“石壁九经”;诸儒校订十二经文字,则称“校定‘九经’文字”;刻入“石经”的十二经字样,也称《九经字样》。校、刻十二书而称“九经”,其以“九经”概群经也可知。

  “ 十 二 经 ” 

  “十二经”之名昉于《庄子·天道篇》:孔子曰:“丘繙《十二经》以说。”但当时“十二经”之书却不明所指。将儒家十二部经书有意识地合叙在一起或合刻在一处,实始自唐人。由陈入唐的陆德明曾收录《周易》、《古文尚书》、《毛诗》、《三礼》、《春秋》(并“三传”)、《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十四种经典性文献,刊其异文、举其异义,号为《经典释文》。去掉其中道家两种(《老》、《庄》)著作,恰好是十二经。但是《释文》虽将儒家十二书列入“经典”,却与道家《老》、《庄》杂处,他还没有明确的儒家“十二经”意识,也没有形成“十二经”的概念和称谓,有其实而无其名。

  太和七年(833),唐文宗命郑覃等人校刊群经入石,至开成二年(837)成,是为《开成石经》。石经在唐人流行的“九经”之外,增加《孝经》、《论语》、《尔雅》三书,共为十二部,称为“石壁九经”。《唐会要》:“其年(大和七)十二月,敕于国子监讲堂两廊,创立《石壁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样》四十九卷。”《旧唐书·文宗纪》记开成二年,“郑覃进《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此乃儒家十二部经典首次汇刻,儒家经典的新规范呼之欲出。可惜当时诸儒并无此意识,“石经”不称“十二经”,仍称“九经”;所附十二书的校订文字,也称《九经字样》,不称“十二经字样”。可见典型之牢、传统之顽,而新典范形成之不易。

  “ 十 三 经 ” 

  《十三经》始于成都文翁石室的“蜀石经”。该石经初由五代孟蜀宰相毋昭裔主持,张德昭、孙逢吉等人手写上石,直到北宋宣和时乃正式刻成。“蜀石经”刻成后,立于当时蜀郡最高学府文翁石室,称《石室十三经》。“蜀石经”有经有注,是中国历代石经中规模最大的一种,“石逾千数”,学人誉为“冠天下而垂无穷”之壮举,可惜今皆失传了。石经除立体展示外,还广为拓印流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曾宏甫《石刻铺叙》、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都有著录;晁公武还对“蜀石经”进行校勘,撰有《蜀石经考异》一书,亦刻置石室之中。

  晁公武《石经考异序》:“按赵清献公(抃)《成都记》:‘伪蜀相毋昭裔捐俸金,取九经琢石于学宫。’而或又云:毋昭裔依太和旧本,令张德钊书;国朝皇祐中田元均补刻公羊高、穀梁赤二《传》,然后‘十二经’始全;至宣和间,席升献(贡)又刻‘孟轲书’参焉。”于是形成“十三经”丛刻。晁公武曾出仕成都,亲见亲历,所述具体可靠。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作者舒大刚,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图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责任编辑:宋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