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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人心目中的《春秋经》

2016-11-16 10:01:00  作者:陈其泰  来源:光明日报

  据《汉书·窦婴传》记载,汉武帝刘彻当上皇位继承人,也是经历了一番人们意想不到的大波折: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年)春天,三年前所立的皇太子刘荣(景帝长子)被废,重新确定一位皇位继承人迫在眉睫。喜欢干预朝政的窦太后一再明白地向景帝表示,将来要把帝位传给她所溺爱骄纵的小儿子、景帝胞弟梁孝王(刘武)。梁孝王当时占有优势,他在不久之前发生的吴楚七国之乱中因堵截叛军西进、捍卫京师立了大功,加上有太后直接插手,景帝只好附和,向梁孝王示意:“千秋万岁后传于王。”外戚窦婴和大臣袁盎则坚持按儒家传统办,应当新立景帝次子刘彻(当时是胶东王)为太子。他们当着窦太后的面对景帝说:天下是高祖的天下,父子相传是汉家的规矩,皇上哪能传位给梁孝王?窦太后对此十分恼火,声言不愿再见到窦婴这位堂侄!

  袁盎曾经当过太常(掌宗庙礼仪,九卿之一),他从《春秋经》上找到更加有力的理由:《春秋经》上记载,宋宣公不传位于子,而立其弟为国君,结果引起宋国五代的祸乱。专门解释经书“微言大义”的《春秋公羊传》就严厉责备宋宣公的错误处置,而大力肯定由嫡子正系嗣位的做法,称“君子大居正”。袁盎所举《春秋经》这番道理居然产生了巨大的效力,窦太后找不到辩驳的理由,只好不再提起此事,原先跃跃欲试的梁孝王也打消了这一念头。于是刘彻才被景帝立为太子。

  如今回过头来看这段往事,在当时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春秋经》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把刘彻送上了皇位继承人的位置,否则,此后汉朝所走的道路或许就是另一种景象。到公元前141年,武帝登位,任命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王臧为郎中令,组成一个尊儒色彩鲜明的班子。过了五年,到建元五年,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次年起大批征用儒生,正式进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时期。

  西汉初年黄老学说盛行,至汉武帝时期却大兴儒学。治国方针和学术思想出现如此“大换位”,原因何在?如果仅以武帝本人或几位近臣对儒学的喜爱来解释,那未免是过于表象之见。实际上,儒学的上升有其历史必然性,它是汉初以来经济社会状况发生深刻变化的结果。简单地说,一是儒学主张的德政、仁爱、忠孝、君臣等级制度等,本来就是古代农业宗法社会适宜的治国指导思想。汉初以来陆贾、叔孙通、贾谊等人正是从儒家思想出发,对施政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其成效人所共见。二是西汉初年社会残破、经济凋敝,亟须休养生息,恢复民力,因此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学说大受尊崇。经过七八十年的努力,到武帝初年,汉朝已经具备强盛的国力,粮食、财物储备充实,“家给人足”,鼓吹“无为而治”已不合时宜,需要改换全新的哲学、行动的哲学。主张以经议政、积极作为的春秋公羊学说恰恰适应这种需要。

  《公羊传》是解释《春秋经》的三传之一,专讲“微言大义”,被认为是“为汉制法”。它倡导“大一统”,加强中央集权,推进国家统一;主张历史演进的“三世变易说”,要求“改制”,革除旧法、创立新法。董仲舒因推阐《春秋》之义,成为群儒之首;公孙弘因为发挥《春秋》学说,策论经武帝亲自阅卷、拔为第一,后平步青云,当了丞相。董仲舒依据《春秋》经义提出的多项施政建议,都得到武帝采纳,正如《汉书·董仲舒传》所说,“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他又广收学生,下帷讲学,弟子转相传授,使学派更加繁盛。《汉书·儒林传》载,因为武帝对《春秋》格外重视,曾特意安排了一次当场比试,让通春秋穀梁学的江生与通春秋公羊学的董仲舒论辩,结果董仲舒取胜。由此汉武帝更加明确地支持春秋公羊学,“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学大兴”。

  武帝以后盛行的《春秋》学,实已兼有最高理论权威和法律标准的双重地位,正如编撰《两汉三国学案》的清代学者唐晏所说:“凡朝廷决大疑,人臣有献替,必引《春秋》为断。”《汉书》各篇中多有记载朝廷或官员将《春秋》作为决定疑难之标准的典型事例。首先,是拿来作为决定皇位继承难题的依据。前面景帝时决定立刘彻为太子已是一例。后来,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幼小的昭帝继承武帝皇位未久,此时才十二岁,发生了有人假冒为卫太子(卫太子是武帝原先所立太子刘据,九年前因巫蛊之祸逃出长安,自杀于湖县)出现于长安未央宫门事件。其时情况真假难辨,群情汹汹,昭帝和大将军霍光命令所有公卿将军二千石官员前去辨认究竟,长安吏民围观者有数万人。如此混乱的局面却硬是被京兆尹隽不疑引用《春秋经》一句话给镇下去!他的根据是《春秋经》哀公三年记载:卫国太子蒯聩违背父命出奔,此后被拒于国门之外,对此“《春秋》是之”。因为这体现了家事服从于国事,下服从于上的道理!由于隽不疑搬出《春秋》这一权威,原先公卿大臣感到束手无策的难题立即找到处理的经典依据,使在场的数万官员百姓人人信服,再无二话,冒充太子者当即被逮入狱。昭帝对隽不疑大加称赞,要求大臣们都以他为榜样,“用经术明于大谊”。又其后,昭帝卒,因无子嗣,立昌邑王刘贺继位,结果二十七天便被大将军霍光等联名上奏皇太后将其废掉,其根据就是《公羊传》所言“王者无外”,因而迎立汉宣帝刘询。

  其次,当时也常常用《春秋》决狱。武帝时,张汤为廷尉,即奏请征用博士弟子通《春秋》《尚书》者补为廷尉史,因为熟习《春秋》即能判案治狱。当时最著名的断狱案件,是用《春秋》治淮南狱。此事即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淮南王、衡山王谋反,胶东王、江阴王阴谋策应,都因计划败露伏诛。这一特殊案件错综复杂,牵涉王侯及其他人员众多,汉武帝命令董仲舒弟子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专断于外,不请,既还奏事,上皆是之”。当时用《春秋》断狱形成风气,董仲舒还著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此外,当时的大臣奏议也往往引《春秋》作立论之根据。如宣帝即位后,博士谏大夫王吉上书,引《春秋》大一统之义,要求选择良史,以正风俗。还有丞相魏相、山阳太守张敞先后上书,据《春秋》讥世卿,要求削除霍氏权力,提高皇帝威权。

  西汉时期把《春秋经》作为治国施政的依据和学术思想的权威,是汉代历史上的大事情,对于了解古代社会政治状况和学术思想变迁影响至巨,值得我们作更深入的发掘和分析、总结。其中有两点尤其有启示意义。其一,一个时代盛行什么学说,其深层原因应从社会状况及其变迁去找。汉初百业俱废,因而需要实行“无为而治”的方针。至武帝时,因国家实力雄厚,需要兴造制度,大有作为,于是倡导“改制”“大一统”、德刑兼用的春秋公羊学成为显学。这恰好为理解“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其二,一种学说若想做到“与时俱进”,应当具有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的能力,否则其优势可能转变为劣势。西汉公羊学盛行之时,即孕育着致命的弱点。董仲舒的学说是儒学与阴阳五行说的结合,他大讲阴阳灾异,助长了西汉后期鬼神迷信的严重泛滥,直至王莽利用图谶之说取代了刘姓政权。西汉又把诵习《春秋》等经书作为选拔士人的依据,今文公羊学说成为禄利之途,经师们竞相加上繁琐的解说,如桓谭《新论》所说,秦延君为讲《尧典》题目二字,用十余万言。这种极端繁琐的做法也表明其最终必走向末路。至西汉末年,出现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论争,以讲《左传》为中坚,重史实、重训诂的古文学派,压倒了以讲《公羊传》为中坚,重解释引申义理的今文学派,中国学术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