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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君:儒学对历史上北方民族政权影响有多大

2015-09-30 20:15:00 作者:厉彦萍 来源:中国孔子网

   采访嘉宾:李玉君,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采访背景:世界儒学大会 2015年9月27日下午于邹城择邻山庄

  问:我看您在本次大会上提交的论文是《儒学与历史上北方民族政权的治国理念》,这一研究课题这个视角比较独特,请问您为什么会对这个课题感兴趣?

  答: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为辽金史、北方民族史、法律史,先后发表论文30多篇。在长期研究中我发现,宗室教育作为一项关系到王朝治乱兴衰的政治文化活动,为历代王朝统治者所重视。

  比如金王朝作为一个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少数民族政权,也特别重视宗室教育,从而使得宗室成为一个文化素养较高的群体。金代宗室之所以能够取得突出成就,与金王朝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是分不开的。金代宗室教育状况是历史文化认同的一个侧面和缩影,从中可见金朝这个少数民族政权对华夏文明和中原文化的强烈认同感。

  问: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先后出现过很多不同民族建立的政权,请问儒学对这些政权有何影响?

  答:北魏及其以后的北方民族所建立的政权被申友良先生统称为“北族王朝”,他们是由北方民族通过征服欲在征服过程中的文化吸收,而建立起来的中原式的统治政权,本质上是中原王朝的一个亚型政权。比较有代表性的北族王朝如北魏、辽、西夏、金等政权。这些政权与中原王朝长期对峙,在战争冲突和贸易往来中不断学习、吸收中原王朝的文物制度、生产方式和文化成果,使得本民族在政治制度、经济生产、文学艺术等方面飞速发展,迅速缩小了自身与农耕民族的差距。这种现象与该民族政权在治国理念上对儒学的认同与运用是分不开的。

  问:儒家思想在这些北族王朝统治时期,处于怎样的政治地位?

  答:北族王朝无一例外以儒家思想为治国理政的正统思想。契丹族建立的辽(907—1125年)、党项族建立的西夏(1038—1227年)和女真族建立的金(1115—1234年),这几个政权要维护社会的稳定、政权的稳定,首要问题是建立国家的正统思想。

  比如,辽太祖根据太子耶律倍“孔子大圣,万世所尊”的建议,决定“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并且于次年亲自“谒孔子庙”,奠定了儒家思想日后在辽朝建立统治地位的基础。与此同时,还在上京建国子监,在府州县里设学,传授儒家学说。

  金朝也不例外。金朝虽然是一个肇兴于东北的少数民族女真族建立的政权,但也以华夏文明的继承者自居。在立国之初就大力支持、提倡学习中原文化,许多统治者本人就十分仰慕中原的灿烂文化,喜读儒家经典。不仅金朝政权吸纳了大量宋朝的官吏、知识分子参政,并将许多典章制度仿照中原王朝设置,许多宗室成员包括皇帝本人都主动结识汉文化学者并从之求学。

  问:中原汉族知识分子在北族王朝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答:金朝政权吸纳了大量宋朝的官吏、知识分子参政,并将许多典章制度仿照中原王朝设置,许多宗室成员包括皇帝本人都主动结识汉文化学者并从之求学。金朝太祖时期“已留心于文事”。金朝初年的文化水平虽然比较低,但是金太祖能够重用辽宋的文人,使“金之文治日以盛”。到了金太宗时期,立“选举之法”,使国人学习文化知识,参加科举考试,并且网罗文士,“使宋士多归之”。

  台湾学者陶晋生做过一个“金代统治阶层种族分配表”,统计出金朝统治阶层中各民族的比例,其中汉人占了40.1%,女真、契丹、渤海、奚族的官员共占59.9%。所有这些都使得金代在民间和官方两个阶层内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民族和文化的融合。在这种融合中,中原文化作为先进文化显示了强大的向心力,兼容并蓄地把不同文明凝聚为一个更加丰富的文明,把不同的民族融合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

  问: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北族王朝的民族政策对儒家思想的传播有何影响?

  答:以金朝为例,金朝的民族迁徙政策也为学习中原文化提供了有利的契机。作为一个兴起于东北并最终疆域囊括中国北方大部的少数民族政权,金朝的兴盛过程也是从东北一隅逐渐攻占领土和掳掠人口的过程。最终金朝领土从东北延伸到中原腹地,囊括了大片的汉族聚集区,而占领区的包括汉族的原住民,自然也就成为其治下的新增人口。在灭亡北宋后,几次大规模地把多达数百万的女真人从东北迁到中原各地,监视汉人。

  这些民族迁徙活动造成了女真、汉以及其它各民族交错杂居。杂居的结果就是先进的民族文明被其他民族学习、吸收,各民族在文化的物质、行为、精神和制度各个层面上逐渐趋同并最终导致民族融合。

  问:北族王朝在其教育体系中,如何体现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

  答:还是以金朝为例。金政权建立后,在教育的设置方面仿效辽朝和宋朝设立学校。《金史·选举志一》记载:“凡养士之地曰国子监,始置于天德三年(1151年),后定制,词赋、经义生百人,小学生百人,以宗室及外戚皇后大功以上亲、诸功臣及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孙年十五以上者入学,不及十五者入小学。”世宗大定六年(1166年)始置太学,“初养士百六十人,后定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孙百五十人,曾得府荐及终场人二百五十人,凡四百人”。大定十六年(1176年)又设置了府学,“凡十七处,共千人。初以尝与廷试及宗室皇家袒免以上亲、并得解举人为之。”同年诏“定宗室、宰相子程式等第”。

  金朝的国子监实际上具有与宗学和国学一样的职能。在设置专职教育官员方面,金朝同中原王朝一样,在东宫、王府设立官属,专掌宗室子弟的教育。金朝宫师府内设有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等,专门负责太子的教育。

  除了在以上仿效中原王朝设置的官方机构中学习,金代宗室子弟还可以入私塾(私人的学校)或者直接结交汉族文人从之学。在金朝有不少汉人知识分子、有才华者办立私塾。如出使金朝的宋人张邵被扣留在上京会宁后,“金人多从之学”,讲授《易经》,“学者为之期日升僧座,鸣鼓为候,讲说大义,一时听者毕至。”史书中明确记载有宗室子弟入私学接受教育。

  除了官学和私学,在宗室家庭内部还经常会有多种形式的教育。其中一种形式是请家庭教师,受聘的多为汉族知识分子。皇帝还对宗室子弟采取定时、即时教育,往往贯穿在日常的交谈之中,并且以中原王朝历史典故为谈话内容。如世宗曾对太子说:“朕思汉文纯俭,心常慕之,汝亦可以为则也。”此外以身示范、临终遗训等也是金朝统治者采用的对宗室子弟的常见教育方式,其内容也多为儒家的伦理道德。

  

责任编辑:张云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