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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儒学何以独尊?

2017-02-22 14:18:00  作者:  来源:中国论文网

  

  中国自统一国家出现后,就出现了全国以一家思想为指导或统治思想的现象。秦统一后以法家思想为统治思想,西汉初期以黄老“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为指导就是其表现。虽然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使儒学遭到了严重摧残,但汉初思想控制的骤弛,使儒学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发展。汉初儒学的发展,到日益壮大,到最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的发展在汉代达到了顶峰。汉武帝独尊儒术,以他立五经博士为标志,确定今文经学唯我独尊的官方学术和政治指导思想的地位。从此经学直接与政治结合,为政治服务。这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汉初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形势的变化

  文帝、景帝统治时期(前179―前141年),进一步贯彻黄老“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和与民休息的政策,倡导“以农为本”,推行“轻徭薄赋”和“宽缓刑罚”,因而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国家财富日益增多,如司马迁所说,“渭川千亩竹”、“江陵千树桔”、“齐鲁千亩桑麻”、“千亩姜韭”、“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社会秩序日益安定,呈现出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史称“文景之治”。从汉初到武帝即位以前,西汉统治者奉行的“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对恢复和发展生产,安定封建社会秩序,无疑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然而,汉初在黄老无为而治思想的支配下,统治者对一切采取放任、苟且的态度,社会矛盾由此大量滋生,并逐渐尖锐起来,日益威胁着政权和封建等级秩序的巩固。“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变也。是后,外事四夷,内功利,役费并,而民去本。”

  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景象。大批农民背本趋末,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再加上吏治的日益腐败,使社会形势更加恶化。《汉书食货志》中说:“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

  而官吏、富商乘机发财,囤积居奇,他们富比封君,权倾人主,奢侈逾制,交通官府,为非作歹。弄得社会风俗败坏。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恶化,构成一幅危机四伏的触目惊心的图画。

  政治上,汉初推行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使各诸侯国大受其益,他们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强大自己的实力,致使文帝时一度出现干弱支强,尾大不掉的政治局面。贾谊首先指出:“天下之势方病大肿。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之。病非徒肿也,又苦戾。”文帝三年,刘兴居(济北王)叛乱,接着淮南王刘长北结匈奴,南联闽越,图谋起兵,吴王刘濞也蠢蠢欲动,至景帝时,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吴楚七国之乱被镇压后,景帝采取了一系列削弱和控制诸侯国势力的办法,以加强中央集权。但到汉武帝即位之初,这些诸侯国的实力,虽然远不能与吴楚七国之乱前各诸侯国相比,但他们仍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重要障碍。他们中有的企图谋反,如淮南王、衡山王。更多的诸侯王在自己的封地上骄奢淫逸,不仅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压迫,激化了阶级矛盾,动摇地主阶级的基础,而且直接破坏封建统治秩序,威胁着皇权的稳固。

  在和亲政策下,匈奴日益强大、猖獗、不断扰边、入侵,构成对汉政权的严重军事威胁。据《秦汉史》:

  “文帝三年(前177年)匈奴入居河南地,侵上郡,杀掠人民;

  文帝十四年(前166年)匈奴十四万人入朝那,肖关,杀北地都尉,虏人民畜产甚多,其前锋部队深入到雍,甘泉附近,并烧毁回中宫;

  元光二年以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

  元光六年(前129年),匈奴入上谷,杀掠吏民;同年冬,匈奴数千人盗边,渔阳尤甚;

  元朔元年(前128年)秋,匈奴二万骑入汉,杀辽西太守,掠二千余人;

  元朔三年(前126年)夏,匈奴数万骑入侵,杀代郡太守恭友,掠千余人;同年秋,匈奴又入雁门,杀掠千余人;

  元朔四年(前125年),匈奴又复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万骑,杀掠数千人;

  元朔五年(前124年)秋,匈奴万骑入代郡,杀都尉朱央,掠千余人;

  元狩元年(前122年),匈奴数万骑入上谷,杀数百人;

  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入代郡,雁门,杀掠数百人;

  元狩三年(前120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数万骑,杀掠千余人。”

  内外交错的社会矛盾严重威胁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很显然,这种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已经不再适应封建专制的需要。西汉王朝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加强专制,而要使这个政权的统治强化,必须首先改变那种软弱无力的“无为而治”代之以强化中央集权的政策,这就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有力的统治理论。而新的统治思想和政策果然出现了,这就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和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新儒家哲学体系的出现。“由于它吸收了黄老和各家思想的精髓,而又高于黄老和各家思想”,适应了巩固大一统的封建集权的需要,适应了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很快取代黄老的统治地位而成为社会和政治的指导思想。

  二、董仲舒的新儒学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即位。公元前134年,汉武帝策贤良文学之士,提出“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希望对天人关系、灾异性命、古今之变、哲学和社会历史的根本问题作出回答。董仲舒在对策和《春秋繁露》中,以《公羊春秋》为骨干,融合阴阳家、黄老、法家思想建立一个新的以天人感应为基础的目的论思想体系,创造了适应封建社会统治的新儒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体现了君权的至高无上。

  强调君权的至高无上,这仅仅依靠人为的力量远远不够。于是,人事与天意挂钩,阴阳五行与自然、社会现象紧密结合,便成为董仲舒哲学和政治思想中贯穿始终的一大特色。如:“天者,百神之君也。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

  他特别强调对天的尊崇,并说:“《春秋》之义,国有大丧者,止宗庙之祭,而不止效祭,不敢以父母之丧废事天地之礼也。”在祭天之礼面前,父母之礼也变得无足轻重。董仲舒的用心是十分清楚的:“天若不予是家,是家安得立为天子?”国君乃上天所立,是上天之子,上天乃国君的坚强支柱。所以尊崇上天就是对国君自己的尊崇,祭天之礼不可动摇,就是国君的神圣的地位不可动摇。上天的地位一旦提高,董仲舒便最大限度的发挥了君权神授思想,在他的言论中,“人君授命于天”的命题随处可见。他动用上天的力量把国君描绘成天意的象征,万民的主宰,沟通天地人的中介以及超乎人类的神灵。“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

  第二,宣扬忠君思想。

  既然君权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那么下对上的忠君便成为理所当然。“心止于一忠者谓之忠,持二中者谓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是故君子贱二而贵一”,“是故君臣之礼,若心之与体。心不可以不坚,君不可以不贤,体不可以不顺,臣不可以不忠。心所以全者,体之力也,君所以安者,臣之功也。”可见忠臣关系到社会治乱,国君安危是何等的重要。

  最能体现董仲舒忠君思想的是“王道三纲”论,《基义》曰:“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是故臣兼功于君。自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特载之;阳为夫而升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董仲舒的三纲思想要求臣、子、妇三者必须无条件地屈从于君、父、夫,这种效忠思想显然是符合封建大一统的需要的。

  第三,提倡《春秋》大一统思想。

  身为公羊学家的董仲舒说:“置‘王’于‘春’、‘正’之间,非曰:上上奉天而施下正人,然后可以为王也‘云尔’?”这就是说,王介于天与人之间,人要统一于天,必须统一于王。

  专制体制下的封建国家和政治的统一,是以思想文化的统一为前提的。董仲舒认为治国之道首先在统治思想。思想专制是政治专制的必要条件和内容。巩固大一统的专制集权政治统治,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这个思想就是儒家学说。他在《举贤良对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即是我们所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认为,“百家思想纷呈,旨意不同”,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同时造成法制的不断变更,使天下百姓无所适从。统治阶级必须以正统的思想来规范天下的行为,用孔子之术来纠正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

  董仲舒论证的君权神授,赋予君主集权专制政治上的合法,合理和神圣化,以皇权至尊为上,不断强化着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他宣扬以儒术治国的思想,主张大一统,为历代统治者和进步思想家所赞赏和推崇。

  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公元前140年。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登上皇位。汉武帝即位以后所做的第一个重大决策就是“卓然罢黜百家”。他“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而此时身为丞相的卫绾上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用政请皆罢”。[指出贤良之中有研究申不害、韩非学说的,有研究苏秦、张仪策略的,应当统统取缔,“尤其是当时统治集团内盛行的黄老之学,均被指为‘乱国政’之言而‘皆罢’之”当即得到汉武帝的批准:“奏可”。

  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颁诏正式建立了太学。汉武帝创办太学,是接受了著名的儒士董仲舒的献策。他指出:“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士”。

  太学的创建,采用了公孙弘制定的具体方案。第一,建立弟子员制度,将原本私人收徒的博士确定为国家正式的教职,其私学形式于是转变为官学;第二,规定为博士官置弟子50人;第三,博士弟子得以免除徭役和赋税;第四,博士弟子的选送,一是由太常直接选补,二是由地方官选补;第五,太学管理,一年要进行一次考试;第六,考试成绩中上等的太学生以任官,成绩劣次,无法深造以及不能勤奋学习者,令其退学。从此太学成为中国古代最高一级的官办学府,为历代所传承,网罗了大批优秀士子,为封建官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也为中国古代封建统治的延续提供了组织保证。

  综上所述,西汉儒学被用来代替黄老之学作为统治思想,一方面,由于地方割据势力和中央集权的矛盾日益激化以及匈奴对汉王朝的军事威胁日益加重,“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已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儒学本身所包含有利于地主阶级加强中央集权需要的思想因素,如天道观及“大一统”思想,更重要的乃是汉代儒者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加工改造,使其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完整理论。故而汉武帝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独尊的地位。从此,经学直接与政治结合,为政治服务。使汉代儒家经学得到重大发展,并从此成为后世历代王朝的正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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