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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道德与法的思考

2017-04-03 11:47:00  作者:张践  来源:中国孔子网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国际儒学联合会教育传播普及委员会主任  张践

  近日来,山东聊城的“辱母杀人案”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这个案子的本身涉及一些复杂的案情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内,我们所关注的是因这件案例所引起的关于道德与法律建设的思考。

  新华社2016年12月10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9日下午就我国历史上的法治和德治进行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习主席在做总结发言时指出:“要把道德要求贯彻到法制建设中,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道德才有可靠的制度支撑,法律法规要树立鲜明的道德导向,弘扬美德义行。”如何使法律制度与美德义行相协调,这是当前我们社会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涉及到依法治国和道德教育的顺利进行。“辱母杀人案”之所以在社会上引发如此激烈的讨论,原因也在这个地方。

  在古代中国这样的问题的是不会存在的。汉代之后儒家思想取得了“独尊”地位,社会道德教育和法制建设都是在孔子“德政”思想指导下总体设计的。概括地说,儒家的社会治理思想包含德导、礼齐、法治三个层次。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用道德教育人民,用礼乐约束人民,最后对于大逆不道者则绳之以法。道德通过中性的“礼”和刚性的“法”贯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其中“礼者,法治纪纲也”,“礼”是中国的法哲学原理,是建立法律制度的指导者,法律则是保护道德与法律的。

  在使用法律进行制裁的时候,要尽量考虑符合礼乐制度,符合人情。《礼记·王制》规定:“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按照人伦礼法的要求,父子之间、君臣之际,所发生的案件处理起来就有所不同,以便达到在社会上宣扬父子之亲,君臣之义的目的。比如在古代,父子之间发生了斗殴、凶杀,处理起来就完全不同。《孝经》规定:“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在古人看来,父母对于子女有养育之恩,不同于常人,因此凡是侵犯父母的行为,都要格外严惩。《礼记·檀弓上》记载“邾娄定公之时,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尝学断斯狱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杀无赦;子弑父,凡在宫者,杀无赦。”也就是说对于臣弑君,子弑父,不问缘由,一率杀无赦。在儒家经典指导下建立的中国古代律令,对于不孝狱判罚比之其他案件严厉得多。唐律规定:“诸谋杀其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绞。”《元史?刑法志》规定:“诸子孙杀其祖父母、父母者,凌迟处死。”即使子女、孙子女没有动手,但因父母对子孙不满而自尽,也要处以死刑。清律规定:“凡子孙不孝致祖父母、父母自尽,如审有触忤干犯情节,以致忿激轻窘迫自尽者,即拟斩决。若无触忤情节,但行为违反教令,以致抱忿轻生自尽,但拟绞侯。”对于那些殴打、辱骂父母、祖父母的人,《唐律?斗讼》规定:“骂祖父母、父母者,绞。”但是反过来,父母对于子女伤害甚至致命者,政府的判罚则要轻微得多。北魏律规定:“父母愤怒以刃器杀子孙者徒五年,殴杀者徒四年。”(《魏书·刑法志》)唐律规定:“故杀子孙,殴杀者徒二年,刃杀者徒二年半。”(《唐律疏议》二十二)这种不对等性是考虑到,父母对于子女、孙子女都是疼爱有加的,既是下手过重也是出于“恨铁不成钢”的好心。如此在“礼”的指导下建立的法律规定,充分考虑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血缘亲情,符合人心国情,才是法学家们追求的“良法”,能够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在历史上长期实行。

  关于血亲复仇,中国古代也有很多案例。先秦时期,血亲复仇似乎较为普遍,如《礼记·曲礼》云:“父之仇,弗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儒家的孝道不仅包括孝养孝敬、承意守志、慎终追远,还包括维护亲人的安全与尊严。进入战国、秦汉时代,法家思想逐渐占据主要地位,法律开始严格限制血亲复仇。如《法经》规定:“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严禁私人复仇。秦末刘邦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但东汉时期,因为儒术大行,《礼记》的“父仇不共戴天”理念风行天下,血亲复仇屡屡发生,依律应问斩,但执法者往往法外施恩,很少判处复仇者死刑。东汉末年曹操明令禁止私人复仇,于东汉献帝建安十年令:“不得复私仇。”唐朝律法宽松,但依然严格限制血亲复仇,父亲祖父被人殴打,子孙还击,对方轻伤以下,无罪;对方重伤,减罪三等;对方死人,仍要处死。后来,柳宗元写了《驳复仇议》,针对一桩复仇案发表了深刻的见解。武则天当政时,同州下邽人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邽县尉赵师韫杀害。后赵师韫入朝为御史,徐元庆则更姓易名,在驿站之中充当仆役。过了很久,赵师韫恰好住在这个驿舍中,徐元庆便趁机亲手杀死了他,然后,投案自首。在维护儒家宗法“血亲复仇”的孝道和国家“杀人者死”的律令之间如何处理?柳宗元认为:“《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如果其父无辜被杀,可以复仇而且应该被判无罪;如果其父是被国法所诛,不应该复仇,杀人者应该处死并不许表彰。这就奠定了对于血亲复仇既符合儒家伦理,又符合民心国法的处理原则。宋律基本继承唐律,元朝法律倾向于允许血亲复仇。明清律承唐宋法,在复仇问题上充分考虑情、理、法关系:父亲祖父被杀,子孙如果当场杀死对方,无罪;子孙如果是事后复仇,处以杖六十。

  但是我们国家的现代法律体系,基本是从西方学来的。在移植西方法律制度的时候,我们没有充分考虑中国与西方国情、文化上的巨大差异。西方文化有古希腊、古罗马法治的传统,又有罗马帝国“两希文化”合流的背景,特别是基督教文化,对于西方世界法律体系的产生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近代西方实行的“政教分离”运动,其本来意义是政府与教会的分离,而非政治与宗教的分离。因为西方现代化国家政治、法律体系的建构,实际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的基础上,这一点我国的学者没有充分注意,其中就包括法律思想。西方现代政治法律制度的思想基础,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其理论基础就是“个人管个人,上帝管大家”。他们把社会设想成一个“生人社会”,“理想”的说法是“公民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亲情伦理不再法律考虑的范围之内,法官只看重产生的客观影响。

  比如上述我们所提到的父子伤害的案例,在现代法律体系中都称之为伤害罪,只考虑伤害的严重程度,不考虑受害者和施害人的身份。这在西方是符合基督教伦理的。《圣经》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马太福音》10:37)在西方世界中,对于上帝的爱是最根本的诫命,而对于父母的爱是第二位的,因此西方人亲情淡漠,不把维护孝道当成法律应当保护的重要道德。然而在中国,孝道具有宗教信仰一样神圣的地位,正如胡适先生所说:“外国人说我们中国没有宗教,我们中国是有宗教的,我们的宗教,就是儒教,儒教的宗教信仰,便是一个孝字。”(转引自严协和:《孝经白话注释》,三秦出版社,1989年,第5页)西方人、中东人都有坚定虔诚的宗教信仰,为了信仰而进行的战争和复仇活动古今不绝,法律也对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对于中国人的孝亲之情,法律则没有予以考虑。

  民国年间孙传芳被杀案就是一次中国的亲情理论与西方法律制度的碰撞。施剑翘之父施从滨被孙传芳杀死,并枭首示众三日,施剑翘身怀仇恨。孙传芳兵败后隐居天津租界,施剑翘潜入居士林将其击毙。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一案被移送到天津地方法院检察处。在审讯的时候,施剑翘对于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并且说了自己复杂的复仇过程。这一案件,天津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为有期徒刑10年。此后国内群情激奋,舆论哗然,国民党要员冯玉祥、李烈钧、于右任、张继、宋哲元等人出面救援。1936年10月14日,在施剑翘入狱11个月的时候,时任中华民国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公告,决定赦免施剑翘。此后,由中华民国最高法院下达特赦令,将施剑翘特赦释放。

  《广州刑事律师导读》报道:山东聊城于欢刺死辱母者案一审判决后,引发社会极大关注,各方反响强烈。刑法学界众多著名的专家学者纷纷发表评论,非常精彩,现予以摘录,文字未经其本人审核,仅供参考。除了洪道德教授外,其他学者的声音几乎一边倒,认为二审应改判无罪或应显著减轻处罚。

  2017年03月26日,人民日报评论辱母杀人案:《法律如何回应伦理困局》。该文指出:“法律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可以说,法律不仅关乎规则,还关乎规则背后的价值诉求,关乎回应人心所向、塑造伦理人情。此案在半年过后掀起舆论波澜,正是因为其中蕴含着许多人的伦理诉求和情感诉求。”我个人认为,在关注法律规则与价值诉求的同时,我们应当更加关注两者的关系,以中华文化为本位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体系,通过进一步的立法、修法、释法行动,使法律与道德紧密衔接起来,使法律成为道德的制度支撑,通过法律来弘扬美德义行。

责任编辑:郭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