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诗人梅尧臣，他的诗歌写作，多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疾苦。像《田家语》《猛虎行》，均为优秀的现实主义名篇。他的一些抒情诗，如《鲁山行》《秋日家居》等，意境新奇，饶有情趣，开创了宋诗自然朴实之风。宋仁宗时的宰相王曙曾赞扬梅诗“自杜子美没后二百余年不见此作”。

　　有一年梅尧臣好友谢希孟喜添小女，他戏作一诗：“生男众所喜，生女众所丑。生男走四邻，生女各张口。男大守诗书，女大逐鸡狗。”

　　说是戏作，实际上还是反映了“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生男生女本是造物所定，理当平等看待，但是家国同构的封建制度却让人毫无顾忌地重男轻女。

　　南北朝有位叫颜之推的老先生，他在“家训”中就说：“女人主持家务，只需操持好酒食服饰等礼仪方面的事就足够了。就国家而言，不能让妇女参与政事；以家庭而言，不可让妇女掌管家政。如果有智慧超群、通古达今的妇女，本当辅佐自己的丈夫，以弥补他的缺陷，才不会发生母鸡代替公鸡报晓的事……”性别歧视在其间已成天经地义。

　　也有外在表现“重女”，却暴露了歧视妇女的实质。如杨贵妃独占皇帝宠爱，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其父、其兄弟姐妹个个身价百倍。那时有这样的诗句：“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为门楣。”

　　白居易更在《长恨歌》中说：“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有一天问曾经与他共同策划陈桥兵变、说过“半部《论语》治天下”名言的赵普：“按礼教规矩是男尊女卑，可是为什么见了圣上，男人下跪，女人反倒不跪？”

　　满朝文武大臣面面相觑，谁也答不上来，只有主客员外郎王贻孙起身答道：“远古的时候男人女人都要下跪，到了唐代武则天当上女皇，才改为女人只拜而不跪。”太祖问：“你说远古女人也跪，有什么根据？”王贻孙回答说：“有古诗为证，汉乐府《上山采蘼芜》中不是有一句‘长跪问故夫’吗？”

　　文臣王贻孙博学，总算打破了群臣失语的尴尬局面，也给读书人争了一回面子。如果真如王贻孙所言，到了唐代中期女人才不跪的，那还真得感谢这位则天女皇。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话虽这么说，几千年的男尊女卑却依然不是一朝一夕，或仅凭几个条文、几句口号就可以解决了的。就算到了今天，在就业、提干等诸多事情中，性别歧视的潜规则在一些地方依然存在。

　　女性的智商、学习能力与工作能力是一点不差的。试看，凡以“硬杠杠”衡量之事，或规则无随意性的事情，较量的结果，女同胞往往都不亚于男同胞。像高考、演讲比赛、文学写作、影视表演等，女同胞都凸显出自己的强势。一些地方的大学生性别比例已经“阴盛阳衰”，女生大有超过男生的趋势。当今著名诗人、小说家、散文家中，女性不仅占有相当的比例，还由于女诗人、女作家观察入微，情感细腻，构思独到，描写生动，其作品感人，在受青睐度上更占优势。

　　论诗歌才能，“巾帼”不让“须眉”，不由岔开去说两句。人们熟知宋朝宰相王安石的诗文俱佳，却很少有人了解宰相府里“满门女诗人”。

　　王安石的妹妹、张奎的妻子就是位佳句层出的女诗人，她的“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曾让无数诗人拍案叫绝。

　　王安石的女儿也时有妙语：“西风不入小窗纱，秋意应怜我忆家。极目江山千万恨，依前和泪看黄花。”人们争相传抄，并为之倾倒。

　　王安石的侄女、王安国的女儿也是出类拔萃的诗人，有诗道：“不缘燕子穿帘幕，春去春来可得知？”方家赞其“别开生面”。

　　王安石的妻子吴国夫人则是位能文善诗的高手，她曾以一令小词约请诸亲游西池，词中唱道：“待得明年重把酒，携手，那知无雨又无风。”尽是诗家难得的洒脱之句。

　　说这些不是为了找例子证明女性的优秀和才华横溢，而是像“满门女诗人”这样美好的景象，在哪一个历史时期，都应该成为令人憧憬，也是所有人都愿意付诸于现实的画面。

　　旧中国的男人，普受政权、族权、神权的支配，而女人除了这三权以外，还要受夫权支配。进入新的社会，旧有的不合理观念大多遭到批判并逐步加以肃清，唯独“夫权”因属于人民内部的事，时隐时现，兴衰不定，在不少地方不甘示弱，逆向冒头。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性别歧视常常打着“效益”、“速度”与“公平竞争”的旗帜排斥女性，若干招聘启事明示“不招女性”或“不招已婚女性”，而被贴“大男子主义”标签者，也常常是因为不能平视和尊重女性之独立人格和经济权利而为人诟病。要彻底清除性别歧视，实现男女平等，还不仅仅是一件写在诗本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