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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墓中为什么会有《齐论语·知道》

2017-02-23 10:37:00  作者:辛德勇  来源:新浪微博

  主持海昏侯墓发掘的考古工作者,在《考古》2016年第7期撰文报告说,墓内出土的竹简,其中有一部分,很可能是失传已久的《齐论·知道》,同时还刊发了包括篇题“智道”(知、智通)在内两支简的照片。很多人为这一新发现的新材料,兴奋不已。我们究竟应该以怎样一种心态来合理地看待这一发现?对此,我已在《怎样认识海昏侯墓出疑似〈齐论·知道〉简的学术价值》这篇读书笔记中谈了自己的看法。在这里,再来谈谈对刘贺墓中为什么会有这篇简文的认识,以及除此《知道》篇以外海昏侯墓中可能同时存在的《齐论》其它篇章的文献学价值。

  

  

海昏侯墓竹简出土现场
(位于西藏椁文书档案库)
 

  

但凡学过一些中国古代历史常识的人,都听到过后世所传汉武帝依从董仲舒的建言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从而误以为在此之后,便是家弦《诗经》、户诵《尚书》,一派热气腾腾的儒学景象。实际上儒家思想对社会的普遍影响,是一个逐渐扩展的过程。汉文帝时,首开端倪,武帝虽继此有较大幅度的发展,在形式上,确实是“卓然罢黜百家”而“表章六经”,但至元、成二帝时期,儒家的治国理念始对一朝大政方针起到主导作用。武帝以至宣帝时期的汉家朝廷乃“自有制度”,即“以霸王道杂之”,绝非“纯任德政”。至于儒家经典和思想的融通以及全面的制度性建设与社会教化,逮东汉时期,纔日臻完善,并且为后世所继承。
 

  

尽管如此,汉武帝时期对儒家思想的阐扬,确实“焕焉可述”。除了在官学中的尊宠之外,在皇室成员的教育方面,也很显著。具体就刘贺的情况而言,在他做昌邑王的时候,其师王式,便是传授《鲁诗》的名家,曾“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特别是“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而昌邑王刘贺自亦能“诵《诗》三百五篇”,昌邑国郎中令龚遂也数番引《诗》相谏,国中臣子甚至对他称谓《诗经》为“陛下之《诗》”。较此更早,其父老昌邑王刘髆,初时系以少子为汉武帝所爱,故甫一受封,汉武帝就指令“通《五经》”的夏侯始昌来做他的“太傅”。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包括《礼记》《孝经》在内的多种儒家典籍,与《汉书》这些记载相参照,反映出汉武帝以后,在皇家子弟的培养过程中,儒家的著述已经成为教授的核心内容,而元、成二帝以后汉廷治国理念的转变,正是以此为重要基础;同时,这也是海昏侯墓中出土《齐论·知道》的社会文化背景。
 

  

那么,是不是能像现在一些人那样,仅仅依据海昏侯墓中出土的这些儒家典籍,来否定《汉书》对刘贺其人“清狂不惠”、“动作亡节”之类的记载,证明他知书达理、循规蹈矩,从而是一位全然符合儒家理想的正人君子呢?我们若是看一看时下那些毕业于**党校而最终被关进秦城的党政高官,再看一看我们学术界那些满口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的高论而在实际生活中惟校长大人之命是从的“清流”教授们,就会明白这样的想法有多么幼稚。

“刘贺”玉印
(海昏侯墓出土)

  

盖刘贺性本“不好书术而乐逸游”,这些仁义道德的教化,只是在他的消化道里空走了一趟而已,他并没有从中汲取营养,使之融入血液。前面提到的“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的昌邑王师王式,其实正是屡屡“以三百五篇”切谏主子,但刘贺的行为,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改变。又昌邑王国的中尉王吉,是一位修身谨严的贤人君子,同样引据《诗经》以谏阻刘贺的驱驰游猎行为,但这位公子哥儿却是“复放从自若”。如前所述,海昏侯墓中尚出土有儒家经典《孝经》,而就在后来被专擅朝政的权臣霍光废黜帝位的时候,刘贺还脱口而出念诵了其中的一个文句,说什么“闻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但刘贺引述这句话,并不能证明其修养高深,神智精明,清人朱一新反而剖析说:“观昌邑临废两言,犹非昏悖,特童騃不解事耳。”这一点,恰恰是对刘贺其人“清狂不惠”这一神智状态和“动作亡节”这一行为特征最好的证明。
 

  

《诗经》、《孝经》的功用既然如此,孔夫子的《论语》也就同样无法在刘贺的身上产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奇效。前面提到的昌邑国中尉王吉,除了一般性地“兼通《五经》,能为驺氏《春秋》”,以及“好梁丘贺说《易》”之外,在对儒家学说的传承与弘布阐扬方面,还特别“以《诗》、《论语》教授”。如此一来,在他的主子刘贺的墓室中发现《论语》,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无奈刘贺其人实在是“朽木不可雕”也,王吉等人苦心教导的结果,上面已经谈到,亦即这位藩王依然“放从自若”,“终不改节”,直到登上天子的大位,也没有发生丝毫改变,甚至都没有装模作样地掩饰一下。或许令王吉稍可宽慰、同时也哭笑不得的是,刘贺“虽不遵道,然犹知敬礼吉”,曾专门派遣使者给他送了一大堆酒肉,算是领受了他这一片书生气十足的忠心。
 

  

不过,现在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王吉当年向昌邑王刘贺“教授”的《论语》,海昏侯墓中发现的《齐论·知道》,就应该是其中的一部分篇章。因而也可以说这一发现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原因很简单,王吉是西汉传授《齐论》最重要学者,他学的、讲的,都是《齐论》,自然会向昌邑国王刘贺讲授。在昭帝去世之后,霍光派人迎立刘贺为帝的时候,王吉审度时事,剀切劝告他对霍光要“事之敬之,政事壹听之”,自己惟“垂拱南面”做个傀儡皇帝而已,其间就藉用了《论语·阳货》的文句。
 

  

《汉书·艺文志》记载: 
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
 

  

前文提到“王吉”,后面却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唯王阳名家”,相互关照,王阳只能是指王吉。故唐人颜师古释云:“王吉字子阳,故谓之王阳。”王吉字子阳,见于本传,而且其少时尝因学问而客居长安,所居里中即有谣谚以“王阳”相称,颜师古的解释,固然不误。但为什么王吉字“子阳”却被单称一个“阳”字?盖古人两字之名或单称其中一字,对“字”的称谓,也有同样的通例。如吕后时有张释,字子卿,然而《史记·荆燕世家》却每每单称“张卿”,省略“子”字,与王吉字“子阳”而单称一“阳”字的情况完全一样。因知这是一时通行的用法。
 

  

前文提到王吉在劝诫刘贺时曾藉用的《论语·阳货》的文句,其语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鲁论》则本来是“读天为夫”,今本“天”字系东汉末郑玄依据《古论》做的订正,而王吉所称述者则与《鲁论》不同,仍作“天”字。郑玄当时虽然号称参考了《齐论》和《古论》,来为西汉成帝时人张禹以《鲁论》为主编成的《论语》作注,但依据日本学者武内义雄的看法,他实际参考的恐怕主要是《古论》,并没有怎么利用《齐论》。武内义雄对比后世文献中残存的郑玄注文后指出,郑氏只注出《古论》的不同写法而没有提及《齐论》。因而,上述引文正显示出王吉授受的《齐论》与《鲁论》之间的文字出入及其同《古论》的一致性。反过来看,这也是印证王吉所学《论语》文本系统的一个实例。
 

  

昔唐人颜师古在评议前人对《论语》的解说时尝有语云:
夫《六经》残缺,学者异师,文义竞驰,各守所见。而马、郑羣儒,皆在班、扬之后,向、歆博学,又居王、杜之前,校其是非,不可偏据。
 
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注释《汉书》时,注意到其中引述的经文“与近代儒家徃徃乖别”,因其“既自成义指,即就而通之,庶免守株,以申贤逹之意” 。这一观念,应当也是我们今天看待包括《论语》在内各种经典早期授受派别及其传本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海昏侯墓出土《论语》类竹简文字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也”等文字。红外扫描照片,位于西藏椁文书档案库)
 

  

行文至此,一个重要的结论,就自然会呈现在我们面前:海昏侯墓出土的《齐论》,应直接出自西汉时期惟一以《齐论》名家的权威学者王吉。因而,我们应当予以关注的,不仅是久已失传的《知道》这一篇章重现于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海昏侯墓中出土的竹书,是不是还有《齐论》的其它部分?由于其来源的权威性,若还发现有这一文本的其它部分,对清晰、准确地认识《齐论》的面目,将具有非同寻常的重大意义。
 

  

进一步推究,还可以看到,其意义之重大,还不仅在文本来源的权威性上,而是可以藉此深入了解后世《论语》文本形成过程中对《齐论》取舍的一些具体情况。盖今本《论语》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基础,是前面提到的成帝时人张禹编定的文本(后又经郑玄刊改),而张禹本来是师从夏侯建学**的《鲁论》,后来又转而师从王吉、庸生学**了《齐论》,所以纔能以《鲁论》为主且折中二本,“择善而从”,编成定本。明此可知,张禹所学的《齐论》既然也是出自惟一以此学名家的王吉,昌邑王刘贺受学于王吉而写下的这部《论语》,应与张禹从王吉那里学到的《齐论》极为接近。这也就意味着海昏侯墓出土的《齐论》写本,应与张禹编定《论语》时所依据的《齐论》近乎一致,其文献学价值之大,也就不言自明了。
 

  

这样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假如在今后的清理过程中,在《知道》和《问王》这两个《齐论》独有而又久已佚失的篇章以外,还可以发现其它一些《齐论》内容的话(或许已经发现,但因考古发掘者觉得不像《知道》篇这样罕见而未予重视。当然若能发现全本《论语》更好),实际上对我们认识《齐论》,认识《齐论》《鲁论》的传承渊源以及这两个系统文本与《古论》的关系,认识张禹、郑玄以后流传至今的《论语》文本,或许会有更为深刻、同时也更富有学术内涵的意义(单单是《知道》一篇的发现,主要是可供我们了解《齐论》这一部分独特构成的内容,以及张禹、郑玄等人为什么对其弃而不用,价值有限,意义十分浅显)。

责任编辑:宋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