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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孔子积极参政?

2017-04-14 09:54:00  作者:齐金江  来源:孔孟之乡

  在春秋乱世,孔子到处奔走,寻找参政机会,所以有许多人便以为孔子是个官迷,一心想得到权力。孔子的确关心、也希望参与政治,但是他参政的目的是实现政治理想,使民众安居乐业,而且他参政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透过对文献的分析,能更好地把握孔子积极参政背后所体现出的现实关怀。

  一、孔子对参政的期许与努力

  孔子的弟子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实际上孔子本人也是“学而优则仕”的践行者。只是,孔子的“仕途”比较坎坷。

  孔子从年青时就有对从政的期许。《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要绖,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这应该是孔子母亲去世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当时的孔子只有十六七岁。鲁国的执政之卿季武子举办招待士的宴会。其目的一方面是讨好士阶层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是从这些士中物色需要的人才。孔子了解季氏“飨士”的用意,他也希望自己能够被选中,从而得以参与政事。因此,孔子不顾自己还在为母亲服丧期间,便前往,但他遭到季氏家臣阳虎的阻拦与羞辱。这次参政希望的破灭,并没有使他放弃对从政的追求。

  三十岁以后,孔子对参政的期待表现得更为明显。孔子曾自谓“三十而立”。三十岁时的孔子,经历过了幼年丧父、少年丧母的人间悲苦,也经历了生活困顿的磨难,然而,他在此期间并未沦落、自弃,而是加倍努力地学习各种文化知识。因此,到了三十岁,孔子无论是从人生阅历,还是从知识储备等方面,都已渐趋成熟。同时,他的这些道德与知识,也获得了人们的尊重与认可,在当时的鲁国已经小有名气。因此,这时候的孔子,对从政表现得信心满满,极为迫切。他曾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但是,在世卿世禄制度依旧盛行的鲁国,国家的政治大权被完全操作在“三桓”和其他世卿手中。出身低微的孔子,怎会那么容易就跻身仕途呢?

  鲁昭公二十五年,鲁国发生内乱,致使昭公外逃,鲁国政权遂被季孙氏把持。面对这样的政治局面,孔子极为失望,已经 34岁的他不得不选择出走,寻求明君。孔子离开鲁国经过一番辗转到了齐国,想在齐国施展才华。他一度屈身做了齐景公重臣高子的家臣,也一度得到齐景公的赏识,齐景公甚至曾想以尼谿之田封孔子,但遭到晏子的阻止而未遂。孔子在齐国并没有得到具体的任命,政治抱负自然无从谈起,后来,齐景公以年老为由对孔子下了逐客令,孔子不得不离开齐国,返回鲁国。

  鲁国当时的政局急剧恶化,鲁国“三桓”及其他世卿之间相互争夺,无暇顾及自己采邑内部的事情,这些大采邑便沦落到完全由家臣和邑宰控制。这也正是孔子曾说的“陪臣执国命”的政权旁落状态。

  面对这样的政局,孔子表现得非常矛盾。一方面,他主张“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无道则隐”,鲁国严重恶化的局势让他不愿涉足政治;另一方面,他非常希望通过参与政治治理来改造失序的社会。因此,在出仕与否这一问题上,孔子表现得非常苦闷,也非常的矛盾。例如,《论语·阳货》篇记载季氏的家臣阳货(即阳虎)控制政权,他想拉拢孔子为他效命,孔子对阳虎虽然很反感以至躲避着他走。但对阳虎的劝说,他又有所心动,说:“诺!吾将仕矣!”但面对阳虎这样的人,他终究未涉足政治。又,鲁定公八年(公元前502年),季氏的家臣公山弗扰(也叫公山不狃),打着“张公室”的旗号对抗季氏,准备在费邑发动叛乱。公山弗扰知道孔子急于出仕,便派人前去邀请孔子。孔子不知底细,便接受了邀请。弟子子路知道了这件事,很不高兴,他对孔子说:“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意思是说,实在没地方去,那就算了,为什么一定要到公山弗扰哪里去呢?孔子解释说:“夫召我者,而其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孔子认为,公山氏不会白白地召我去,如果有人启用我,我将把文武周公之道在东方复兴起来。但由于公山弗扰最终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孔子最终也没有到他那去。

  可见,孔子对参政非常期许,他曾自称自己“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希望能遇到一位能赏识自己的明君。可是现实的政局没有这样一位明君,孔子又不愿同流合污。最终只能是开学授徒,等待时机。

  而这一等待,将近二十年。直到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鲁国统治者为了稳定国家的政局,任命当时已51岁的孔子为中都宰。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可见,孔子为政有方,成就斐然。第二年,孔子也因此升任鲁国的小司空,后很快又被提拔为大司寇,成为掌管国家司法、刑狱和社会治安的最高长官。这次出仕,可以说实现了孔子多年的梦想,终于可以一展才华,实施抱负了。的确,孔子在任期间,在齐鲁夹谷会盟中为鲁国赢得巨大荣誉,也提出了“堕三都”的这一强公室,杜私门的计划。从中都可见孔子的政治才华与为政理想。但在当时的政局下,孔子再好的理想与抱负也都难以最终施展。“堕三都”因“三桓”势力的强大而失败,孔子的政治生涯也由此终结。

  综观以上,孔子一生都千方百计寻找“从政”的机会,希望得到重用,当然孔子并不是一个官迷,他之所以积极参政,是为获得能够施展抱负的从政机会,是为了谋道,而不是谋食。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人有了学问和能力之后,参与政事,可以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可以匡时救弊,使国家安定富强,给民众带来福利。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只要一“为官”,就大力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二、孔子的从政为官之道

  孔子提出了从政为官之道,对当政者而言,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当政者应有仁德。孔子认为管理国家的工作者必须以仁德为指导思想,这样就会象北辰一样,处在他的位置上得到众星的拱卫:“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这个德必须有高超的智慧,要兼顾社会各阶层的生存空间,生存利益,才能够得到社会各阶层认可,这不仅需要智慧,也需要仁德。那么当政者需要什么样的仁德呢?孔子认为当政者应具有“五美”。所谓“五美”,是孔子在与子张谈论从政者品德时提出的: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

  “惠而不费”是指让百姓们得到恩惠而自已却无所耗费;“劳而不怨”是指只让民众做他们有能力承担的事,那么民众自然不会有怨恨;“欲而不贪”是指要追求仁德而不贪图财利;“泰而不骄”是指君子对人,无论多少,势力大小,都不怠慢他们,这样才能体现为政者品行的公正和谦逊;“威而不猛”是指为政者举止应显示其庄重威严,令人敬畏,但是不能以凶悍暴戾的手段对待百姓。只有拥有这五种美德,才能不徇私,不枉法,这才是正天下的基础。但是由于当政者总是先考虑自己和自己所属阶层的利益,孔子认为这便是“私”,是为政的最大忌讳,因而为政首先要去私。傅玄所说:“政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公道亡,则礼教无所立;礼教无所立,则刑罚不用情;刑罚不用情,而下从之者,未之有也。夫去私者,所以立公道也,惟公然后可正天下也。” (《傅子·问政》)

  其次,要“正名”,即要制定并遵从一套礼仪规章制度。所谓“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名不正就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孔子打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说:“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觚不像个觚了,这也算是觚吗?孔子概叹当今事物名不符实,强烈要求“正名”。当时社会“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状况,是孔子所不能容忍的,他认为只有有了“名”才可以“拨乱世,反诸正”(《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他所推崇的周礼就是因为有一套可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礼记·哀公问》)的制度,所以是规范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理想制度。而周礼是已经存在的,人们所要做的只是正名: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论语·子路》)

  鲁哀公十年(前485年),卫国的国君卫出公准备聘用孔子。子路听说后,就去问孔子:卫君正等着先生去实现政治主张,您准备第一件事干什么呢?孔子说:“正名!”

  所谓“正名”,就是要使“名”与“实”相符合,也就是要求每个人都要遵从合乎道德的礼仪标准。他甚至批评那些隐士破坏了礼仪:“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论语·微子》)

  其三,要“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也就是说当政者要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孔子特别强调当政者要做到“修己”、“正身”,他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孔子作为“公”的主导力量,当政者能否“身正”是关系到国政能否治理、百姓能否稳定的大事情。他对鲁国的当权者季康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敦敢不正?”(《论语·颜渊》)“政”的意思就是端正。作为官员自己带头端正,作出表率,谁人敢不走正道呢?有一次,季康子向孔子咨询通过刑罚治理国家的问题:“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指出:“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可见,孔子反对依靠暴力手段“折民惟刑”,他认为当政者如果不用道德来感化老百姓,而采取暴力手段对待人们是行不通的。因为在孔子看来当政者就像是“风”,百姓就像是“草”,如果当政者能行善,老百姓自然就会跟着向善。而现在正是由于季康子没有对老百姓进行很好地教化引导,没有从根本上为百姓向善创造条件,因此这完全是当政者本身的过失,根本不能归罪于老百姓。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身正”呢?具体的做法不外乎提高为政的修养。在《论语·宪问》篇中,孔子和子路的一段对话说明了孔子的立场:“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尽管“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但是孔子认为当政者还是应该朝着这一方向努力。

  当政者还应该以礼作为自己言行的标准。“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当政者的言行直接对百姓产生风向标的作用,当政者以礼为政,取信于民是非常重要的。当政者只有做到“好礼”、“好义”、“好信”,以礼为政,才能要求臣子和百姓“事君以忠”,“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论语·卫灵公》)。

  其四,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即要让百姓生活富足,安居乐业。孔子是与弟子谈论国家治理问题时提出这一看法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他要求当政者务必关注百姓的愿望和要求,尽可能满足民众最基本的物质利益需要。“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百姓富足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最基本保障,更何况民众的利益和君主的利益,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呢。正如孔子的弟子有若所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老百姓富足了,当政者也就富裕了,公私实为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富民、惠民的“公”在一定程度上也保全了“私”。

  其五,孔子认为当政者要以礼导民。当政者应该做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子路》))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政者如果使用政法来诱导百姓,使用刑法来整顿百姓,人民只是暂时地免于罪过,却没有廉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诱导他们,使用礼教来整顿他们,那么就能收到人心归服的效果。对那些试图依靠暴力手段“折民惟刑”的做法,孔子提出严厉的批评:

  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

  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总之,在孔子看来,当政者如果能提高自身道德,那么就能实现安定有序的局面,这就是莫大的“公”。虽然孔子的出发点是维护宗法秩序,但是对于规范当政者的行为,维护人民利益还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责任编辑:肖程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