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在明清之际，方以智就已察觉历来所谓“名家者流”非可一概而论，但只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冯友兰着《中国哲学史》（上卷，1931）时，名辩的派系才有了切近真趣的划分。冯氏指出：“（名家）当分二派：一派为‘合同异’；一派为‘离坚白’。前者以惠施为首领；后者以公孙龙为首领。”（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268页）此后，这一对名家两派的分判在学界赢得了持续的认同。不过，更多地赞同这一划分的学人往往将“合同异”与“离坚白”置于相互驳诘的地位，而实际上，“合”只是“合同异”而非“合坚白”，“离”也只是“离坚白”而非“离同异”，“离”、“合”在这里并不构成真正的对立。相比之下，这一划分的始作俑者显然要清醒得多，他说：“惠施、公孙龙代表名家中的两种趋向，一是强调实的相对性，另一种是强调名的绝对性。”（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页）尽心于“实的相对性”与穷究于“名的绝对性”乃理路的错落而非论旨的抵牾，二者虽各执一端，却并不妨碍其相须而行。可憾的是，冯友兰毕竟未能深察隐贯于两种思致中的价值取向的相契，这相契原是名家两派“相与乐之”（《庄子·天下》）而非相与仇之的底细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