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说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注〕实录不隐，故可采择。淮南，鲜取焉尔。〔注〕浮辩虚妄，不可承信。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注〕或出经，或入经。文丽用寡，长卿也；多爱不忍，子长也。〔注〕史记叙事，但美其长，不贬其短，故曰多爱。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疏〕“淮南说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者，本书问神云：“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与？曷其杂也！’曰：‘杂乎？杂！人病以多知为杂，惟圣人为不杂。’”是淮南、太史公皆不合于圣人，而于二家之中求其言有可用者，则太史公为善也。“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淮南，鲜取焉尔”者，音义：“鲜取，悉践切。下‘鲜俪’同。”宋云：“司马迁虽杂，尚有礼乐儒学之说，于圣人之道可取而用之。如（各本作“于”，误。）刘安，溺异端之痼者也，故曰鲜取焉。”吴云：太史公实录，犹如鲁史旧文，圣人将有取焉，以正褒贬。淮南刘安之书，杂而不典，少有可采。”司马云：“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先，史不可废。空言虽辩博，而驳杂迂诞，可取者少。”荣按：史记于本纪则断自五帝，而不取洪荒之前支离之说；于列传则以老、庄与申、韩同篇，而云申、商惨礉少恩，原于道德之意。又述周末诸子则推崇孟、荀，而于邹衍诸家多有微辞。于自序述春秋之义，则元本董生。又诸叙论往往折衷于孔子。凡此之属，皆是史公特识，故云：“圣人将有取焉。”谓圣人复起，将有取于是也。若淮南杂家，其文虽富，然泛滥而无所归，仅足为吕览之俦，去史公远矣，故云：“鲜取焉尔。”“必也，儒乎”者，吾子云：“众言淆乱，则折诸圣。”问道云：“适尧、舜、文王者为正道，非尧、舜、文王者为它道。”然则评论百家之是非，惟以六艺之言，孔子之术为断。合乎此者有取，不合乎此者则无取也。“乍出乍入，淮南也”者，谓淮南之言，时而近正，时而乖诡，近正者入于儒，乖诡者出于儒也。淮南子要略自述其著书之旨云：“若刘氏之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论，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风，以储与扈治（一），玄眇之中，精摇靡览，弃其畛挈，斟其淑静，以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系牵连于物，而不与世推移也。”此淮南不专一家之意。彼自谓应变通类，正子云所谓“乍出乍入”者也。西京杂记云：“淮南王安着鸿烈二十一篇，自云‘字中皆挟风霜’，扬子云以为一出一入，字直百金（二）。”彼文“一出一入”，谓其行文之或显或幽，犹解嘲云“深者入黄泉，高者出苍天”，与此文“出入”字异义。然则同为子云评淮南之语，而褒贬不同者，彼自赏其文辞，此则裁以义理故也。“文丽用寡，长卿也”者，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汉书司马相如传赞引“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即文丽用寡之义。汉书叙传云：“文艳用寡，子虚乌有。”班语本此。“多爱不忍，子长也”者，宋云：“迁之学不专纯于圣人之道，至于滑稽、日者、货殖、游侠，九流之技皆多爱而不忍弃之。”吴云：“不可以垂世立教者，司马迁皆序而录之，是多爱不忍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者，司马云：“仲尼称管仲为仁，史鱼为直，蘧伯玉为君子之类，亦多爱。”荣谓仲尼多爱，谓信而好古；爱义，谓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一）“扈”字原本作“雇”，形近而讹，据淮南子要略改。（二）据今本西京杂记，“字直百金”四字，盖公孙弘自称其所着公孙子之言，疑汪氏误入，当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