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哉孔子

　　万世师表，至圣先师，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圣人。是中国文化的最典型代表，是中国文化的符号和旗帜。形象高大，享年73岁。

　　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被称为“亚圣”。孟子与孔子合称孔孟其道，多数人称为“孔孟之道”。孟子曾仿效孔子，带领门徒周游各国，但不被当时各国所接受，随后退隐与弟子一起著书。孟子与其弟子的言论汇编于《孟子》一书。孟子说理畅达，气势充沛，长于论辩，逻辑严密，尖锐机智。孟子所提倡的“性善论”，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子对“义”的诠释，为中国的“正义论”打下重要基础。终年84岁。

　　在孔门诸弟子中，孔子对他称赞最多，不仅赞其“好学”，而且还以“仁人”相许。历代文人学士对他也无不推尊有加，宋明儒者更好“寻孔颜乐处”。颜回素以德行著称。颜回一生没有做过官，也没有留下传世之作，其思想与孔子的思想基本是一致的。后世尊其为“复圣”，终年39岁。

　　曾子以孝行著称，是儒家正统思想的忠实传人，他把孔子的思想和学问授之以徒，又将孔子的言行整理成《论语》，上承孔子之道，下开思孟学派，对孔子的思想一以贯之。著述《大学》、《孝经》等，后世儒家尊他为“宗圣”。终年70岁。

　　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曾三次出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后为楚兰陵（今山东兰陵）令。荀子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提倡性恶论，其学说常被后人拿来跟孟子的“性善说”比较。他也提出了“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后来蒙恬、李斯、韩非等皆为荀子弟子。终年75岁。

　　孔子的父亲为叔梁纥，母亲为颜征在，十八岁的颜征在被父亲许配给六十六岁的叔梁纥。前551夏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出生。孔子生有异相，头预四边高中间凹，史称“孔子反宇”。叔梁纥夫妇因望儿心切，曾去尼丘山“祈祷山神”。孔子出生后，其父想及祈祷尼丘山之事，因以“丘”为名，又因孔子有同父异母兄孟皮，排行第二，故加一“仲”字，字“仲尼”。孔子六世祖孔父嘉死后，其子孙依据“亲亲之义，五世而尽”的宗法制度，不再列为宋国公族成员，而是从公族中分离出来，别为一族，演变为从属于公族的一个小宗。这个小宗以孔父嘉的字为氏，所以孔子姓孔。

　　孔子出生后随父母在祖籍陬邑乡间居住，母亲颜氏家在鲁都曲阜。孔子三岁时父亲去世，受排挤，不久孔子即随母亲颜征在迁往曲阜城内阙里安居。鲁素有“礼乐之邦”之称，至春秋末，礼乐仍保存完好，鲁国礼乐传统对孔子的成长产生了深远影响。孔子儿时经常把祭祀时盛放祭品的器皿加以陈列，模仿大人祭祀的礼仪动作。孔子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故孔子言“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母子二人勤劳俭朴，清贫度日。

　　孔子身高九尺有六寸（合今1.92米），人们称他“长人”。高大健硕的孔子十九岁时，娶宋人亓官氏为妻，翌年生子。鲁昭公一方面考虑孔子是“以勇力闻于诸侯”的叔梁纥的后人，另一方面孔子又以知书达礼小有名气，因此派人送来鲤鱼贺喜。孔子“荣君之贶”，故为儿子取名为鲤，字伯鱼。

　　孔子十八岁开始曾做过掌管具体事宜的小吏乘田、委吏。委吏负责管理仓库，孔子要求自己把仓库的账目、财物管理得清楚恰当。乘田负责管理牛羊，孔子要求自己把牛羊饲养得膘肥体壮。

　　孔子年轻时便以通晓礼而闻名，于是得以在太庙中主持礼仪事宜。孔子自幼好礼，谦逊好学，不放过任何一个向人请教的学习机会，他在主持的过程中每件事都谨慎地向人询问确认，由此也引起了别人的议论：谁说孔子通晓礼，怎么什么都要问。孔子听后说：“这就是礼。”说的是不耻下问、勤于学习本身即是知礼。孔子的渊博学识，都是经由“敏以求之”而来。人的知识既来源于书本，也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实践。只要本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学习态度，处处留心皆学问。

　　师襄子是鲁国的乐官，孔子曾向师襄子学琴。师襄子教一曲，孔子“十日不进”，师襄子言此曲已熟练，可以换一首了。孔子不同意，认为曲调虽已学过，演奏的技巧尚未学好。又过了几日，师襄子言“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又不可，言“丘未得其志也”，应进一步体悟曲作者的志趣神韵。又过了几日，师襄子言“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仍不同意，言：“丘未得其为人也”。还要通过反复演奏体悟作者的为人风貌。如此反复再三后，孔子于是心有所得，根据琴曲意境，孔子断定是周文王所作。师襄子闻此肃然起敬，称赞孔子为“君子圣人”，然后说自己老师教此曲时正是告知曲名为“文王操”。

　　孔子评论弟子公冶长虽曾被捕陷于“缧绁之中”，却并非由于他本人的罪过所致，于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公冶长。公冶长心胸宽广、谦和忍让，相传通鸟语。南宫适为人处事非常谨慎，孔子曾评价他：“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论语》一书中，被孔子称作君子的弟子只有两人，南宫适就是其中之一，可见孔子对南宫适的评价是很高的。孔子把侄女嫁给他，大概正是看重此人品行高尚、稳重可靠。

　　孔子学识渊博，天文地理无所不通。《论衡·明雩篇》载，孔子外出，吩咐子路带上雨具，不久果然大雨滂沱。子路问老师何以知道天将大雨，孔子说：“昨天晚上月亮靠近了毕宿”。《诗经·小雅·渐渐之石》记载：“月离于毕，俾滂沱矣。”《尚书·洪范》亦记载：“月之从星，则以风雨。”数日之后，月亮再次靠近了毕宿。孔子外出，子路提出带上雨具，孔子没有应允，出去后果然没有下雨。子路询问其中的道理，孔子说前一次月亮靠近的是毕宿的北面，所以“天果大雨”；昨晚月亮靠近毕宿的南面，所以不会下雨。

　　《论语·子罕》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面对浩浩荡荡、奔流不息的江河之水，孔子总是感慨良多。弟子子贡曾经就这一问题请教过孔子：“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孔子回答说：“夫水，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洗洗乎不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洁，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水普育一切有生命的物体而出乎自然，类似美德；流向低处，弯曲回折执守一定之理，类似正义；汹涌澎湃从无止息，类似道行；假若人们开掘堤坝使其流淌，它就会一泻千里如同响之应声；水跌赴万丈深的山谷而毫不畏惧，类似勇敢；用它来衡量地平肯定允当，类似法度；盈满于容器不必用概刮也会至平，类似公正；水柔弱却又无所不达，类似明察；万物出入于水，而后趋于新鲜洁净，类似善为教化；水干曲万折流向东方，类似有坚定的意志。因为水具有德性之美，“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

　　孟懿子和南宫敬叔的从学，使孔子身价倍增，并使孔子得到了益处。由于南宫敬叔的推荐，鲁昭公批准孔子去东周王都洛邑考察，并派车马仆役，供孔子役使。据《史记·孔子世家》载，“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适周观礼期间，“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适周观礼之行，使孔子声望大振，“孔子自周返于鲁，弟子稍益进焉”，四方各国前来求师学礼者络绎不绝。

　　儒道两学派创始人相会，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鲁昭公二十四年至鲁昭公二十五年期间，孔子曾亲往周都洛邑考察礼仪文物制度，据载孔子“适周观礼”时曾就道德礼乐等问题求教于老子。《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适周问礼，盖见老子”，孔子辞去，老子对孔子说：好讥议人者即使聪明深察也难免一死，好揭人短者即使博辩闳达也将危及其身，老子劝孔子敏行讷言，言听则仕，不用则隐，以保身全行。孔子辞别老子后，对老子大加赞赏孔子将老子比喻为龙，崇拜敬仰之情，溢于言表。

　　在出土汉画像石中，关于《孔子见老子》雕刻图像是常见的，尽管各地出土的这个画像在艺术表现手法、雕刻风格、视觉形象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但孔子问礼老子、宣扬儒家思想的主题却是统一的。“孔子问礼于老子”这件事不是我国古代两位学者简单的“历史会面”，而是儒、道思想的交流与沟通，对我国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

　　《孔子见老子》画像虽然在表现形式上存在着差异，但它们共同的主题是积极宣扬谦虚好学、尊老敬贤美德的儒家社会思想，也反映出儒、道思想的交流与沟通。儒、道文化同源而异流，两家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诸多共通之处。

　　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孔子因鲁内乱而适齐。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素喜礼乐歌舞，常“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孔子在齐，作为高昭子家臣，有较多机会接触景公宫廷内臣仆官属，便时与太师（乐官）讨论音乐，通过齐太师听到古《韶》乐的演奏。《韶》亦作《大韶》，周代“六舞”之一，属“文舞”，相传为舜时代乐舞，周代用以祭祀“四望”（即四方）。孔子认为，《韶》乐“尽美矣，又尽善也”，尽善尽美。相传歌颂周武王的乐舞为《武》乐。孔子认为，《武》乐是“尽美矣，未尽善也”，尽美不尽善。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孔子登临泰山，八方风云入眼，视域为之大变，心胸为之开阔。孔子平生爱登高山，“登高必赋”。弟子子张曾问：“仁者何乐于山也？”孔子说：“夫山者，然高。然高则何乐焉？夫山，草木生焉，鸟兽蕃焉，财用殖焉。生财用而无私为焉，四方则伐焉，无私予焉。出云风以通乎天地之间，阴阳和合，雨露之泽，万物以成，百姓以飨，此仁者之所以乐于山者也。”“仁者乐山”，并非仅仅因为山高大巍峨、草木茂密，而是因为山有君子之德，厚德载物，慷慨无私，惠泽四方，“多其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譬也。”

　　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冬，孔子因鲁乱适齐。孔子从泰山旁经过时，“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孔子倾听良久，派遣子路前去寻问为何哭声“壹似重有忧者”。妇人回答：“昔者吾舅死于虎，吾父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言母家、夫家皆以捕虎为生，其夫之父、其夫乃至其子都因猛虎所伤致死。孔子问“何为不去也”，妇人答以“无苛政”，孔子闻此感慨道：“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当鲁国“陪臣执国政”之时，孔子恪守“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处世原则，因此把全部精力用于钻研学问、教授弟子。授业内容包括文献典籍及技艺性科目（六艺），后者实践性极强，需要时常操作演习，所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射箭即是其中之一。据《礼记·射义》载，孔子经常率弟子举行习射活动。《论语·八佾》载孔子言“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争”即比试、竞争，这既是射箭比赛，又可以通过“射义”以“观德行”。孔子与弟子的习射活动经常吸引众多围观者，“盖观者如堵墙。”

　　孔子51岁那年，是孔子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鲁定公九年（前501），第一次被鲁定公任命为中都（今山东汶上县）宰。此年六月，阳虎奔齐，鲁“陪臣执国政”局面宣告结束。孔子早有声誉，又“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因此欣然从命，开始出仕。孔子为中都宰政绩卓著，“一年，四方皆则之”。因治中都有方，定公有意提升，因问孔子：“学子之法以治鲁国，何如？”孔子回答“虽天下可乎，何但鲁国而已哉？”于是次年孔子便由中都宰升任司空。

　　孔子为鲁大司寇，主司法断案，听讼不专断而兼采众议之长。春秋时代鲁无成文法，一般皆由官吏据习惯法裁定。孔子任大司寇后，“听狱必师断”，每逢断案，请来君子长者贤人名士，“敦敦然皆立”，听讼后令其各抒己见，“某子以为何若？”“某子以为云云”，待众人分别发表对此案的断处意见后，孔子加以辨别比较，采其所长，然后做出裁断，言“几当从某子云云乎”。孔子任大司寇后，因其为政有方，社会不良风气大为改观。

　　鲁定公十年（前500）春，齐鲁言和，齐鲁两国国君会于夹谷。定公命孔子以大司寇兼摄相事，参与会盟。会盟当天，礼毕，按惯例应是演奏古乐，不料齐国派出的是一群长发露体的莱夷。孔子当即以鲁君名义命令随从军旅反击夷人，并对齐进行严辞指责。齐景公慑于孔子严辞而退兵。会盟中缔结盟约时，齐人突如其来单方面要求鲁国在齐出征时必须出兵三百乘相助，实际是要鲁无条件承认自己是齐国附庸。孔子见状随即派大夫兹无还上前应对，要求齐归还所侵占的鲁汶阳之田，否则鲁将不听齐命。会盟之后，齐景公对孔子大加赞叹，同时责备身边的群臣：“鲁以君子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于是派使者至鲁归还汶阳之田。夹谷之会，充分显示了孔子的政治才干。

　　夹谷之会是齐鲁两国的一次著名的会盟，盟会上孔子屈强国、正典仪的凛然大义，被称之为是“圣人之大司”。会盟后，齐人为孔子的大义凛然所折服，归还了郓即今山东郓城东、讙即今山东宁阳北、龟阴即龟山之阴、今山东新汶东南等汶阳之田。这次会盟，体现出孔子“文事武备，武事文备”的智慧，以及“以战止战”的和平思想，对当今国际关系仍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孔子思想核心为“仁”，“仁”之基本内涵为“爱人”。孔子一生，处处以“仁者爱人”为安身立命之圭皋。孔子在马厩失火时曾亲临现场寻问有无人员伤亡，拜谢前来救火问吊者。“曰：‘伤人乎’？不问马”，首先想到是否造成人员伤亡，而未虑及马匹损失。马厩附近有主动前来救火问吊者，孔子作为鲁国大司寇，每遇一位，便作揖拜谢，逢士一级人士拜谢一次，逢大夫拜谢两次，未忘依礼行事。“焚，孔子拜乡人为火来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吊之道也。”

　　孔子所处时代，礼崩乐坏，鲁国政治亦陷于混乱，定公虚位，三卿擅权，季氏执政，三桓之家又是家臣垄断。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提出“堕三都”，即拆毁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采邑城堡费都、邱都、成都，消弱家臣势力，维护与提高国君权力。堕三都由孔子弟子子路具体监督执行。他首先要求成邑宰堕成，公敛处父早有思想准备，阳奉阴违，千方百计拖延时间。孔子见状只好组织力量强行堕成，但季孙氏、叔孙氏取观望态度，最后只得由鲁定公亲自出面以公室力量围成。但成邑的城墙高大坚固，公室力量无法攻破，相持一段时间后，攻克无望，只好撤军。堕成以失败而告终。

　　“夹谷之会”等事件的发生，引起了邻国齐国的恐惧。于是，齐国采用了卑劣手段，在国内挑选美女八十名，穿着华丽服饰，能歌善舞，又挑选骏马一百二十匹，饰以锦绣，送给鲁君目的是使他们迷于声色，怠于政事，疏远孔子。这一招果然奏效，季桓子微服前往观看，一日之间往返三次，鲁定公从此终日观舞听乐，不愿过问政事。子路说：“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此时对鲁定公与季桓子还抱有一丝幻想，他对子路说：鲁国即将举行郊祭，按惯例祭祀之后应该把祭肉分送给大夫们。但郊祭之后，季桓子并没有按惯例把祭肉分送给孔子。于是孔子对鲁国政坛彻底失望，准备离开鲁国，周游列国。孔子弃官离鲁在鲁国引起了巨大反响，鲁乐官师已匆匆赶到鲁国国都南郊为孔子送行。孔子弃官离鲁在公元前497年春，孔子时年55岁。孔子离别鲁国国境时，对故乡恋恋不舍，“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

　　孔子离鲁后西向，首先至卫。初至卫国，沿途给孔子的第一印象便是人口稠密，不禁赞曰“庶矣哉！”时弟子冉有为孔子驾车，闻孔子此说顺势问“既庶矣，又何加焉”？请教孔子在人口已经十分稠密的情况下，下一步应该采取何种治国方略。孔子认为在此基础上应该使平民百姓富裕安康，故答曰“富之”。冉有继而又追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答以“教之”，主张在全社会推行道德教化，使平民百姓懂得依礼行事，有廉耻之心。

　　鲁定公六年（前504），鲁国的阳虎曾帅师侵郑，攻占匡邑，匡人蒙受了苦难。孔子带领弟子南行经过匡邑时，为孔子驾车的颜刻用马鞭指着匡邑城墙告诉大家，他以前随阳虎攻匡就从那儿破墙而入。颜刻的话正巧被匡人听见，孔子长得又像阳虎，于是匡人将孔子一行团团围住。在匡人围捕孔子之时，弟子惊慌失措，孔子反而镇定自如，安慰弟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这种临危不惧、大义凛然的气概感染了周围的弟子，弟子们也激发出了摆脱困境的勇气。匡人将孔子一行围困了五天，后来查问清楚孔子不是阳虎，才将孔子一行释放，匡人终于没有伤害孔子。

　　孔子经匡地之围返卫后，迫于情势，曾谒见卫把持国政者卫灵公夫人南子。卫灵公夫人南子贪权爱势，凌驾于灵公之上，此外又淫乱宫中，名声极坏。她明确表示要见孔子，并要挟说所有来卫国想见灵公的人都必须先见她。孔子起初婉言谢绝，但终究住在卫国，南子又三番两次派人致意，孔子被逼无奈，违心地去拜见了她。“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珮玉声璆然。”南子隔着帏帐答礼，一问一答皆合乎礼仪。不过，此事还是引起孔子与弟子之间的争辩。子路对孔子去见南子一事大为不悦，孔子为了消除弟子们的误会，一再发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孔子经匡地之围之后，再次返回卫国。但是，卫灵公对待孔子仅有礼贤之心，而无用贤之意。居卫期间，卫灵公要孔子陪他出游，“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卫灵公与夫人南子乘坐的马车在前，让孔子坐第二辆马车紧随其后，招摇经过闹市，孔子深感耻辱。此种安排，在当时一般人看来纯属正常，但孔子是以帝王之师而自命，国君不尊师爱道而迷恋于女色，使他感到十分气愤。他毫不客气地指责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在卫国耳闻目睹几年之后，孔子逐渐对卫灵公感到失望，在拒绝回答卫灵公“问陈（阵）”之后的第二天，就带领自己的学生离开了卫国。

　　周游列国期间，孔子去卫、过曹、至宋。据《礼记·檀弓上》载，孔子居宋时，“见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工程浩大，耗资费时，工匠痛恨不已。孔子十分不满，曾就此愤然斥责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诅咒桓魋如此浪费人力物力，不如死后速朽为好。孔子的批评，引起了桓魋的不满。宋司马桓魋听到孔子对自己“自为石椁”激烈批评诅咒之语而记恨，“欲杀孔子”，闻孔子“习礼树下”，即率人前往袭击。孔子从容不迫地说道：“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不过，为了照顾大家的安危，孔子还是携弟子及时撤离。待桓魋赶到，已人去无踪，唯留空空大树一棵。桓魋一怒之下，命“拔其树”。

　　孔子畏宋司马桓魋加害，“微服而过宋”，遂率弟子至郑。据《史记·孔子世家》载，至郑后，曾与弟子相失，“独立郭东门”。子贡等人早已进城，四处寻找夫子。有人告诉子贡，城东门有一人，其前额像尧，颈项像皋陶，肩膀像子产，步履蹒跚、疲惫不堪的神态“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果然在东城门找到孔子。孔子问子贡何以知道他在东城门，子贡将郑人所言如实地告诉了老师，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的开朗、乐观而又不乏幽默的自嘲，驱走了师生们连日奔波的紧张与疲劳。休整数日后，孔子携弟子前往陈国。

　　孔子在陈国居住三年，一直未得任用。当时吴楚争霸，位居中原地带的陈国时常被侵扰。身陷战乱纷扰之地，思念家乡故土之情油然而生。“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于是孔子决定离开陈国，路过蒲（属卫，今河南长垣县境内）时，公叔氏欲以蒲改适他国，孔子及其弟子再次身陷困境。孔子弟子公良孺“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危难之时，公良孺挺身而出，拔剑以死相拼。公良孺说：“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

　　视死如归、勇猛顽强的公良孺吓退了蒲人，于是蒲人与孔子订立盟约：“苟毋适卫，吾出子。”强迫孔子许诺不再返回卫国，以此作为放行条件。孔子被迫与蒲人签约，离开蒲地。孔子一离开蒲地，旋即进入卫国。子贡不解，问孔子“盟可负邪？”孔子答：“要盟也，神不听。”孔子认为此盟约是蒲人威逼要挟所致，不是自己自由意志的表现，因此可以背而弃之。

　　周游列国期间，孔子为避蔡乱自蔡适叶，拜见叶公后又返蔡，途中迷其津渡。孔子派子路前去打听渡口。两位长者一名长沮，另一名桀溺，都是楚国隐士，正在耕种庄稼。子路来到两位长者跟前，躬身施礼，刚欲询问，长沮便已开口问道：“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恭敬地回答：“为孔丘。”长沮又问：“是鲁孔丘与？”子路笑道：“是也。”长沮说：“是知津矣。”遭到长沮奚落的子路又来到桀溺面前询问。桀溺说：“子为谁？”子路回答道：“为仲由。”桀溺又问：“是鲁孔丘之徒与？”子路回答：“然。”桀溺停止劳作，然后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避世之士哉？”桀溺意在表明：如今世道衰败，你们同谁去改革这种世道现状？你与其跟着孔丘那种逃避坏人的人，还不如跟着我们这些不问世事、逃避整个社会的人更好些。子路返回到孔子身边，回报了询问情形。孔子怅惘若失地说：“有一种人遇到世事混乱，就屈己退隐，不与芸芸众生打交道，只和山林里的鸟雀野兽相往来。我们既然不可以与鸟兽同群共处，若不同世人往来，又同谁打交道呢？为改革当今乱世，才需要我们宣传正道。若天下太平，我就不带领着你们四处奔波，共同参与社会改革了。”

　　孔子自叶返蔡后，居于陈蔡之间。鲁哀公六年（前489），吴伐陈，楚来救，驻军于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楚昭王听说孔子在陈蔡之间，特意派人前来聘请。孔子打算前往楚国任职，结果引起陈、蔡两国的疑惧，他们认为“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设法阻止孔子前往。“围孔子于野”，孔子师徒因此断粮。一连七日，弟子饥困交加，不满情绪滋生。

　　孔子为稳定人心，以坚强的毅力，依然讲诵弦歌不止。弟子子路问“君子亦有穷乎？”孔子回答：“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强调君子穷困之时尚能坚持操守，唯有小人一旦穷困便走向堕落。当时弟子子贡也有一丝苦闷情绪，孔子有意问他说：“赐，尔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子贡点头称是。孔子则言“非也，予一以贯之”，强调自己总是坚守仁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几十年如一日，无论何种情况也不动摇信念。后来孔子派遣子贡前往楚国求援，楚昭王兴师迎孔子，孔子一行才得以解围。

　　鲁哀公六年（前489）。“楚昭王兴师迎孔子”。至楚后，昭王曾欲重用孔子，且欲“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反对起用孔子，理由有二：其一是“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孔子“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以“克己复礼”为己任，若用孔子并依其意，必使楚复为五十里之制，“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其二是楚王无有使诸侯如子贡者，无有辅相如颜回者，无有将帅如子路者，无有官尹如宰予者。当年“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子若“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于是楚昭王对孔子产生猜忌之心，是年秋，楚昭王病故，孔子想在楚国大展宏图的理想也随之破灭。

　　周游列国之时，孔子师徒曾遇到一个名叫接舆的楚狂人披头散发，故意经过孔子车旁，一边行走，一边高唱：凤兮，凤兮，何道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听后，为之一惊，想与这个佯狂者交谈，但他目不斜视，扬长而去。孔子不得与之交流，沉思良久，怅然若失。据《韩诗外传》等文献记载，接舆是陆通的字，楚人，好养性之术，躬耕以为食。楚昭王时，他见楚国政治无常，便佯狂不仕，故时人称之为楚狂。后来楚王曾派使者前往聘请他下山，他却笑而不应。使者走后，便携妻子变名易姓，游诸名山，终老于四川峨眉山。孔子认为，楚狂其实不狂，对人生与社会有着深刻体会和认识。他善意讽谏，大概是希望孔子也放弃理想的追求，告诫乱世居官从政的危险，不做徒劳无益之事。但是，身处“礼崩乐坏”之乱世，若不努力尽到个人心力，天下将何时能太平？黎民百姓又怎能得到安宁呢！

　　据《史记·孔子世家》载，鲁哀公三年（前492）鲁召冉求回国时，子贡曾经嘱托冉求“即用，以孔子为招”，冉求对此事铭记于心。八年之后，终于出现转机。鲁哀公十一年（前484）春，齐攻鲁，鲁人迎战。冉求作为季氏宰领左师，樊迟为右，迎战齐人。战斗中樊迟勇往直前，带头跨过沟壑，冉求率师以戈冲入敌阵，左师告捷。事后，季康子曾问冉求“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求回答“学之于孔子”。季康子回忆起前任季桓子病故前的叮嘱：“我即死，若必相鲁；相鲁，必召仲尼。”康子因此欲召孔子，冉求特别强调“欲召之，则毋以小人固之，则可矣。”于是季康子使使以币迎孔子。孔子自卫返鲁，历时十四年周游列国生涯终于结束，孔子已是六十八岁的垂垂老者。

　　鲁衷公十一年（前484）孔子结束十四年周游列国生涯，自卫返鲁，年已68岁。在经历了几十年坎坷之后，孔子晚年集中精力聚徒讲学，从事教育与学术研究，对从政已不感兴趣。“孔子游乎淄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弟子盖三干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所谓“三千”，大概是指孔子一生教授弟子的总数。“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是指出类拔萃的弟子有72人。孔子逝世前的最后五年，是他一生教育的辉煌时期。

　　这句话出自《论语·子罕》，原文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意思是：孔子在河边说道：“奔流而去的河水是这样匆忙啊！白天黑夜地不停流。”对于“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传统的解释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优，朱熹从理学家的立场出发将这句话的意思概括为四个字“进学不已”，也就是说要不断地学习，这个解释对于我们现在的学习态度仍然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孔夫子的本意也包涵了这一层意思，与孔子一生“学而不厌”的治学态度是吻合的。然而，这是孔子在考察宇宙，体触万物时生发出的精粹思想，有更为普遍的意义，那就是要我们珍惜时光。时光如流水，在我们身边静静地淌过，我们一不留神便失去了最美好的时光。所谓青春易逝、韶华难在正是这样的道理。这句话时刻提醒着我们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尤其要珍视时光，爱惜时间。

　　孔子十分重视交友之道，他认为一个人能否正确地交友，是使自己能否获得学识与良好修养的重要途经。他一再告诫弟子说：“毋友不如己者。”并且指出既有“益者三友”，也有“损者三友”那些正直的人、诚实的人和学识渊博的人才是真正的朋友；那些谀媚奉承的人、言行不一的人和夸夸其谈的人，皆非真正的朋友。孔子说不知道他的儿子为人如何，就看看他的儿子所结交的朋友；不知道他的君上德行深浅，就看看他的君上所任使的臣子。与善人相处，就像迸了兰、芷香草的房子，时间久了闻不出香味，这是因为被其感染、同化的缘故；与邪恶之人相处，像进了卖咸鱼的店铺，时间久了闻不出臭味，这同样是因为被其感染、同化之缘由。所以说丹砂所存藏的地方往往是红色，乌漆所存藏的地方往往是黑色，君子一定要慎重对待自己的交友之道。

　　鲁哀公十一年（前484），鲁迎孔子回国。回国后，衷公多次召见孔子，问及治国之方。据《论语·为政》载，哀公曾问孔子“何为则民服”，孔子回答“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提醒哀公要拔举正直之人于邪曲之人之上，以正压邪，百姓才会臣服。据《荀子·哀公篇》载，鲁哀公曾问孔子“绅委章甫有益于仁乎”，哀公对于礼仪规定的冠带服饰的作用有所怀疑。孔子对哀公这一提问十分不满，蹴然曰“君胡然也！”然后郑重指出：礼仪对人的言语行为有重要的制约作用，冠带亦是如此。身着孝衣手持孝杖者不宜再听欢快的音乐，身穿祭服者不宜再吃油荤食品，正是服饰使然。服饰限定身份，身份限定行为，服饰重要与否，已不言自明。

　　孔子弟子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陪侍孔子闲坐，孔子对弟子言：“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希望弟子们畅所欲言，谈谈自己的理想抱负。子路率尔而对：“干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冉求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公西华出言谨慎，言：“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孔子最后点名要曾皙发言。当时曾皙鼓瑟正近尾声，听到老师点自己名，说自己的志向与以上三位所讲不同暮春四月（周历四月即夏历二月）时节，与几位友人、孩童一起在沂水游泳，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高歌，怡然而归。孔子循道弥久，失意亦重，闻曾皙所言，一时忽生感慨，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表示自己同意曾皙的人生追求。

　　因为孔子的荐举，子游做了武城（今山东费县西南）宰。子游居孔子“文学”科弟子之冠，与子夏、子张齐名，以熟悉文献典籍著称。为人率直，不拘细节；重视礼乐又富于理想，主张以教化治理社会。子游治武城，一年显政绩，并恭请孔子到武城观赏。子游注重礼乐教化，不到一年的时间，武城官清吏洁，百姓大化。孔子带领几位弟子一到武城地界，便听到悠扬悦耳的琴瑟之音、顿挫有致的诗歌之声，于是微笑着说：“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听后，觉得孔夫子之言与所教不相符合，偏远之地何以就不用诗礼音乐教化？于是辩解说：“营者偃也闻诸天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孔子对子游能坚持学以致用和牢记师训感到欣慰，也感到自己的说法有所不妥，于是对诸弟子说：“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孔子晚年喜《易》，并整理了《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序卦》、《说卦》、《杂卦》等，合称“十翼”，又称《易大传》。“韦”，熟牛皮。古代用竹片写书，再用皮条编缀成册。“三”，指多次。“绝”，断。孔子勤读《易》书，致使编缀的皮条多次断开。《论语·述而》又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如果五十岁就开始学习《周易》，就不会犯大错了。

　　在孔子晚年，一再发生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生悲剧。鲁哀公十三年（前482年）孔子之子孔鲤去世，时年五十岁。颜回是孔子唯一许以“仁”的弟子，却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先孔子而死，年仅四十一岁。这对孔子是一沉重打击，使孔子陷入极度悲哀伤感之中，直呼“噫！天丧予！天丧予！”随从弟子提醒孔子“子恸矣”，言老师哭得过于伤心。孔子反问：“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后来，哀公曾问孔子“弟子孰为好学”，这使孔子又思念起自己最满意的学生，回答：“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颜回虽然孔子最满意的弟子，但是在如何安葬颜回之事上仍然坚持一贯原则，反对厚葬。颜回之父颜路（亦为孔子弟子）见孔子极度哭悼颜回欲请求孔子卖车替颜回办外椁。弟子们打算厚葬颜回，请示孔子，孔子回答“不可”。结果他们不顾孔子反对，仍然悄悄厚葬颜回。孔子叹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颜回是孔子的忠实信徒，孔子的主张即是颜回的主张，孔子十分了解若颜回地下有知，必定也不赞同厚葬。因此孔子一再申明，厚葬颜回并非他的初衷。

　　鲁哀公十四年（前481）春，“叔孙氏之车士曰子组商，采薪于大野，获麟焉，折其前左足，载以归”。叔孙氏车士子鉏商猎获一头怪兽。叔孙氏以为不祥，不敢接受，于是抛弃于城外。有人将此事告诉孔子，言怪兽“有磨而角”，孔子前往观看，忽然悲恸万分，言此即麟也，并呼“胡为来哉！”语罢“反袂拭面，涕泣沾衿”。叔孙氏闻孔子哭麟之事，又把怪兽留了下来。事后孔子弟子子贡问孔子“夫子何泣尔”？孔子回答“麟之至，为明主也。出非其时而见害，吾是以伤焉”。麟是祥瑞“仁兽”，“麒麟，狼头，肉角，含仁怀义，音中钟吕，行步中规，折旋中矩，游必择土，翔必有处，不履生虫，不折生草，不群不旅，不入陷阱，不入罗网，文章彬彬。”在孔子看来，太平盛世才应出现麒麟，今非盛世出而被猎，此乃不祥之兆。孔子由此想到自己坎坷不平的一生，不免睹物伤情，悲叹“吾道穷矣！”

　　《论语·述而》载，子曰：“甚矣吾哀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在孔子心目中，“周公”是一种隐喻，象征着周代的礼乐文化与制度。在周代，礼处于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是“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是一切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道德精神生活的灵魂。但是，孔子所赞颂的礼乐文化并非简单的复古，梦“周公”也非指谓完全回到“周礼”，而是有所“损益”。孔子将仁与礼相结合，仁取代周代“礼”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传统的“礼”成为表现“仁”、实践“仁”的礼仪与形式。

　　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夏历二月，孔子病重。在外经商的子贡前去探望，时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见子贡来，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子贡是与老师感情深厚的弟子之一，孔子见子贡赶到，感慨万千，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故有“晚矣”之叹。叹罢自吟自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子贡对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孔子于是与子贡入门，“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两柱之间是殷礼停殡之处，孔子乃殷人之后，故由梦坐两柱间而有“予殆将死也”之言。孔子对自己一生唯一感到遗憾的是“道之不行”，故临终仍耿耿于心，极为伤感。此后，孔子便卧床不起，“寝疾七日而殁”。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夏历二月十一日，孔子溘然长逝，享年73岁。

　　子贡，“卫之贾人也。”子贡的家庭世代经商，家境比较富裕。孔子周游到卫国，子贡拜孔子为师，从此追随孔子一生。子贡性格外向，反映敏捷，乐观活泼。《论语》一书记述孔子与弟子答问，以他最多。孔子描述众弟子形态，说子贡“侃侃如也”，又多次称赞他能一起讨论《诗》，“告诸往而知来者”。“赐之敏贤于丘也”，表扬他能举一反三，聪明颖悟。子贡却自谦说：“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鲁国执政季康子曾问孔子子贡是否可以从政，孔子回答说：“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即是说子贡处事通情达理，从政举重若轻。孔子逝世后，子贡独自一人守墓达六年之久，师生之情笃深。

　　弟子樊迟问何为“仁”，孔子对以“爱人”。“仁者爱人”是“仁”这一概念最基本的义项。“爱人”是“仁”之第一要义，历代儒家都对此有过阐说。孟子称“仁”为“恻隐之心”，即是一种怜悯爱人之心；荀子说“仁，爱也”，更是直言了当。董仲舒云：“故仁者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人类”相对于“物类”而言，仁者应当超越宗法血缘关系，泛爱天下所有的人。“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唐朝韩愈也说：“博爱之谓仁”。“仁”的本质是爱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爱人。“仁者爱人”不是亲亲之爱、爱有差等，而是超越宗法关系与社会等级的爱无差等之爱。因此，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彰显出超越时空的、永恒的博爱精神。

　　在孔子思想体系中，“恕”是“仁”的核心内容之一，彰显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应该遵循的一项基本的行为准则。后来子贡将其诠释为：“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对这一诠释，孔子深表赞同。西方《圣经》上说：“你们想让别人怎么对待自己，就应该怎么对待别人。”耶稣这句话虽然在文字表述上与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所不同，但是，在爱己爱人、敬畏生命方面却是一致的，如今这两句话已经在西方并称为“黄金律”，并被镌刻在联合国总部大厦内。

　　“仁”是孔子思想体系之核心，其基本内涵为“爱人”。“礼”原是氏族社会中自然形成的习俗规范，后来逐渐被制度化、法规化。在周代，礼是立国之本，同时又是道德、宗教及人际关系等社会生活备方面的准则。“礼，国之纪也。”但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礼”已不同于传统的“周礼”，而是有所损益与超越。“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孔子把礼建构在仁论基础上，仁是内在的，礼是外在的；仁是决定性的，礼是从属性的；仁是礼的内容，礼是仁的形式；仁是礼的灵魂，礼是仁之表现。“克己复礼”就是指克制自己的欲念，践履礼之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惟其如此，方有可能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臻至仁者的理想人格境界，成为一个真正的仁人君子。

　　《论语·里仁》云：“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晓喻的是义，小人晓喻的只是利。“义利之辨”是中国古代哲学热切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在“义利之辨”这一问题上，孔子的基本原则是“见利思义”。在“义利之辨”在这问题上，孔子确立了两大原则：一是“义然后取”，即符合义的利益才去追求；二是“先事后得”，首先付出劳动，然后才考虑自己的利益。孔子认为这样才是“崇德”，“崇德”也就是唯义是从，他在回答子张问“崇德”时说：“主忠信，徙义，崇德也。”

　　孔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作为一个君子，应当努力去追求道的实现，而不应该只谋求俸禄的丰厚与当下生活的舒适。老子、孔子都谈“道”，但含义不同。因此，孔子所说的“道”，也就是“仁道”。道是真理之所在，正义之所在。为了追求道的实现，君子应该“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甚至可以“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把大道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正是孔子一生之写照。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一个人纯朴无华、本自天然固然可贵，但如果后天的文化教育与个人修养不够，就会流于粗俗，不知礼节；一个人文化修养很高，但如果他因此背离甚至泯灭了人的本性，那他就是没有真情实感的小人。这两种类型的人都不是理想的人格，只有把后天文化教养与先天人之本性完美结合，才是一种理想的社会人格一一君子。关于人的自然本性与后天文化修养的辩证关系，孔子曾经用“绘事后素”来比喻。绘画必须先有洁白无暇的底子，然后画家在上面绘出优美的画面；人也是必须先具备洁净的自然本性，然后才能经过后天的文化教育蜕变为文质彬彬的君子。

　　孔子儒家所说的“和而不同”是从君子道德观、价值观意义上阐发的。君子应当坚守独立之人格和为人处世之道德原则，有正确的是非观，不盲目随从他人，决不放弃自己安身立命的原则立场。在这一前提之下，又必须尊重他人的意见，考虑到他人的利益，共同谋求最大限度的和平共处，力争达到双赢的理想境界，这就是“和”；不讲是非曲直，随意放弃自己的原则立场，人云亦云，盲目随大流，这就是“同”。孔子又把“同”称之为“乡愿”一一“乡愿，德之贼也。”孟子对“乡愿”作的界定为：“同于流俗，合于污世”。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作为士人不可以不胸襟博大而又坚毅果敢，以实现仁德于天下为己任，肩上的担子不是很沉重的吗？“死而后已”，道路不是很遥远吗？这些话虽出自曾子，但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格精神以及坚毅果敢人生态度，实际上是对孔子思想的发挥。以天下为己任，是孔子一生伟大人格的写照。无论顺境、逆境，为了能在天下实现仁政理想，生死以之。“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坚毅果敢的人生态度也是孔子所积极倡导的。“刚、毅、木、讷，近仁”；又说：“吾未见刚者”。在孔子看来，坚毅果敢的人才能肩负起实现仁政社会理想的重担。

　　志士仁人，不因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德，应该勇于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来成全仁德。儒家认为，人有生理生命和道德生命之分，人应该在有限的生理生命历程中，去追求崇高的道德生命，所谓“死而不亡”也。孔子所说的“志士”，必须具备两大条件：其一，志士必须“志于道”，能始终不懈地担当起“弘道”的使命；其二，志士必须“弘毅”，具有崇高的品格与坚忍不拔的毅力，“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包咸注曰：“思齐，思与贤者等也。”看到贤人，便应该考虑向他看齐；看见才德不如己者，便应该自我反省。儒家哲学非常强调个人的自我修养，孔子于此也提出了个人修养的两条途径：其一，善于向他人学习；其二，自我反省。孔子非常注重内省，提倡“内省不疚”。在他的教诲下，孔子众弟子也非常强调自我反省。孔子讲学时，颜回从来不提反对意见，但颜回在课后却善于反思。弟子曾参对老师的教诲也深有感触，竟至每日“三省吾身”。

　　据《论语·公冶长》载，孔子弟子颜回、子路陪侍孔子时，孔子曾曰：“盍各言尔志”，让他们各言其志。子路首先表示：“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回则曰：“愿无伐善，无施劳”，表示不愿夸耀表白自己的优点与功劳。随后，子路请求能听听孔子的人生志向。孔子回答：“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表示自己希望能做到使老者安逸，使朋友信任，使年轻人怀念。

　　孔子这时提出“正名”的问题，表面是针对子路所提的卫国现实，实际上它有着更为深广的社会意义，影响极为深远，这表明孔子思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春秋战国之际，正是社会大变动之时，“天下无道”，“陪臣执国命”，臣弑君，子弑父，兄弟相残之事，时有发生。鲁昭公与“三桓”争权夺利的结果，迫使鲁昭公逃亡他国；卫出公与其父蒯聩为争夺君位而兵戎相见，这均为孔子所目睹。至于孔子所闻此类事件，更不可胜数。究其原因，孔子认为都是由于统治阶级无视社会道德，只顾争权夺利以满足私欲而造成，所以，要想使社会和谐有序，就应从“正名”做起。只要把世人，特别是君臣执权者们的言行举动，通过“正百事之名”而使之各安其分，各守其职，各尽其责，自然就会出现国治民安的太平景象。孔子“正名”说的提出，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启发人们的思维，引起“名实之辨”的大讨论，学术研究活跃起来，古代逻辑思想得以形成和发展。

　　礼乐是国家政治制度的标志，具有法律的作用和性质；刑罚是法律实施的强力工具，自应以礼乐为根本。在儒学家的政治架构当中理想的社会应该是用礼乐去引导人民的。由于礼乐政治就是既要保证国家的等级差别，使上下尊卑贵贱有等，又要维持社会人际关系的协调和谐，所以刑罚就必须服从礼乐政治的要求，让人们有所戒惧，又不受淫滥之刑的残害，从而起到使社会安定、稳步发展的作用。由此可见，刑罚遵从礼乐精神，做到适中得当，既不轻又不重。

　　据《论语·颜渊》载，孔子弟子子贡曾就如何治理政事向孔子请教，孔子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进一步探问若迫不得已，在粮食、军备和人民的信任三者之中一定要去掉一项，先去哪一项？孔子提出“去兵。”子贡又问就所余两项而言，若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先去哪一项？孔子回答：“去食。”随后孔子阐明为何不能去信，指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在孔子看来，没有粮食，不过一死，自古以来无人能避免死亡，不足为奇；如果人民对政府缺乏信任，国家就不足以立，人民的信任是治国之根本。

　　欹器形象展现了“中庸”思想。所谓“中庸”就是要求处理问题时不偏不倚，公正公平，恰如其分。中庸之道，是由孔子提倡、子思阐发的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精神修养以达到天人合一、太平和合神圣境界的一整套理论与方法中庸是孔子思想范畴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自始至终贯穿于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抽去了中庸精神，孔子的仁、礼等思想、学说，都将陷入僵死和片面。孔子中庸思想的实质就是以“天道尚中”为圭臬，规范人类社会活动，试图在礼坏乐崩的春秋乱世中重建理想中的周初文明，恢复长幼有序、上下有差的社会秩序。

　　光绪元年（1875年）光绪皇帝为孔庙御书“斯文在兹”。“斯文在兹”大抵有两大重要出处。一是语出《论语·子罕》：“子谓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因此，这里的“斯文在兹”，意指世间所有文化盖源于儒学创始人孔子及儒家思想，即行“斯文之道，仁、义、礼、智、信在手，天道在此，舍我其谁，其奈我何？”二是《书经》又有云，“克昌厥后，斯文在兹”，意思是：后世子孙兴旺发达，文化知识在自己手里。因此，“斯文在兹”既涵盖了传统文化的内质，又张扬着一种文化使命的传承精神，文化损益的担当精神和文化兼知兼行的实践精神，与当下倡导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思想是完全契合的。以文自任，自觉地担当起华夏文化传承的历史责任，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旷古第一人。

　　践行是孔子学说的重心。行作为学的基础，能有做到孝悌、谨信、爱众、亲人，再有余力才去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学是为了完善自己，使自己能够致力于圣贤君子，而这些远远非典籍文献中能够表现出来的，必须在生活中、行动中才能实现。践行是做人的学问。这也是孔子把德行的实践，也就是道德实践作为学问基础的缘由。真正的君子应该做到说话谨慎，办事敏捷。言行是人与外界沟通的基本方式，言与行是统一的。

　　“尊贤”是孔子儒家的基本方针。《论语·子路篇》云：“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治政贵在选拔贤才，贤人治国。何谓“贤”？孔子界定为：“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恭、敬、惠、义，其实都是仁的具体内涵，都是仁德政治在不同社会层面的外显。因此，在孔子的思想逻辑结构中，真正的贤才也是仁者。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意为：“仁者”常处于“从容中道”、怡然自得的精神状态之中，其厚德载物之品德，犹如高山；“智者”若江河之水温润而泽，清扬而远闻。孔子认为，人的精神境界判然有别。他把人之精神境界分为“知”、“好”、“乐”三个层次，“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认为，对于任何学问、人生和事业，仅仅懂得它的人不如喜欢它的人，喜欢它的人又不如以它为乐的人。可见，“乐”是理想的人生境界，它彰显的是深谙世间万物之发展变化规律、洞悉人生是非善恶，从而超然物外、怡然自得的精神境界。

　　曲阜孔庙，是祭祀中国春秋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的本庙，位于孔子故里、山东曲阜城内，又称“阙里至圣庙”，始建于鲁哀公十七年（西元前478年），历代增修扩建，经两千四百余年而祭祀不绝，是中国渊源最古、历史最长的一组建筑物，也是海内外数千座孔庙的先河与范本，和相邻的孔府、城北的孔林合称“三孔”。曲阜孔庙以其规模之宏大、气魄之雄伟、年代之久远、保存之完整，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世界建筑史上的“孤例”，现为世界文化遗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北京故宫、承德避暑山庄并列为中国三大古建筑群。

　　礼是中国古代社会经邦治国平天下的基本法度，是人伦的基本准则和人们行为的规范。先秦时期的许多思想家都对礼进行过探入论述，统治者也依此制定了很多礼仪，以约束人们的行为，使国家秩序规范化。可是，汉代建立之初，礼制建设颇不完善，就连最能显示封建国家绝对权威的朝廷，都没有宫廷礼仪。新朝仪严肃了宫廷气氛，再也没有人敢喧哗吵闹。君臣之礼建立了，刘邦自然感到了当皇帝的尊贵。叔孙通改革礼仪制度的成功，也使他的一百多名弟子都在朝廷当上了官，把各种礼仪制度推向全国。两汉朝仪基本是叔孙通所定，没有大的改变，其它各种礼仪有所变动，但都不出先秦礼制的大框。

　　建元元年（前140），董伸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建议：凡是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各家学说，都要从博士官学中排除出去。汉武帝对董仲舒的这种大一统思想非常赏识。武帝在建元五年（公元前136）置《五经》博士，使儒家经学在官府中更加完备了。元光元年（前134），他将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排斥黄老别名百家之言于官学之外，提拔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为丞相，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还批准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根据成绩高下补郎中文学掌故，吏有通一一艺者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独尊儒术以后，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发展，成为此后二千年间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虽然这样做不利于学术文化的发展，但在当时却有益于专制制度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

　　西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皇帝刘启将他的儿子刘馀从淮南迁到曲阜，封为鲁王，史称恭王。鲁恭王好治宫室，传说在扩建王宫拆除孔子故宅时，忽然听到天上似有金石丝竹之声，有六律五音之美，结果从墙里面发现了《尚书》《礼》《论语》《孝经》等书，一共几十篇。这些经典是用蝌蚪文写成的，不同于当时经师们所保存的用隶书书写的经典，人们就把它们称为“孔壁古文”。鲁壁藏书是历代文人津津乐道的事情，宋代文学家王禹在鲁壁铭并序中说：“文籍不可以久废，亦受之以兴，……其废也，赖斯壁而藏之，其兴也，自斯壁而发之”。将文化复兴归功于鲁壁，清乾隆皇帝也写诗赞颂：“经天纬地存千古，岂系恭王坏宅是”。鲁壁藏书确实保护了中国的文化典籍，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情。

　　山东高人，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他遍注儒家经典，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使经学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游学归里之后，聚徒授课，弟子达数干人，家贫好学，终为大儒。遍注群经，著有《天文七政论》《中侯》等书，共百万余言，世称“郑学”，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终年73岁。

　　东汉光武帝中元元年（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进一步把儒家经义与谶纬图书等迷信东西结合起来，完成了东汉国教的形式，所谓谶是当作神灵启示人们的一种预言。谶与纬连称，是一种长期的发展结果。谶纬即总集过去所有的具有一定性质的预言，而用以解释一般性质的儒家经典，使那些预言与儒家经典相交织，使圣人的教条与神灵的启示合二为一。这样，圣经变成了天书，孔子就变成了神人。到了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把西汉宣帝、东汉光武的法典和国教更加系统化，这就是所谓的“白虎观会议”。

　　孔颖达为唐朝学者型官员。孔颖达编订《五经正义》，摒弃南学与北学的地域偏见，兼容百氏，融合南北，将西汉以来的经学成果尽行保存，使前师之说不致泯灭，后代学者有所钻仰。由于他的《五经正义》被唐王朝颁为经学的标准解释，从而完成了中国经学史上从纷争到统一的演变过程。他是一个对中国经学具有总结和统一之功的大经学家，曾任国子监祭酒（教育部长）。终年74岁。

　　唐代著名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河南河阳人。韩愈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终年56岁。

　　张载为宋代关学开山鼻祖。个人名言为“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最能表出儒者的襟怀，也最能开显儒者的器识与宏愿，因而也可说是人类教化最高的向往。张载由于具有较为深厚的医学和天文学素养，能够探赜钩沉，解决了当时的一些天文学难题。终年58岁。

　　宋代理学家。二程即程颢和程颐兄弟，生于湖北黄陂，籍贯河南洛阳，所以他们的学说也称为“洛学”。在哲学上，程颐与程颢以“理”为最高范畴，以“理”为世界本原。程颢、程颐所创建的“天理”学说受到了后世历代封建王朝的尊崇，都曾受到宋代帝王追封。程颢终年53岁，程颐终年74岁。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学识渊博，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佛教、黄老之术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最后成就于儒学。在中国元明清三代，朱学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精神支柱。终年70岁。

　　南宋著名哲学家，江西人。因其曾在贵溪龙虎山建茅舍聚徒讲学，因其山形如象，自号象山翁，世称象山先生、陆象山。是宋明两代“心学”的开山祖。明代王阳明发展其学说，成为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陆王学派”，对近代中国理学产生深远影响。被后人称为“陆子”。终年54岁，可配山羊须。

　　陆九渊热心于讲学授徒，“每开讲席，学者辐辏，户外履满，耆老扶杖观听”，弟子遍布于江西、浙江两地。其在长期的讲学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教育思想理论，他认为教育对人的发展具有存心、养心、求放心和去蒙蔽、明天理的作用。他主张学以致用，其目的是培养出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才，以挽救南宋王朝衰败的命运。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举行的一次著名的哲学辩论会。由吕祖谦邀集，意图调和朱熹和陆九渊两派争执。实质上是朱的客观唯心主义和陆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一场争论。它是中国哲学史上一次堪称典范的学术讨论会，首开书院会讲之先河。宋淳熙二年（1175年）六月，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使两人的哲学观点“会归于一”，于是出面邀请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前来与朱熹见面。六月初，陆氏兄弟应约来到鹅湖寺，双方就各自的哲学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就是著名的“鹅湖之会”。

　　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创立阳明心学，精通儒家、道家、佛家。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军功而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赠新建侯。王守仁和孔子、孟子、朱熹并称为孔、孟、朱、王。其学术思想传至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集立功、立德、立言于一身，成就冠绝有明一代。终年57岁，可展现其“知行合一”。

　　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蓝水渔人、鱼澄洞主、双瀑院长、古藏室史臣等，学者称梨洲先生。黄宗羲学问极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终年85岁。

　　著名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顾炎武被称作是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终年70岁。

　　中国思想史乃至世界思想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为湖湘文化的精神源头，与黑格尔并称东西方哲学双子星座、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启蒙主义思想的先导者，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晚年居南岳衡山下的石船山，著书立说，故世称其为“船山先生”。一生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坚决反对程朱理学。享年74岁。

　　清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哲学家、思想家。乾隆40年第六次会试下第，因学术成就显著，特命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戴震治学广博，音韵、文字、历算、地理无不精通，又进而阐明义理，对理学家“去人欲，存天理”之说有所抨击。梁启超称之为“前清学者第一人”，梁启超、胡适称之为中国近代科学界的先驱者。终年53岁。

　　位于韩国首都首尔，作为连接韩国古代王朝高丽时期的大学，统一新罗时期的国学、高丽时期的国子监。成均馆是韩国大学教育的发源地，也是最初的国家教育机关。老成均馆始建于1398年，其办学目的是为了促进王室对儒家思想的进一步理解与研究。从这一角度出发，它拥有作为一所大学所应该具备的完备的教学设施。由于老成均馆大学的另一重要职能是作为孔子纪念活动的指导者，因此，它还拥有一座为纪念活动专门建造的圣堂。

　　陶山书院是李滉（号退溪）向学生们教授儒学并研修学问的地方。1960年被指定为第170号史迹。李退溪发展了朱熹哲学，并创立退溪学派，被公认为是朝鲜儒学泰斗。李退溪在韩国家喻户晓，韩国政府为了纪念这位思想家，将其头像印在了1000元的韩圆上。李朝宣祖7年（1574年），文人们和儒学家们为了纪念李滉的学德而修建了一座“尚德祠”。祠堂内供奉着退溪先生的牌位，在举行祭祀后，又修建了典教堂（国家保护文物210号）和东西斋，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书院。今天的书院分为退溪亲自创建的陶山书堂与后世修建的陶山书院，二者以复礼门为分界线书堂在前，书院在后。内有陶山书堂、陇云精舍（学生宿舍）、亦乐书斋、尚德祠、典祭厅、典教堂（大讲堂）、藏板阁（书库）、光明室（读书室）、东西斋（学生宿舍）、库直舍（食堂兼管理人员宿舍）、玉振阁（遗物展示馆）等建筑，另有天渊台、云影台、试士坛、冽井、蒙泉、节友社、净友堂、幽贞门等遗迹。书院背山临水，前是波光粼粼的安东湖，后是郁郁葱葱的松树林，是一个美丽宁静充满文化氛围的地方。

　　明亡清兵入关武力南下，制造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血案。清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清军再下剃发令，令十天之内，全国百姓一律剃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严重伤害汉族百姓的民族感情，纷纷起而抗清。其中嘉定人民的抗清反剃发斗争尤为顽强激烈。分别于同年六月十三日、六月十四日、八月十六日三次遭屠城。史称“嘉定三屠”。朱舜水毅然与南明浙江兵部侍郎王繩结为知己，以舟山为基地共谋反清大计。朱舜水奔走日本、越南，海外经营十余年。在江南一带与张煌言、郑成功等人共同组织兵力抗击满清。兵败后亡命日本并留居下来，在日本大力宣扬中华儒家文化，逐渐形成“江户学派”，为日本后期明治维新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思想准备。因为朱舜水学问卓著，被日本德川家族奉为国师。

　　《论语》最早在欧洲刊印的西文版本是1687年在巴黎出版的拉丁文本《中国哲学家孔子》（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由刚从中国回来的比利时耶稣会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4－1692）主持编译。柏应理1659年来华传教，于1662年和同伴共同以拉丁文翻译了《大学》和《论语》的前五章，书名为《中国箴言》（ Sapientia Sinica）。其译文都是用殷铎泽、郭纳爵的译本，并附注疏。柏应理为此书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言，开宗明义地说明这本书是为了传播福音所做，是供来华的传教士使用的。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从中国文献中挑选出这些内容，以使到中国的传教士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如果一些外行人看这部书，也应从传播福音的角度加以理解。所以他们在对《大学》《中庸》《论语》翻译中鲜有忠于原文的含义，而是从基督教的角度做了重新的说明。但是传教士译介的儒家经典成为西方了解儒家文化的先河。

　　1791年，伏尔泰葬入法国巴黎的“先贤祠”，墓碑上写道：“伏尔泰一一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其实伏尔泰还有几个耀眼的头衔：“科学和艺术共和国的无冕皇帝”、“欧洲的良心”、“欧洲的孔子”，有一个头衔是伏尔泰自己加给自己的：“孔门弟子”。伏尔泰盛赞“孔子是真正的圣人”，他二十余年如一日地在家中悬挂孔子像，伏尔泰在《论孔子》里说：“没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对世界宣布了更有用的真理一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还号召所有人把它作为座右铭。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超过基督教义的最纯粹的道德”。由于伏尔泰的传播和一大批法国思想家的推动，1789年“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被载入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和《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六条这样写道：“自由是属于所有的人做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的事的权利，其原则是自然，其规则为正义，其保障为法律，其道德界限则在下述格言之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见《法国宪法集》）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federal supreme court）位于东国会大道，是一座以大理石为主的建筑，洁白的科林斯式建筑，与国会大厦遥相呼应，昭示着司法在三权分立政体中的独立与尊严。主楼后部，是法院东庭，常常被游客所忽略。这里有着与主入口一致的三角门楣，门楣上协调排列着的16个各有含义的人物，以摩西、孔子、梭伦为中心，是主建筑师吉尔伯特和艺术家麦克尼尔向东方文化独具匠心的的致意。

　　阿诺德·汤因比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试图以其皇皇巨著《历史研究》，揭开文明兴衰的谜题，启发人类对未来道路的探索。他预言，在21世纪，中国经济将创造奇迹，“中国精神”和“中国文化”也将担当起在后西方时代提升人类文明的伟大责任。中国并不排斥学习西方，相反还要加大学习西方的力度，吸收人类一切先进文明的成果，努力革除弊政，修正本身文化中不符合现代化的因素，同时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不断发掘、研究、建构、阐释和再阐释中华文明中能够提升当代人类文明的重要因子。一个文明高阶段的发展不是简单的复古主义，更不是盲目崇拜古代的一切，而是在一种人类文明更高阶段结合现代因素的文明复兴运动。因此中华文明必定是要联结现代性的因素才能在更高的阶段更好地促进人类社会的世界大同。

　　孔子的学说传到西方，是从400多年前意大利传教士把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一书译成拉丁文带到欧洲开始的。而今，孔子学说已走向了五大洲，各国孔子学院的建立，正是孔子“四海之内皆兄弟”“和而不同”以及“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思想的现实实践。为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理解，为各国汉语学习者提供方便、优良的学习条件，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在世界上有需求、有条件的若干国家建设以开展汉语教学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孔子学院”，并在中国北京设立“孔子学院总部”。

　　尼山孔庙位于曲阜市东南约28公里处的尼山东麓。尼山原名尼丘山，因孔子名丘，为避圣讳，故名尼山。其山并不高大，海拔约340米，风景秀丽。“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孔子出生于此，所以尼山名扬海内外。尼山孔庙横分三路，五进院落，殿堂共计80余间。前为石构棂星门，门前石桥旁建碑亭，立有《重修尼山孔子庙记》碑。门前东侧临崖处，相传孔子在此观五川汇流，有后人建木构“观川亭”。

　　洙泗书院位于山东曲阜城东北四公里处。因南临洙水，北临泗河，故名洙泗书院。传为孔子修书讲学的地方。后成为纪念和祭祀孔子的场所。孔子周游列国返鲁后，在此删诗书、定礼乐、系周易，并聚徒讲学。汉代至宋金均名讲堂，元代改称洙泗书院。公元1337年（元至元三年）于讲堂旧址重建殿、堂、门、庑等，改称洙泗书院，并设山长一人奉祀。公元1494年（明弘治七年）重修。

白鹿洞书院

王元蒙

120×60cm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五老峰南麓，是世界文化景观，享有“海内第一书院”之誉，被评为“中国四大书院之首”。

　　始建于南唐升元年间（公元940年），是中国首间完备的书院；南唐时建成“庐山国学”（又称“白鹿国学”），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由中央政府于京城之外设立的国学；宋代理学家朱熹出任知南康军（今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市）时，重建书院，亲自讲学，确定了书院的办学规条和宗旨，并奏请赐额及御书，名声大振，成为宋末至清初数百年中国一个重要文化摇篮，是中国教育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白鹿洞书院与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合称为“中国四大书院”。

　　尼山书院位于尼山孔庙以北，又名尼山诞育书院。元至元二年（1336年），中书左丞王懋德奏请在尼山创建书院，并保举彭为山长，获准。彭上任后不久，即修建尼山书院。元朝末年，尼山书院败落，至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由五十九代衍圣公孔彦缙发起重修，弘治七年（1494年）六十一代衍圣公孔弘绪、四氏学学录孔公璜又用修建孔庙的余资再次修建。今庙围垣缭绕，环植松柏，共有院落五进，殿堂五十多间，正门名棂星门，二门名大成门。庙主体建筑为中间的大成殿，殿前有两庑各五间，殿之东、西各有掖门。过掖门，殿后有寝殿三间，祀至圣夫人木主，两庑各三间，祀孔子之子伯鱼及孙子思，但塑像及木主今皆不存。东、西两侧门连接两旁跨院。东院前为讲堂，后为土地祠，西院东侧连接毓圣侯祠，且单成一院。西侧为启圣王殿和寝殿，系供奉孔子父母处。庙内外有元、明、清以及民国时期的石碑约十余幢，是了解孔子出生地尼山及其建筑群历史沿革的重要资料。

　　东林书院东林书院，位于江苏省无锡市，亦名龟山书院，是我国古代著名书院之一。它创建于北宋政和元年即公元1111年，是当时为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嫡传高弟、知名学者杨时长期讲学的地方。后废。明朝万历三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604年，由东林学者顾宪成等人重兴修复并在此聚众讲学，他们倡导“读书、讲学、爱国”的精神，引起全国学者普遍响应，一时声名大著。东林书院成为江南地区人文荟萃之区和议论国事的主要舆论中心。

应天书院

贾荣志

120×60cm

　　应天府书院前身为睢阳书院，位于河南商丘，是五代后晋时的商丘人杨悫所创办。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改升应天书院为府学，称为“应天府书院”，并正式赐额“应天府书院”。［1］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升格为南京，成为宋朝的陪都，应天书院又称为“南京书院”。庆历三年（1043年），应天府书院改升为“南京国子监”，成为北宋最高学府，同时也成为中国古代书院中唯一一座升级为国子监的书院。

　　书院内主要景点有：崇圣殿、大成殿、前讲堂、书院大门、御书楼、状元桥、教官宅、明伦堂、廊房等。

　　鲁定公十三年（前497）春，孔子开始周游列国，想寻找一片适宜的国土，来实施自己的“仁政”理想。孔子周游列国是从鲁国出发，大致走了卫国、曹国、宋国、齐国、郑国、晋国、陈国、蔡国、楚国、等地。现如今大致路线曲阜一一菏泽一一长垣一一商丘一一夏邑一一淮阳一一周口一一上蔡一一罗山，然后原路返回。”从55岁到68岁，孔子带着他的若干亲近弟子，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在鲁国周边游历。从《孔子历史地图集》书内“孔子周游列国图”标注的线路图来看，孔老夫子当时周游的，有卫、曹、宋、郑、陈、蔡、楚诸国。说起来不算少，但大多是春秋时期的蕞尔小国。楚算是大国，但孔子只到了楚国的边境。孔子还打算西去晋国，但由于时局不好，结果只是在黄河边上感慨了一番，“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命也夫！”最终连黄河也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