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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牧与中国孔子基金会

2014-09-10 12:01:00  作者:傅鸿泉  来源:中国孔子网

    谷牧同志对曲阜有着深厚的感情,对曲阜的事情特别关心,总是给予了不遗余力的支持和帮助。他担任国家领导人之后,从1975年到2003年,先后13次来曲阜考察视察。每次来曲阜都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对曲阜的名城建设、文物保护、文化旅游和精神文明建设等各项事业的发展指明方向。1984年担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以来,十分关心孔子基金会的工作,倡导、推动孔子学说的研究、传承和发扬,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增进国际交往,提高我们国家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做出了卓越贡献,为把曲阜推向全国、走向世界功不可没。

担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

    中国孔子基金会于1984年经中央批准正式成立。它是由政府拨付专款的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文化学术基金组织,基本宗旨是:通过社会支持,多方募集资金,积极组织和推动孔子、儒学及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工作,加强社会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促进国际间文化交流,推动人类和平、团结与进步事业服务。
中国孔子基金会,是在专家学者的积极呼吁,曲阜市委、市政府积极争取,各级领导重视支持,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建立起来的。三十年来,孔子基金会先后在海内外举办了一系列重大的文化活动与学术交流,使孔子文化、儒学思想广泛传播,学术研究领域深入发展,为社会文化事业作出了应有贡献,受到中央政府及社会各界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1983年,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研究会与曲阜师范学院联合在曲阜举行孔子学术讨论会期间,学者们酝酿要成立一个关于孔子的研究组织。当时有学者提议成立“孔子研究会”,或者叫“中国孔子学会”,也有的人士提出成立一个孔子基金会。根据学者们及有关人士的提议,曲阜县委书记刘福田同志主持研究后,最终确定成立孔子基金会。起初的想法就是成立一个组织,扩大曲阜对外影响,吸引旅客,提高曲阜的知名度,为加强文物保护募集资金,以促进开展有关孔子的研究工作。
正在酝酿即将成熟的时候,正巧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同志来曲阜视察工作。当邓大姐看到孔庙、孔府、孔林遭到严重破坏,不禁扼腕叹息。陪同她来曲阜视察工作的山东省委书记苏毅然汇报说:“1979年,经胡耀邦同志批准,山东省和曲阜县已着手对孔林、孔庙、孔府进行修复。但资金缺口比较大,建议成立一个孔子基金会,以多方募集经费,进一步整修‘‘三孔’’,并请邓大姐出面领衔主持基金会工作。”邓大姐赞同成立孔子基金会,但认为她不宜担任基金会的领导工作。邓大姐回京不久,刘福田书记带几位同志去北京看望邓大姐,又提出请邓颖超主席担任孔子基金会的会长。邓大姐说:“成立基金会我拥护,但会长我不能当,我现在兼职太多了,也顾不过来,有个很合适的人选,就是谷牧同志。他虽然长期在中央、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但在30年代他是个左翼文化工作者,又是你们山东人,对孔子的事情也比较明白,可以推举他。”当时国家有规定,严格限制现职的国家领导人兼职团体职务,所以此事应向中央请示。邓大姐向中央提出了这个建议。
刘福田同志就这项工作先后向济宁市委、山东省委和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后,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关注和支持。山东省委于1984年9月22日专文报告中央。
1984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以电报的形式批复山东省委:“九月二十二日电悉。中央同意以民间名义成立孔子基金会和谷牧同志任名誉会长、匡亚明同志任会长。副会长和理事人选请省委决定。”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左”的影响还比较严重,谷牧同志作为中央的高层领导,能够出任该组织的负责人,这一方面反映了国家对孔子及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尊重,一方面也显示谷牧同志有胆识,有远见,他敢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体现了他政治家的魄力。
1984年9月26日下午,中国孔子基金会第一次会长会议在曲阜孔府忠恕堂举行。参加人员有:中国孔子基金会会长匡亚明,副会长张健、孔德懋、孔令朋、余修、吴富恒、孔令仁、王力生、程汉邦、刘蔚华、翟盛奎、孔祥林,中共曲阜县委书记刘福田同志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匡亚明主持。
匡亚明说:“我们中国孔子基金会主要是为了保护好’三孔’,进一步加强对孔子思想的研究,以及围绕’三孔’把曲阜建设成为更加美丽、更加吸引人的古香古色的历史文化名城。因为办这件事情需要很大的资金,所以,我们要成立中国孔子基金会。昨天,有一位正在曲阜参观的加拿大华侨岑兆祥,听说我们成立了孔子基金会,就主动捐给孔子基金会人民币一百元。今天,有一位哈尔滨青年许从义,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后,寄来人民币五十元。我想,我们这个基金会依靠孔夫子在天之灵,在人心之灵,是有着精神支柱的,是能够得到国内外各方面大量的资助的。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三孔’打扮得更好,在保持原貌的基础上,恢复、维修好,再加上一定的新东西,这是第一。第二是加强对孔子思想的研究,准备在曲阜建立孔子研究中心,这是一座至少有二万平方米面积的具有民族风格的庞大建筑,设有图书馆、博物馆、孔子研究院、宾馆、古乐舞厅等。这个研究中心是综合性的,如果国内、国际上有哪一位学者进行对孔子某一方面的研究,都可以到研究中心来。我想,到1989年孔子2540周年诞辰时,这个孔子研究中心能够开幕,请世界各国学者来召开孔子学术讨论会,吃、住、开会都在孔子研究中心。此外,还要把曲阜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建设得更好。交通问题,铁路、公路、飞机场等都要相应地计划进去。这个计划很大,是一项大任务。
“中国孔子基金会设在曲阜,就要扎根曲阜,立足山东,面向全国,走向世界。曲阜应该有一个办事机构。我的初步想法,聘请几位理事,成立理事会,下设办公室、研究规划部、联络接待部,办理各项事务。日常工作由副会长兼秘书长翟盛奎同志处理,每年农历8月27日孔子诞辰日开一次理事会。1981年2月,候选法国总统密特朗来曲阜时,在孔子墓前拿出精装《论语》毕恭毕敬地读起来,这说明孔子在国外也是有相当影响的。如果他下次再来,一定要捐款。基金会要挂个牌子,办公室要像个样子,讲点排场。办事机构组成后,不能冷冷清清,要热热闹闹的,要努力工作。精神转化成物质的可能性就更大。”
各位副会长都讲了自己的想法。会议通过了基金会的公告、章程等有关事项,会议开得圆满成功。
            关心孔子基金会的工作
孔子基金会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谷老作为国家领导人,虽然分管的事情工作很多,但他一直都在关注孔子基金会的事情。下面仅是谷老关心中国孔子基金会工作的几件重要活动。
          1985年6月26日  曲阜  会长会议
1985年6月25日下午6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中国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谷牧同志来曲阜。26日上午10时,谷牧在孔府饭店第三会议室(南花厅)召开会长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山东大学顾问、教授吴富恒,曲阜师范学院副院长程汉邦,山东省文物局局长刘谷,中共济宁市委副书记韩寓群和曲阜的有关领导等。
谷牧说:“我是很久就想了解一下孔子基金会的情况。我是名誉会长,是挂名的,虽不管具体事,我还是很关心这件事。这次来主要是和此地管这个事的同志,包括济南的吴富恒等同志,主要是了解下情况,有什么问题,碰到什么困难,与同志们交换下意见,目的是想与同志们解决点问题。‘四人帮’搞‘批林批孔’,在全世界影响很大,我们‘批孔‘时,美国塑了孔子铜像。成立孔子基金会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匡亚明同志带头做这件工作,很好!打倒‘四人帮,全国人民对孔子是什么态度?了解情况的谈一下。”
副会长翟盛奎同志发言说:“匡亚明会长因身体不大好,不能到会,让我代他向谷牧同志问好,并代他赠送《孔子评传》一书和汇报工作。”
吴教授接着讲了曲阜的特殊性,是东方的“耶路撒冷”,是旅游胜地,外国人来的多,作为县城没经费,有些事不好办。要求山东省委要进一步加强对基金会的领导。
谷牧同志插话说:“新加坡的李光耀在1983年新年文告中,通篇讲的就是孔子之道,儒家思想,尊重老年人,公开提出要用西方的技术、东方的文化,看到了东方文化的先进性。孔子研究工作展开了,很重要。中国重视孔子研究,新加坡等一些国家对我们的印象就会改变。吴老的意见很好,要各级党委重视,很必要。基金会要以研究学术的面貌开会。开这种会,世界上来研究孔子的,我们都欢迎。台湾来也可以,蒋经国来也可以。孔子不光是我们的,也是台湾的。这样对开展台湾的工作有好处,可促进祖国统一。美国学术界的中国人很多,地位都很高,多数是愿意来的。台湾在美国下很大本钱做工作。”
程汉邦同志说,曲阜师范学院孔子研究所作为孔子基金会开展孔子研究的基地,应建成孔子研究资料库,古今中外的资料一应俱全。世界上都可来查资料、搞研究,这就是一个特色。另外,还要搞一个刊物。我在省里开人代会提了提案,提议把曲阜的建制改成市。曲阜由县改市很有必要,现在社会上已经给改了,国内外来信有些就写曲阜市。曲阜县改市是形势的需要,也是人民的心愿。
谷牧同志听了上述几位同志汇报后,说:“我主要是想听大家的意见。我的想法和大家提的意见、思路是一致的。孔子是世界上十大文化名人之一,四大圣人之一。近几年,世界上把孔子排成老大了。西方新旧约全书能和《论语》相比吗!他们多是宗教性质的,都不能跟孔子比。全世界都很重视对孔子的研究,孔子的诞生地是孔子思想发生、发展的地方,对孔子研究很重视,那在国际上是很有影响的事情。这么一个在全世界都有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应当受到中国人民、党和政府的重视。我们现在研究孔子和旧社会利用孔子进行统治的目的,完全是两码事。我们是继承祖国优秀古老文化遗产,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基金会成立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9个月做了不少工作,很不错了。但这仅仅是才开步,打下了一点基础。全世界都在研究孔子,中国人应当做出点贡献。北京老年人协会成立了孔子研究所。孔子是全中国的孔子,我们基金会和北京的孔子研究所取得联系。基金会的牌子应该在全国打出去,扩大它的影响。孔子基金会应当是全国性的机构,应当是全国研究孔子的代表性机构,研究中心设在曲阜。基金会领导成员增加一些,使全国都知道基金会办公地点在曲阜。名单要研究,多吸收一些学术上有研究的专家、学者。把荣毅仁、刘靖基请进来,他们肯定高兴。包括楚图南,在这里教过书,在国际交往上很有影响。周谷城是在学术上很受大家尊敬的老人,都可以考虑,可以把名单扩大一些。如讲加强党对基金会的领导,就是山东省委领导。扩大的孔子基金会领导成员名单,经山东省委研究后送给我。邓大姐很关心这件事。我给统战部和中央的有关同志商量。我同意你们扩大人员,扩大宣传的意见。我看你们考虑的有些道理,要同国际上有关的研究孔子的机构建立广泛的联系。将学术研究的旗帜举的高高的,要讲文化交流,讲学术研究,讲友谊,外国人就有兴趣了。如,新加坡就会有兴趣。我看应该在曲阜建成一个资料库,面向世界,提供孔子研究的资料,全世界学术会议可以在这里开。现在全世界有一种趋势,就是对东方文化进行研究。我接触到一个西班牙人,他说,要对东方文化进行研究,要扩大影响。
“第一步可考虑与日本、香港、新加坡、美国等国联系。香港已有好几个孔子研究机构,一般的学术研究机构,中间立场的都可以联系。只要打开局面,资金可以解决。对捐款者可以在碑上刻名。国际关系要打开,对祖国统一大业有好处。
“过去台湾说我们把孔子都批了,现在我们尊重、保护古老文化传统,我们在政治上就主动了。我们搞好了,他们来看了,看到我们的政策和过去不同了,就替我们宣传了。国际活动要有,但要通盘考虑。匡亚明同志当会长很合适。
“曲阜县改市的问题,有好几个同志给我反映了,我看可以打破框框。曲阜有‘三孔’,有文物古迹,有学院,是旅游胜地,还要建孔子博物馆,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呢?这是个很小的事,但办成影响很大。要搞好‘三孔’的保护,要做好孔子研究的后勤工作。现在马路无风三尺土,不利于对外开放。将来阙里宾舍修起来了,马路整洁,社会秩序搞成全国最好的,好多国际学术研究活动,可以来这里搞。也可以到北京开会,来这里看看。基金会的《公告》、《章程》、《孔子研究中心规划方案》,匡老审定即可,只要不违宪,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就可以。”
      1985年6月28日  济南  安排孔子基金会工作
曲阜会议结束后,谷牧同志认为中国孔子基金会的工作应和山东省负责人沟通意见,以促进工作的开展,于是谷老专程赶到济南。
1985年6月28日上午,在济南南郊宾馆四号楼会议室,谷牧同志与山东省委书记粱步庭、副书记李昌安、姜春云就有关问题进行了交代。
谷牧同志开门见山的说:“我先讲几句关于孔子的事。
“一是,建立孔子基金会问题。这件事,匡亚明同志给我打过电话,但是具体怎样搞要慎重考虑。我想,既然是中国孔子基金会,那不只是山东的,而且涉及到全国甚至全世界。办事机构设在曲阜可以,但基金会必须有代表性。孔子应当是全世界的,他在世界四大圣人中列为第一。你想‘半部《论语》治天下’,一部《论语》讲了多少道理!有许多道理到现在还是对的。《论语》第一句就是学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当代也是这样,不学习不行。
“西方提出,对东方文化有一个再探讨的问题,认为中国文化有好多东西,西方还没有弄明白。西方有些人有这么一种思想,好象将来的世界发展物质文明是吃喝玩乐,好象孔孟之道对他们的统治还有点用途。新加坡李光耀两年前有一篇《新年文告》,通篇都是讲忠孝、仁爱、三纲五常,中心问题讲家庭。他们就是为了求救于孔孟之道,来挽救他们的统治。
“我们是马列主义领导。我们之所以重视孔子,仅仅出于他是个哲学家、教育家,他出在中国,他对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我们重视他,是对中国传统的文化遗产的重视。这是值得骄傲的东西,别的国家哪有这么长的历史?两千多年以前就有孔子这么个人物,再加上‘三孔’, 多年来保存得这么好,如果在我们手中毁掉了,孔子研究这方面的东西中断了,那在国际上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有人提出,匡亚明同志这次搞的是孔子思想的第三次复兴,这是夸大了,恐怕不能这样讲。‘批林批孔’、‘四人帮’闹腾了几年以后,我们把孔庙修复,把孔子问题研究整顿一下,这体现了我们党的政策,体现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匡亚明同志提出搞孔子基金会,提了个名单,现在要看这个班子是不是代表全国?是不是对外有影响?因为中国没有第二个孔子基金会。应当吸收一部分在国内国外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人物来作顾问,要增加一些名誉会长和理事,像周谷城啊,全国的学者名流增加一部分。让匡亚明同志按这个意见列个名单,征求省委意见,我在北京再给邓大姐讲一下。
“二是,孔子基金会这个组织如何加强国际学术活动,扩大影响。美国人送给我们一本书,就是关于孔子的,他们也研究孔子,学术研究嘛!我们可以与他们联系。听说香港有人研究孔子,中国在国外的华侨是信仰孔孟之道的,研究孔子思想的还不少哩!在美国纽约,我们正‘批林批孔,时,他们塑了孔子像。
“全世界研究孔子,不管东方、西方都要建立联系,不讲捐款,就是学术联系。我们可以到他那里去讲学,介绍孔子的学术,也欢迎他们来搞学术交流。将来我们可以搞一个孔子研究的资料中心,就放在曲阜那里,谁来都可以提供方便。我看首先是香港、东南亚这地方,有好多文章可作。通过这件事,来开展友邻国家间的友好活动,搞统战工作,甚至可以对台湾,这对于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很有利的。
“三是,曲阜有‘三孔’,再加上将来孔子基金会的活动,那里还有个曲阜师范大学,将来搞个曲阜市。这个地方应当搞成一个清洁、幽雅,与文物古迹相协调的这么一个地方,可以和旅游结合,可以搞点旅游工业,食品、小纪念品等等,搞成个旅游城市。山东许多古老的东西、艺术品,许多别处没有的东西,都可以拿到这里来为旅游服务。
“这个地方究竟搞个什么机构?有的建议成立特区。特区在我们国家来讲是指经济特区。吴富恒同志主张搞个县级市,有点郊区,但不要太大,农业可以转给其他县,就是刚才讲的那些东西。我建议你们考虑一下,提出个意见,我在北京也给你们呼吁一下,把它弄好。这样,北京园林方面可以来资助,旅游方面的从旅游方面来资助,文化、教育方面也从各自的方面来资助,很快就能搞起来。到那时,曲阜的影响是别处不能取代的。中国的古迹是很多的,洛阳、开封、西安、秦始皇墓等都晚于孔子。
“我是名誉会长。什么叫名誉会长?就是挂名,不管事。但是,我既然挂了名,也总希望把这件事办得好一些。搞基金并不很难,重要的不是资金,而是要扩大影响。中国人都爱国,爱东方文化,一听到这件事,他是百万富翁嘛,拿几十万块钱无所谓,就像佛教修庙一样,这对他是一种精神安慰,有名有利,将来树个小碑,把名字写在上面。只要影响扩大了,基金不难办。”
在谷老的关心下,1985年国务院就批准曲阜就撤县建市,山东省委一直重视孔子基金会的工作。
    1987年9月  曲阜  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
1987年8月31日至9月4日,中国孔子基金会与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曲阜阙里宾舍国际会议厅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孔子基金会会长匡亚明,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董事长吴庆瑞、副董事长王鼎昌、所长吴德耀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13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在中国大陆举办孔子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此乃尚属首次。
谷牧同志专程赶来参加,他首先致词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孔子两千年前的这句名言,很能表达我此时的心情。今天来自四大洲的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著名学者,在孔子故里、儒家学说的发祥地曲阜,聚集一堂,共同研讨儒家学说。这不仅会给中国文化史写下意义深远的一页,也会是学术界一件盛事,我十分高兴地代表中国孔子基金会向所有来宾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向这次学术讨论会的东道主之一的新加坡东亚哲学所的朋友,特别是它的董事长、副董事长吴庆瑞博士、王鼎昌先生致意!感谢他们和中国孔子基金会的同行一道为倡议、筹备这次讨论会所做的努力。
“这次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是世界各国儒学研究者的盛会,虽然儒学的奠基人孔子生于中国,儒学是中国民族文化思想的结晶之一。但文化思想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它是没有国界的,儒学在其延续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对东亚各国的文化思想发生过深远影响。自从明末以来,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儒学也远播西方,所以也可以说儒学是世界文化思想宝库中的一部分。作为一门学问的儒学研究,也因之成为全世界有关学者共同的事情,正是这一共同目标把我们聚集在曲阜阙里宾舍会堂上来。我深信这次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必将对儒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产生良好的推动作用。
“三年前成立了中国孔子基金会,它的根本宗旨是研究、并且组织学术界对孔子、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进行历史的、全面的、系统的、深入的科学探讨,同时尽可能地组织国际学术交流,这个任务是根据中国近代历史经验教训和现实需要确定的。
“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有过先进兴盛的历史,但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却渐渐落伍了。它的先进和它的落后都和自己的传统文化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使中国发达起来,中国近代史上几乎所有的先进人物,都曾对儒学进行过程度不同的总结,为使中国人民从封建传统中解放出来,接受近代科学文化创造了条件。
“历史证明,任何一个民族,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是不可能割断历史,凭空接受外来文化的。中国对外来文化的接受,总要受其传统思想的制约。即使近代史上那些主张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实行所谓全盘西化的人,也没有摆脱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而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支配下,按照自己的口味去选择外来文化。所谓全盘西化从来只是一种幻想而已。
“历史同时证明,拒绝外来先进文化思想,仅把中国前途寄托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发扬上,也是不行的,这也是一种不断遭到现实否定的幻想。
“要使中国进步,唯一正确的作法是从现实需要出发,批判地继承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优秀部分,同时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并使之有机融合。关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批判继承,在“五四”以后的历史反思中,中国先进思想家们已经有了深刻认识。毛泽东早在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就不断提倡清理古代文化遗产,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取其民族性精华,还具体要求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给以总结,继承这份珍贵遗产。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合理因素,同样也是从历史反思中得出的正确结论。按照这个结论,我们已经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目前我们正在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就是生动的例证。
“今天中国正在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特别显得重要。这次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对进一步研究与认识儒家学说,对于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将产生重要作用,中国学者一定会从海外学者那里学到许多有益的东西。”
新加坡第二副总理王鼎昌在开幕典礼演讲词中说:“曲阜是古代圣人兼儒学宗师孔子的故乡,今天来自世界各国的著名学者在这里聚于一堂,讨论儒学,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我能参与盛会,感到非常荣幸。这次讨论会的主题是《儒学及其演变与影响》,诸位研究儒学的卓越学人,必将针对这个主题,发挥高见。在这里,我只想以一个儒学的学习者身份,来谈个人对儒学的认识,向诸位讨教。
“我认为儒学所重视的道德修养,是导致社会安定、天下太平的重要条件。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国与国之间难免冲突,战争连年不息,种族主义方兴未艾,社会秩序日益崩坏,和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儒家,就曾针对当时“礼坏乐崩”的社会,提出过具体的方案来移风易俗。《礼记?大学篇》记载了这个以道德修养为对策的方案。大学篇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所以要天下太平,它的起点是在于修身。修身是经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修养工夫才能达到理想境地的。如果全国上下人人都能以修身为本,具备诚意、正心的道德基础,进而推己及人,就能做到强者扶持弱者、富有者救济贫困者,有智慧的人帮助愚钝的人,社会充满关怀与爱心。
“儒家平天下的理想,是源自儒家以人为中心的人文思想。儒家重视人的价值,所关切的是人的问题。根据《论语?微子篇》第六章,孔子曾经这么说:‘人是不能和鸟兽同群的。我既做了人,若不和这世人住在一起,而要去和谁在一起呢?如果天下已经平治,也就用不着我去谋求改革了。’
“儒家认为人之所以可贵,是由于人有道德心,能作道德判断。孔子说:‘仁者,人也。’孟子更进一步说明人人都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否则就不配为人。只有人人都把别人当人,社会才可能有互相尊重、互相关怀的温情;也只有人人皆有‘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同情心,世界才会有和平。
“儒家思想既然以人为本位,因此非常重视人际关糸。儒家以五伦来概括人际关系。《中庸》引述孔子的话说:‘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至于怎样才能使这五伦关系融洽呢?孟子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一般反对儒家五伦观的人,常常以为五伦关系是束缚个性发展的绊脚石,而且认为君臣关系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今天已无意义。我认为今天虽然不再有君臣关系,但上司下属的关系还是存在的,在一个机构里,做上司的正直无私,爱护下属;做下属的尊敬上司,听从上司的指示,大家互相信任、互相尊重,工作才会愉快,效率才能提高。至于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间须保持融洽的关系,更是千古不易的真理。我个人相信,人际关系融洽,国际关系良好,上述天下太平的理想世界,当能实现。这次国际儒学讨论会就是要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两机构也借此机会,广邀各国在儒学研究上有卓越成就的学者,汇聚一堂,以文会友。
“中国与新加坡人民之间的合作,过去多数在经济领域方面,这次两机构联合主办国际儒学讨论会,已经突破这种局面。我希望两国的其他民间机构,特别是学术、文化方面的机构,能加强合作,进一步促进两国的友好关系。”
会长匡亚明在学术讨论会致开幕词说:“前来参加今天开幕式的,有来自四大洲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特别是有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的领导人王鼎昌先生和吴庆瑞博士;有中国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谷牧先生;本会首席名誉顾问周谷城教授;有联邦德国阿登纳基金会主席赫克博士;澳中理事会执行主席李瑞智博士;还有本会名誉顾问、中共山东省委书记梁步庭先生;山东省代省长姜春云先生等,真是济济一堂的盛会。请允许我以大会名义,向所有不远千里而来的来宾和学者们表示热烈欢迎!对讨论会的胜利召开致以衷心祝贺!
“我们的会议是一个进一步探讨儒学思想价值的学术盛会。一百二十多位中外代表带着自己的研究成果齐集一堂,共同探讨儒家思想的演变及其影响,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功过得失,这在新中国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儒家思想源远流长。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它不仅出现在中国,而且传播到东亚、欧美各国,在历史上产生过、而在一定程度上现在仍产生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对于儒家思想如何形成、发展,如何影响中国及东亚各国民族文化心理,如何在世界历史上发挥作用以及其中哪些东西至今仍有生命力等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讨论,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昨天,而且可以更好地理解今天;更好地理解中国、东方;更好地理解世界,更好地创造明天!
“我们的会议在孔子故里曲阜举行,使我们有机会亲眼看到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的出生地尼山,孔子故里阙里和古代鲁国的许多历史遗迹,这对于了解孔子的时代背景及其思想的形成,可以获得极有价值的感性认识。我们将看到孔林、孔庙、孔府,从“‘三孔’”的变化体察到儒家思想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的盛衰情况。我们还能看到解放以来,孔子故乡这个农村小城市的人民群众,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政策的指导下,如何团结奋斗,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新曲阜,从而可以研究至今仍有生命力的儒家传统文化思想是怎样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其积极作用的。
“我们的会议还是一个各国学者相互学习交流,从而充分反映友好情谊的盛会。会议的来宾、学者分别属于十二个国家和地区,他们不仅带来了学术研究的成果,也带来了各国学者和各国人民的友情和相互了解的愿望。我们为能在曲阜接待各国学术界的友好使者感到高兴。学术的发展需要学者之间的广泛交流,切磋琢磨,相互启发,取长补短。一日之内的交流能够促进一日进步,国际间的交流当然也会促使全人类全世界的进步。中国的学者多数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进行科学研究的,但是我们愿意了解并且正确评价用其他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有益成果。我想,这也是与会代表的共同愿望。学者间的友好往来是人民友好往来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十分珍视各国人民间的友谊,希望通过我们的会议加强和扩大这种友谊。
“当前世界人民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和平与发展。同时,无论东方和西方又都碰到文化传统的继承与革新、不同文化思想的比较和交流的问题。对儒家思想的研究讨论,必将对解决这些问题作出有益的贡献。对于正在进行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克服儒家思想的消极影响,摆脱因循守旧观念的束缚当然是重要的,但吸收儒家思想的合理精华,藉以促进人们文化思想品德水准的提高,更是不应忽视的。今天西方一些学者为解决他们的社会问题,希望从东方儒家思想中得到启发,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各位代表,我们不仅为学术交流而工作,同时也为友谊、和平与人类的进步而工作。人类进步是在已往文化思想的不断‘损’‘益’创新中实现的。今天是昨天和前天的必然继续和发展。我们的讨论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应当为此而感到欢欣和自豪!
首席名誉顾问周谷城在讨论会上的致词说:“在中华民族的思想和文化发展史上,孔子的思想和儒家的学说影响最深远。中国在世界上被称为文明古国和礼义之邦,多与孔子的思想学说分不开。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也必须批判地继承,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中国要繁荣、进步,必须从现实出发,实事求是,批判地继承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精华,同时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中合理的因素,并使它们有机的融合。我是主张加强中西文化交流的,在交流中促进互相了解,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文化思想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它是没有国界族界区分的。就拿儒学来说,它延续了两千多年,对中国有重大的深远影响,对东南亚各国的文化思想也发生过深远影响,随着东西文化交流的加强,儒学也远播西方,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学说。
“那末,怎样研究孔子和儒家呢?古往今来,各人有各人的方法。假如我要研究孔子与儒家,将注意三个方面:(一)整理文字,也就是考证训诂工作,这样的工作,清朝人做得很多,如所谓《皇清经解))、《续皇清经解》、《十三经注疏》等等,都是训诂考释的研究成果。今天,就事实的需要说,整理文字的工作,确实还有必要。例如《周易》与《尚书》,学者如有雅兴,未尝不可再作一作文字整理的工作。 (二)分清派系,也就是明确孔子和儒家的学术系统。《庄子?天下篇》里所说孔、老、墨,当然是三大派;而孔派究竟指的是些什么,也并不容易指陈明白。学者如有雅兴,亦未尝不可就所谓儒家,再来一次深入钻研工作,把自孔子以后直至近代的所谓儒家来一个彻底清理,把儒家思想体系讲个明白。 (三)研究孔子或儒家的影响。我曾不揣冒昧地说过,孔子或儒家曾被人利用来反对佛教的,韩愈的《原道》就是这样做的。这样做,可以说孔子或儒家有维护民族的作用。我又说过,孔子或儒家曾被人利用来反对耶教,曾国藩反太平天国,张之洞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都是以“儒”反“耶”的。这详做,也可以说孔子或儒家有维护民族的作用。这是很具体而通俗易懂的,也未必有很多人相信。我又说过,孔子或儒家从来就是保护统治阶级的,这当然不错,但也不一定没有异议。这并不要紧,不同的说法代表了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思想其本身仍是值得研究的。也许,研究者多,说者不一,反足以证明孔子或儒家仍有力量,仍值得研究,甚至可以研究出崭新的学术思想。
“这次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就是一次中西文化的交流会,也是对儒学如何批判继承的国际性的讨论会;这对中国学者来说,也是一次向海外学者学习的好机会。”
   吴德耀在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致闭幕词时指出:“两千多年前,春秋时代,当孔子六岁的时候,在一个小国宋国的都城举行了一个会议。那是一个政冶性的会议,谈论的主题是“弭兵”,各国都委派代表参加,大国的代表优先入坐。经过数日的舌战,终究达成协议,宣布了‘弭兵’的公报。会议的主脑人物宋国的向戌,于是向国王提出‘立功’的奖赏。他不但未能如愿以偿,反而被训了一顿。弭兵之论是不实际的梦想。战争并没有因之而废除,军备仍是各国贯注的事务。一场历史性的会议,就此结束。
“一千多年以后,在山明水秀的浙江绍兴举行了一个颇有文化价值的雅集,是时少长咸集,畅叙幽情,怀故知新,不知老之将至。大书法家王羲之,兴之所至,写下了不朽之作兰亭集序,而扬名天下。
“以后,在中国举行的会议甚多,然而可以说没有一个会议较这次的曲阜会议更为有意义。这次出席的知名人士,来自世界各国各处,共有一百二十多位。发表关于孔子学说的论文不下一百多篇,这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学术会议。整体说来,确实是学术上的丰收。
“在这个有历史性和文化气氛极其浓厚的孔子故乡曲阜开会,我们应当说几句尊师重道的话。其实西汉时代的司马迁早已有所评价。他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两千年后,美国普林斯敦大学教授Frederich W.Mote先生这样说:,孔子只是一个人,而他在历史上有那么深远重大的影响。是极为难能可贵的成就。’我们也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这是稀罕少见的,前无古人,至今尚不见来者。故此,中华民族尊称孔子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乃是顺理成章的。
“今日国际会议甚多,多半是政冶性的,或经济性的,学术性的也不少。在重物质文明和宣扬科技成就的今天,中国孔子基金会和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举办孔子思想学术会议,旨在继承人类的优良传统,重视精神文明,是适时的。曲阜会议,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具全,是一个历史性的会议。我们藉此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祝各位一路平安。”
1989年10月,北京,孔子2540诞辰纪念暨国际学术讨论会
 
1989年10月7日至10日,中国孔子基金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和曲阜联合举办了盛大的孔子2540诞辰纪念暨学术讨论会。世界五大洲2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这次纪念活动受到党和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
会议于7日上午在北京举行开幕,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主持开幕式,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谷牧在开幕式上致词,全国政协副主席胡绳等出席会议。
谷牧在致辞中说:“全世界五大洲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位名流、学者云集北京,与中国海峡两岸的同道们一起,纪念孔子和讨论儒家学说,是国际学术界的一大盛事。这一盛会,真可谓逢迎四海,硕学满座。在这里,请允许我对出席这次盛会的学者朋友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
“这次大会有两个内容,一是纪念孔子诞辰2540周年,二是进行学术讨论,主题是:孔子儒家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我相信,通过这次学术讨论,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一定能够做出更为深刻和现实的评价。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德行高洁,学问渊博,一生从事文化教育,创立儒家学派,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位重要奠基人。孔子、儒家学派的思想学说,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巨大的积极作用,在东亚地区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明,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在人类历史上曾经长期闪耀着绚丽多彩的光辉,近二百多年以来,相形之下却暗淡减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的经济、文化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正在开拓着光明的未来。先进、落伍和振兴都有其深刻的内外原因,对此,我们应该认真反思和总结。
“文化既是一个民族、国家文明程度的表征,又对该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起引导作用,要推进国家乃至人类繁荣昌盛、和平发展,就必须具有与此相适应的文化建设。在这里,正确对待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满足于过去,固步自封,或者藐视既往,否定传统,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继承文化遗产中的精华,摒弃其中的糟粕。
“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工作。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建设和发展自己的新文化。这个社会主义新文化,我们认为应当是民族的、爱国的、科学的和民主的。建设和发展这样的新文化,须要继承、改造我们原有的民族传统文化,同时还要大胆而又有选择地吸收和消化外来的先进文化,并使二者融汇贯通,成为一体。
“在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问题上,无疑应当以本民族的文化为主体。因为任何民族的发展,都不可能离开它的国情,任何民族文化的变革,都不能离开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如果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就失去了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基础,也就根本谈不上新文化的建设和发展。这是一个一般的原则。
“由于当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前进,人类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新时代,和平与发展已逐渐成为全球的主要趋势。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类展现出无限光明的前景,但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新的问题,这就提醒人们必须认真加强文化建设,普遍提高人类的文化素质和文明水平,以求得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只有这样,才符合全人类的根本利益。
“众所周知,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早在三千年前的西周末年,古代学者就阐发了‘和实生物’的光辉见解。后来,孔子、儒家学派进一步提出了‘和为贵’的命题,并建立起一系列关于协调人际关系,保护自然环境,维持生态平衡的学说。这些思想不仅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昌盛做出过积极的贡献,即使到了今天,它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当前,研究孔子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适应时代要求的新文化,所涉及的领域是多方面的,问题是复杂的,还须要我们在今后不断的实践中去进一步探索。”
    开幕式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代表泰勒,新加坡前第一副总理、东亚哲学研究所董事长吴庆瑞,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霍英东,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费德林以及美国、日本、联邦德国等著名人士先后致词。他们一致赞扬孔子对中国和世界文化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认为孔子不仅属于历史,也属于当代;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开幕式后,举行了以“孔子儒家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为题的学术讨论会。会议共收到论文200余篇。这些论文从各个角度对议题进行了挖掘、阐述,开创了儒学研究的新局面,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1989年10月8日  北京  陪同江泽民会见著名学者
8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北京饭店会见了参加会议的部分来宾和海峡两岸的代表,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江泽民说:“谷牧同志告诉我,举办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要我同与会学者见见面,我欣然承诺。我知道,诸位的时间很宝贵。在座的从各个国家不远千里而来,对于孔子的思想素有研究,了解得比我多。所以,首先我愿意向诸位请教,好多学者都是世界很有名的,谁愿意第一位讲?”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狄百瑞说:“总书记先生,您在上海时我们曾见过面,当时,您给我的印象是非常积极支持搞学术交流,借此孔学讨论会我想了解你对中外学术交流和中美学术交流,有些什么看法和期望?”
江泽民:“我就是想先听听大家的意见。”
维克特(联邦德国前驻华大使、阿登纳基会代表)说:“总书记先生,这次会议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不知道贵方新闻界如何表达?因为我知道,并非所有的人都那么喜欢孔子。”
吴庆瑞说:“我不是研究孔子的专家。我能来参加这个会议,唯一的原因,是我领导了新加坡的一个研究机构。我有一个看法,孔子思想研究遍及全球,吸引了许多学者。如狄百瑞就是这方面的专家。人们愿意追溯孔子思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过去有一位美国学者表达过这种见解。孔子哲学与现代经济发展有什么关系?与‘四小龙’有什么关系?我作为门外汉,没有什么见解。也许中国学者会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瑞士比较法研究所教授胜雅律说:“孔子是东方文化的一个象征。我想问一个问题,孔子在今天扮演什么角色?孔子思想在今天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江泽民:“你的发音很好。”
苏联科学院哲学所教授布罗夫说:“我的汉语是莫斯科式的。五十年代,在这里学习,任继愈、侯外庐教援是我的老师。我提一个问题:请总书记介绍一下您的看法,孔子与现代化有什么关系?”
江泽民说:“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对孔子确无太多的研究,在这方面知识比较贫乏,我是学电机的。这是首先要声明的。我刚才已经介绍过,谷牧同志是老领导,又是山东人,老一辈人在这方面知识比较丰富,他就比较丰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各位从各个国家远道而来,我很高兴。为参加这次会议,我翻阅了大百科全书。那上面把儒家思想译成儒教,我以为这不确切。儒家思想不是一种宗教。把儒学看成宗教,这是不确当的。这里要声明,这是个人意见,不是作为总书记的意见。
“诸位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社会制度,但我想说明,世界上一切有价值的文化遗产,不仅仅属于一个民族,而是属于世界。中国有孔子这样的思想家,我们引以为豪。刚才苏联那位学者懂中文。列宁讲过,要学习世界上所有文化知识。学习知识不能只凭几本小册子,而要把视野扩大到世界文化。刚才有位先生问,我们究竟对孔子持什么态度。我想,孔子思想,应该说它是很好的文化遗产。一切好的东西,我们都要继承。毫无疑问,由于时代的限制,孔子思想中也有不合时宜的东西,不合时宜的要去掉,对一切好的东西要继承、学习。
“前不久,我看到吴庆瑞先生领导的新加坡研究机构编写的儒家伦理教材,感到教材搞得挺好。从我个人讲,我们这一代人,比现在的中国青年对孔子的东西念得多些。当然没有你(指谷牧)多。我记得,童年上私塾,读‘子曰学而时习之……’,只知道背,但后来慢慢知道孔子这一思想在教育上是很好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也是很好的思想。还有,教学相长,因材施教,也是孔子的很好的思想。后来,唐宋八大家韩愈的《师说》讲:‘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都是继承了孔子的思想。
“从前学习,背诵很重要。中国有句俗语:‘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诌’。我的古文是从《古文观止》上学的。我十二岁时背书,背不熟先生就打手心。我还有个感觉,孔子在认识论上很科学。如对科学的看法,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说明他对迷信也有一定的看法。还有,‘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就是说,不要思想僵化,不要主观主义。这是孔子符合实际的思想。孔子讲:‘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也是很好的思想。
“我的认识是很肤浅的。我感到这次孔子诞辰254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对于促进孔子思想研究,进一步吸取许多精华,无疑是有益的。这次学术讨论会,应该把所有的发言、论文,专门收集出版,同时要摘要宣传。
“目前,对于孔子的思想,应该吸取精华,去其糟粕。特别是对于中国的下一代,许多民族优良传统,不仅是学术思想,还有许多其他优良传统,都需要继承、发扬。例如,孟子讲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加强民族气节,是非常重要的。我今天班门弄斧,讲了点个人的体会。我预祝会议开得成功。”
新加坡科学馆主席陈共存说:“希望能够实践孔子的思想,天下太平。”
谷牧说:“江泽民同志讲得很好。几位学者提出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回答。以孔子为主的儒家学术思想究竟在当代占什么位置,怎样认识这个问题,看起来,一下子是很难统一的。孔子基金会成立以来,开过三次国际学术会议,每次会都想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进展。全世界都重视孔子思想的研究,我们三次会议的目的也是为了研讨这个问题。希望孔子思想研究进一步深化。这次会议,在北京开了两天,在曲阜还要开两天。江总书记很重视这次会议,他很忙,今天来是对我们的很大支持。作为会议主人,我们表示感谢。”
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公开对外发表关于孔子评价的言论,这是建国以来首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视,对孔子学说、儒家思想研究的重视,影响很大,也是对孔子基金会工作的支持。
9日,会议移师曲阜继续进行。与会来宾和代表参加了孔子文化节活动,还参观了孔庙等名胜古迹。当天下午,山东省的领导同志姜春云、赵志浩、陆懋曾、苗枫林、马世忠等会见并宴请了中外学者,宾主一堂,共庆这一国际盛会。10日下午,会议在曲阜闭幕。纪念活动和学术讨论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1989年是个特殊的年份,“六四动乱”后,西方对我国实行严厉的制裁,中国同西方国家的交往几乎处于断绝的状态,这次会议邀请到25个国家的300多名学者出席,打破了西方的封锁,意义是不同寻常的。

   1992年4月  曲阜  中国孔子基金会会长扩大化
 
   1992年4月16日至18日,孔子基金会会长扩大会议在曲阜阙里宾舍举行。名誉会长谷牧,特邀顾问赵健民,副会长宫达非、辛冠洁等十人以及基金会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长匡亚明同志因身体欠佳请假,受匡亚明会长委托,会议由赵键民主持。会议于l6日上午9时举行了开幕式。省委书记姜春云,济宁市委副书记、市长王修智专程到曲阜参加会议。
谷牧在讲话中指出:“目前我们国家正在加快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孔子基金会的工作必须适应这种新形势,取得新的进展。我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意见,供大家参考。
“一、今后孔子基金会的工作应在提高研究水平和工作质量方面多下苦功夫,这是关系到孔子基金会在国内外的声誉、形像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对此我们一定要认真对待。
“二、对孔子、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十分重要。但我们孔子基金会不能只停留在纯学术研究上,而应该把这种研究与民风民俗现实问题有机结合起来,以通俗易懂的各种有效形式,对广大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教育,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三、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批判地吸收外国先进文化,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确定的一个宗旨。在实际工作中,如何把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地加以运用,以便为完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做出新贡献,这是我们孔子基金会必须加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孔子基金会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但我相信,只要大家团结协作,群策群力,开拓奋进,孔子基金会的工作肯定会出现新的局面。”
姜春云、王修智和崔波也分别在会上致辞,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副会长宫达非同志作了工作报告。会议对基金会章程的修改和基金会副会长人事变动等问题展开了认真、热烈的讨论,基本同意并通过了工作报告和章程修改草案。根椐工作需要会议同意增补赵健民、马仪、辛冠洁等同志为孔子基金会常务副会长,在匡亚明会长不能出席会议时由赵健民同志主持常务会议。增补白介夫、孔繁、张岂之为副会长。鉴于刘福田、程汉邦二同志工作变动根据基金会章程规定,其原任副会长之职已自行免除,同意由曲阜市委书记崔波、曲师大校长徐宝庆二同志担任副会长职务。会议对刘福田、程汉邦二同志在担任副会长期间所做的大量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希望他们作为基金会理事,继续为基金会做出有益的工作。
  
1994年10月 北京 孔子诞辰2545纪念暨国际学术研讨会

1994年10月5至8日,中国孔子基金会在北京召开“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研讨会”。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名誉会长谷牧分别在纪念大会上讲话和致辞。
谷牧在致词中说:“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是继1989年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会之后又一次国际儒学学术盛会。世界五大洲近三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社会贤达,再次云集北京,与中国海峡两岸学术界的朋友一道,纪念孔子和讨论儒家学说。参加今天的庆祝大会近千人,参加学术讨论会的也有二百多人,可谓群贤毕至,硕学咸集。我们相信,这次盛会一定开得有声有色。
“从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会到现在已经五年。五年来,国内外对孔子、儒家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哲学、历史、道德、宗教、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各个层面,发表、出版了数千篇文章和上百种专著。我们这次学术讨论会将在回顾既往的基础上,围绕‘21世纪儒学瞻望’这一总的题目展开。对这一主题的深入讨论,将更能展示儒学的现实意义。有益于进一步推动儒学研究的发展。
“当前,亚洲太平洋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继续吸引着全世界的注目。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正蓬勃发展,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中国的新文化建设也在深入展开。实际经验告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一方面必须继承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另一方面还必须重视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古代灿烂的文明发展中曾经发挥重要作用,在今天也仍将是中国建设新文化吸取原料的一个宝库。因此,对孔子、儒家学说的研究,我们将不懈地坚持下去。
“在上次孔子诞辰纪念会上,中国的与会学者曾经得到这样的共识:即在对待民族的传统文化这个问题上无论是满足过去,固步自封,或者是藐视既往,否定传统都是不可取的。大家还共同感觉到盲目排斥外来文化,只尊崇中国传统文化的国粹主义,或者只看重外来文化。鄙弃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西化,都不符合时代的要求,都有害于中国新文化的建设。正确的作法应当是,继承文化遗产中的精华,吸收外来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建设适应于世界潮流、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是唯一正确的原则。
“要达到上述目的,就必须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自由讨论,互相切磋,而且尊重从不同的角度和用不同的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对孔子、儒家思想的研究,还应当是提高和普及相结合,必须要走出纯学术研究的书斋,把学术研究与建设精神文明,养成高尚的、优良的民风民俗,解决社会前进中的现实问题有机结合起来,以通俗易懂的形式,把儒家思想的精华,传播给广大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少年,并且要引发他们的兴趣,以利于广大人民文化素质和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这项重要工作,有的国家和地区早已着手进行了。新加坡采取有效的方式方法,在国民中特别是中小学里,进行儒家伦理道德教育,收到了良好效果。中国教育部门正在编写并陆续出版《中国传统道德》丛书,通过各种渠道大力推广,我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一定会在思想、道德、文化建设方面收到很好的效果。
“这次会议期间,经过充分酝酿和认真筹备的国际儒学联合会,也将隆重宣告成立。它的成立必将对开拓世界儒学研究的新局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李瑞环在致词中说:“我曾经有一篇讲话叫《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在这篇讲话里比铰系统地讲过中国的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中国的民族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及中国民族文化和世界上各国文化等等之间的关系。
“我一直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作为今天我们海内外华人的子孙都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些宝贵的遗产弘扬光大、传至后世。当然,我们也一直认为各民族的历史都有其局限性,但就其中国的儒学文化,两千多年之间,经过那么多风风雨雨,一直保持这样的生命力,其中有很多内在的原因,至今我们没有把它研究透。
我认为孔子的许多东西,儒学的许多东西和我们当前时代的很多事情是可以结合的。很多的思想用在我们今天也完全合适、乃至于说赋与今天时代的意义,就会发挥很大作用的。比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儒家的民本思想,主张‘民为邦本’的思想,这种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讲也是应该这样的。比如说,这不是孔子本人讲的,大家都很熟悉了,‘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还有‘民富’的思想,天下顺治在于‘民富’,‘民乐’的思想,天下的和在于民乐,天下和不是把老百姓捆在那里,不叫他说话,不叫他动,而是让他欢欢喜喜、高高兴兴,这样天下才能和谐。比如‘乐民其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这些话拿到今天都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比如‘和为贵’的思想。你打我,我又斗你,究竟哪一个是真正的原则?再比如任人为贤的思想,‘左右皆曰贤,未可也’,也就是说左右的人都说这个人不错,还不行,‘国人皆曰贤’是指老百姓都说好,你也别着急,‘后察之,见贤也然后用之’。你看这个样考察干部、识别干部还是很好的,还有很多很多,儒学思想还有很多光辉的东西都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我们当代的中国人应该有这个责任,把这些东西再整理。这个专家们研究得更多,更重视。今天我来参加这个会,就是表示这样一个态度,希望能引起大家对这个方面的兴趣,重视这个方面的工作,把孔子的学术研究,儒学的学术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
李岚清在致词中指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的思想和学说为中国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今天我们来纪念孔子,研究讨论他的思想和由他创立的儒家学说,就是要批判继承和弘扬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取其精华,让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时代的需要,推陈出新,再造辉煌。
“近十年来,中国大陆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对孔子、儒家学说和传统文化的研究出现新的局面,与国际和台、港儒学研究互相促进,对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起到积极的作用。在北京举办今天这样规模的国际学术盛会已经是第二次了。1989年孔子诞辰2540周年时,孔子基金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曾经在这里联合举办过规模盛大的学术会议,江泽民主席还曾接见与会学者,对孔子、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事业表示积极的支持、寄予殷切的期望。
“我们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态度来对待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不同时代的文化,虽然都有不同程度的时代的或社会制度的烙印,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然而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它们的优秀成果,应该说都是属于全民族甚至是全人类的,对推动社会的进步都曾不同程度地做过贡献,有的甚至是重大的、不朽的贡献。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文化,无论哪一民族或地域的文化,在这一系列问题面前,都不能由单一的模式提供有效的解决办法,而只能取长补短,发挥各自优势,有时还需要求同存异,问题才能更好的解决。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在解决当今人类所面临的诸多重大的棘手问题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思想能够给予人们以启迪,并使孔子和以他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重视。今天,各位学者和社会贤达云集这里,举行如此盛大的纪念会和学术讨论会,还要成立国际儒学联合会,就是适应这一时代需要的盛举。
“孔子和儒学特别重视教育,尤重道德教育,这是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当今时代,科技已成为社会进步的决定因素,由于信息产业的发展,人际交往空前频繁。因此,一个突出的事实是,教育事业越来越成为国家能否兴盛的关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快速发展起来的国家,有一条共同的经验,就是下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的科学文化素质和伦理道德素质。孔子和以他为代表的儒家重视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以完善主体道德为完善社会道德的基础,将个人修养和对他人、国家、社会应有的义务和应负的责任联系起来。这在当前市场经济和商品生产发展的社会条件下,对于我们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是有着重要借鉴意义的。
“中华民族的文化尤如一座灿烂的百花园。在古代文化中,除儒学思想外,还有诸子百家均有其可取之处。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文化也是绚丽多彩,千姿百态,各有所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伟大解放事业过程中形成的新文化和优良传统,更应当发扬光大。这些宝贵的文化财富已成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源泉,以及全中国人民振兴中华而团结奋斗的伟大凝聚力。我们也要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
“二十一世纪行将到来,世纪之交看儒学和传统文化,回顾历史,瞻望未来,我们既为已取得的成绩而欣慰,又深感未来的事业任重而道远。二十一世纪应当成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发展的时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孔子和儒家学说在新的世纪当中,也将焕发新的活力,为人类社会新的发展做出贡献。”
中国孔子基金会在不断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的同时,并不断总结经验,往更高层次上发展,往更高水平上迈进。随着时代发展的需要,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台北中华孔孟学会、韩国儒教学会、日本斯文会、美国国际中国哲学会、德国阿登纳基金会等9个学术团体联合发起成立了一个国际儒学研究机构——国际儒学联合会,也于1994年10月5日下午召开的大会上宣告成立。谷牧同志众望所归,当选为国际儒学联合会会长。

中国孔子基金会自成立以来,在组织和推动孔子、儒学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围绕孔子、儒学研究的热点及当代相关社会问题,举办了一系列全国性、国际性学术会议,组织编辑出版了一批孔子、儒学研究方面的著作和期刊,对于继承和弘扬传统思想文化,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提高国家在国际形像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这一切,处处都凝聚了谷牧同志的心血。在中国孔子基金会成立三十周年的时候,恰逢谷牧同志百年冥诞,谨以此文深深怀念谷牧同志! 
作者系曲阜市政协原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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