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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之事，惟以口舌之爭而無從考其信否者，則是非難定。若夫醫則有效驗之可徵，知之最易。而為醫者，自審其工拙亦最易，然而世之擇醫者與為醫者，皆憒憒而莫之辨，何也？古人用藥，苟非宿病痼疾，其效甚速。《內經》云：一劑知，二劑已。又云：覆杯而臥。傷寒論云：一服愈者，不必盡劑。可見古人審病精而用藥當，未有不一二劑而效者。故治病之法，必宜先立醫案，指為何病，所本何方，方中用某藥專治某症，其論說本之何書，服此藥後於何時減去所患之何症。倘或不驗，必求所以不驗之故，而更思必效之法；或所期之效不應，反有他效，必求其所以致他效之故。又或反增他症，或病反重，則必求所以致害之故，而自痛懲焉。更復博考醫書，期於必愈而止。若其病本不能速效，或其病祇可小效，或竟不可治，亦必豫立醫案，明著其說，然後立方，不得冒昧施治。如此自考，自然有過必知，加以潛心好學，其道日進矣。今之醫者，事事反此，惟記方數首，擇時尚之藥數種，不論何病何症，總以此塞責。偶爾得效，自以為功，其或無效，或至於死，亦諉於病勢之常，病家亦相循為固然，全不一怪。間有病家於未服藥之前，問醫者服此藥之後，效驗若何。醫者答云，且看服後何如，豈有預期之理，病家亦唯唯自以為失言，何其愚也。若醫者能以此法自考，必成良醫，病家以此法考醫者，必不為庸醫之所誤，兩有所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