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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原来出自一首反战诗?

2019-07-02 08:44:00  作者:  来源:凤凰网国学

  战术已难运用于今日,战略却具有永久的价值。 

  ——题记 

  《诗经》初成的目的 

  和英语老师聊天。

  他说,他读《论语》,论语里多条说到《诗经》,读《荀子》,荀子里也是多处出自《诗经》,《大学》《中庸》等经典没有哪一本书不说到《诗经》的。 

  我说,《大学》全文两千余字,直接引自《诗经》之句多达12处。《中庸》引用达15处。《论语》中提及引用《诗经》之处达18条,在孔子看来《诗经》不仅是美的评价标准,更是对学生、官员们测评的一个工具。《孟子》一书中共引用《诗经》之语35处,其中孟子引用原句31处,其他人引用4处。诗经于孟子,是知识储备库,理论来源之一,也是他“与民同乐”观点的起源。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能让这些人参考的典籍不像今天这么丰富,所以多聚焦在《易》《诗》《书》上。

  诗经为什么有这样蓬勃不朽的生命里呢?看来确实要认真读一读这些经典了,只是生僻字太多。 

  读我翻译解读的吧,不难,我读的是不朽的经典,解的是活泼的生命! 用《诗》语概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你认为《诗经》创编的最初目的是什么呢? 

  关注民生,了解民情,便于调整管理,以便更好地治理国家,同时也为后人提供参考的依据。 

  《诗经》首先叫《诗》,我在讲《领兵元帅还是中华诗祖》一篇中简单说过,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官,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其实这也算是那个时代的“大数据”经过处理后留存下来的精华。

  因为是了解民生,所以,不管是赞扬声,还是抱怨声,甚至反对声在《诗》中都有体现,譬如,战争诗中,赞美诗较多,而表现反战情绪、士兵消极抱怨的诗也有多篇。

  那些反对的诗也编入其中,说明我们中国的祖先们自古就有大格局。 

  中国自古就有圣君圣臣的追求。当皇帝的就朝着圣君目标发展,当大臣的就朝着圣臣方向发展,每个人心中看待事物都有客观性、全面性、发展性做支撑。采诗官都是朝廷大官,看到不足,不是去回避,而是去面对,情况也如实汇报给天子。

  譬如哪些?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应该很熟吧,牵着你的手,和你一起老去。就出自《邶风·击鼓》,这首诗就是一首叫怨的战争诗。

  思归不得的苦痛 

  【原文】

  邶风·击鼓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译文】

  鼓声镗镗,出兵忙忙。他留筑城,我独南行。

  跟随子仲,平定陈宋。不让我归,忧心忡忡。

  住哪歇哪?马跑丢啦?哪去找它?山间林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唉太久了,相会无期。太遥远了,还信我吗?

  这是一篇戌卒出征在外,思归不得之嗟怨的战争诗。战鼓声声,点将出兵,他们在国内筑城,而我却不幸被点中出征。东征西战,平定了陈宋之难,还是不能归,忧心忡忡......人无定居,马无其所,记得那年,我曾与妻信誓旦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唉,太久太久了,相逢只在梦里;唉,太远太远了,你还信我吗?

  保家卫国,本是国人的义务和责任,可这首诗却以袒露主人公自身与主流意识的背离,来宣泄主人公对战争的抵触情绪。

   

  第一章,怨从何来?

  《左传·宣公十二年》:晋原縠、宋华椒、卫孔达、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讨贰。”于是卿不书,不实其言也。宋为盟故,伐陈。卫人救之。孔达曰:“先君有约言焉,若大国讨,我则死之。” 

  晋、宋、卫、曹等几国在清丘结盟,说:“周济有困难的国家,讨伐三心二意的国家。”

  宋国为了盟约的缘故,进攻陈国。卫军救援陈国。孔达说:“先君有约定,如果大国进攻我们,我愿意为此去死。”

  “我独南行”,怨因战争而生。诗以抒写个人愤懑为切入点,而这种愤懑情绪的程度又是在比较中增长的。“土国城漕”,也是劳役,但他是在国内,南行救陈,艰苦不说,生死难定。与其南行不如筑城。

  “土国城漕”来历在《鄘风·定之方中》有述,毛诗序云:“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居漕邑,齐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文公营楚丘,这就是诗所谓“土国”,到了穆公,又为漕邑筑城,故诗又曰“城漕”。

  第二章,怨什么?

  南行平陈宋,假如南行不久即返,也算了。可是,平陈宋之后,救援部队自动转为常驻陈宋的维和部队,本以为是一次可以速战速决的战场冒险,却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他乡流放。“不我以归,忧心有忡”,怨气更重。

  第三章,怨情深深。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人和马自由的生活状态是什么?《庄子》说:“犹系马而驰也。”好马是不受羁束、爱驰骋的;征人是不愿久役、想归家的。最动人心处者莫关乎细节,军营失马,这一细节,是自然之事,也是神来之笔,马关久了都会跑,何况人乎?马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本就是自由的象征,所谓“天马行空”也。由马及人,将那种自由的生命天性在遭到压制和禁锢时那种痛苦和抗争举重若轻的传递出来,仿佛发自灵魂深处的一声叹息。 

  第四章,忆别情,怨更浓。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契,合;阔,离。

  牵手是一个很平常的动作,期待白头偕老是一种很普通的情感,而这种动作这种情感却在残酷的战争中被恒久的思念提纯升华为一个极赋象征意味的符号,他直击我们的心灵,引领我们回归生活,回到生命的本质。 

  有人将“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顺序调整为:“执子之手,与子成说;死生契阔,与子偕老”。想起分别时,我紧紧握着你的手,对你一字一字的言:不管合离,生死相依。这样更具逻辑性,更有画面感,更击人心。

  第五章,看现在,会无期,怨长长。用“于嗟”二字反转第四章之意,自自然然,两章互相紧扣,一脉相承,怨气更深更沉。在慢节奏的农耕时代,人的生活更单纯,对事物的感知更敏锐,一些细小的变化,会自然投影在心里,那一点点幽微的情绪,也会随着时间延展而发酵,更何况是这种死生契阔的离别呢!时间是无声的杀手,距离是长情的敌人。

  “怨情”是《击鼓》感情的基调,也是主题思想的倾向。怨战争降临,怨征役无期,怨战争中丧失自我,甚至丧失生命。当集体的要求与个体的诉求相背离,那份强烈的厌战情绪就会在心底爆发,凝聚成一声呐喊:尊重个体生命,呼唤幸福生活。

  这种抱怨,不仅存在于对战事,也存在于对领兵将军,请看:

  小雅·祈父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转予于恤,靡所止居?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转予于恤,靡所厎止? 

  祈父,亶不聪。胡转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祈父!我王之武臣。为何我去征?居失安定。

  祈父!我王之武臣。为何我去征?争个不停。

  祈父!确实笨。为何我去征?老母没人奉。

  这是一首士兵们抱怨将军的诗。没有温柔含蓄的比或兴,开篇直呼:“祈父!”接着厉声质问:“胡转予于恤?靡所止居。”为什么使我置身险境,害我背井离乡,饱受征战之苦?这样以质问的语气直抒内心的怨恨,将武士心直口快、敢怒敢言的形象铺展开来。

  第二章与此同调,重复了这种不满情绪,但复沓中武士的愤怒情绪似乎在一步步增加。

  第三章,为何不体察民情,我征战,我的高堂老母没有人养。也侧面道出了士兵对战争的反对,对正常生活的向往。

   

  编辑者的格局与《诗经》的生命力 

  一本书有没有生命力就看能否给人以普适价值,启示,引导。

  《诗经》为什么如此富有生命力,文学价值毋庸置疑当居要位,它的历史价值也不应居后,而编辑《诗》的人们具有客观性(理性)、全面性(综合)、发展(创新)性的编辑思维也是功不可没的。

  除作者外,一本书的编辑境界、眼光、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这本书的优劣,从而影响到它的传播和生命力。而卓越编辑不仅有欣赏的眼光,也具有否定的能力,更有超乎阅读者甚至是原作者的专业高度胸襟视野。所以,在面对大量的原稿时,他不是去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客观的、全面的、发展地去认识,分析,挑选,整合,使之由平面到立体,从芜杂到精纯,从优秀到不朽。

  作为军人,本不该畏惧退缩,在国难当头之际,当饮马边陲,枕戈待旦。但从《击鼓》《祈父》两诗来看,反战情绪很明显。把这些诗收入诗经,他必须要有超越时代和阶层的远见和勇气,如实地呈现历史,悲悯地观照人性,才能让《诗经》成为世世代代打动中国和世界不朽的歌声。

   

  (斯特林堡1881年翻译的瑞典语版《诗经·国风·邶风》片段,重印于1912年的《集卷四,文化史卷》)

  北风 

  北风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其虚其邪?既亟只且! 

  北风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携手同归。其虚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乌。惠而好我,携手同车。其虚其邪?既亟只且! 

  《诗经》中有风、雅、颂,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话既体现其全面性,又体现其生命力。有帝王作诗,也有大臣作诗,当然,也有普通之人作诗。

  从艺术价值上来说,《祈父》对比《采薇》《东山》一类的诗作不算精品,用语甚至有过分激烈、直露的嫌疑,但它直抒胸臆,快人快语,可聊备一格,更重要的是他发出的是一群失语者的声音,记录的是一段容易被忽略的底层人民的心史。 

  历史是发展的,但历史重来就是在矛盾中发展。如果战争之后,在整理的时候,没有把这些怨情战诗保留下来,那我们无从知道当时战争的负面情况,我们就不能客观地,全面地去看到战争的残酷性,也就不会那么强烈地呼唤和平。

  《邶风·击鼓》《祈父》这不是王者诗,也不是将军诗,这是普通士兵诗,也是个别人的诗,不是主流,只是反映出当时存在这种情绪。但就是从这很小的情绪里,让我们看到了人类战争本相的残酷,从而以此呼唤对个体生命具体存在的尊重,呈现对美好生活细节幸福获得的向往。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真实而朴素的歌唱,是对人之存在的最具人文关怀的阐释,是先民们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树立起的一座人性高标。

  从这里,也更加让人从另一个侧面看到和平来自不易,有无数军人在与家人分离,在远方捍卫!

  参考文献: 

  1.《中国历代战争史》台湾三军大学编著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12

  2.毛诗注疏/(汉)郑玄笺/(唐)孔颖达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13.12

  3.《诗经原始》[清] 方玉润撰李先耕点校著中华书局1986年版

  4.诗经三百首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4

  5.贺锐,李妍.《邶风·击鼓》:厌战与人性的二重奏.安康学院学报,2009,21(05).

责任编辑:宋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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