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作者：
　　吕不韦(﹖～公元前235)战国卫濮阳人（河南濮阳）。原为阳翟大贾，经商致富，崛起政坛，位极宰辅，专掌国柄。其一生传奇事迹，波起云幻，在吾中华曩昔重农重士之史篇中，可谓鲜见。在赵都邯郸认识了拘赵当人质的秦国公子子楚，吕不韦认为「奇货可居」投入大笔资金，栽培子楚声望，并入秦游说华阳夫人，终立子楚为安国君太子，安国君接秦昭王位，旋死，子楚即位是为秦庄襄王。吕不韦为秦相，封文信侯，庄襄王死，太子政（即后之秦始皇）立，尊吕不韦为「仲父」。其为相时之功业，多因卑其人而少称及之。世人之议于韦，仅据史公一传，因痛秦政之暴虐，而并诋及之，千载而下，众口铄金，故其个人之才略，因卑其品而置之顾。又国策史记之传不韦，趣旨迥异，待考者多。据《史记?吕不韦传》称「……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着所闻集论文为八览、六论、十二记，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2.内容：
《吕氏春秋》，书名，又称《吕览》，共二十卷，是战国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所编着，其书殿先秦 诸子之后，启两汉政论之先，虽其书非吕氏亲撰，假诸众宾客之手，然其欲弥纶群言，深究治道，综百家之学于一统，开集体著作之先声，则前古所未有。《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王政八年（前239）。《史记?吕不韦列传》云﹕「不韦乃使其客人人着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号曰《吕氏春秋》。」今本〈十二纪〉在前，六十一篇﹔〈八览〉六十三篇﹔〈六论〉三十六篇。共一百六十篇，计二十余万言。梁玉绳称以十二纪为首，十二纪乃吕书治道之纲领论，分言管、教、养、卫之事，亦即今日所谓攻治，教育、经济、军事之大政。昔日政简，治国治有此四端，为政久大本已备。然欲推行此四者，一则赖君主个人修养完美，所谓内圣之道，一则赖其政策之确当，所谓外王之道。而吕书八览六论之篇，则补十二纪治道所未尽，敷陈君道与治术者也。本文序次则是以纪居末，览居首，故举其首而称《吕览》。内容兼存儒、道、墨、名、法、兵，农诸家之言，汇合先秦各派学说，为当时秦国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提供了思想武器。在议论中引证了许多古史旧闻和有关天文、历数、音律等方面知识。故《汉书?艺文志》列于杂家。其中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礼俗、卫生、音乐、道德修养等，详细论列统一事业之事，保存许多先秦诸子及先秦史资料。注释者除东汉高诱外，尚有清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近人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等。

　　全书博采各家学说，以老庄为宗，重视孔墨仁义之术，采纳兵、农、法、阴阳各家学说。十二记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主，阐明天子须依四时行事之理﹔八览则阐述全书之思想﹔六论则带有杂篇之性质。因之世人将《吕氏春秋》归入杂家，实际上《吕氏春秋》结构严整、体例画一、内容有度、自成体系，继承儒家「德政」、「重民」思想，却摒弃「王道」说教。吸取法家「耕战」却又反对严刑峻法。「宗墨氏之学」却又抨击墨家「非攻」、「救守」之说，可见《吕氏春秋》对诸家均有所取（精华）舍（不宜），颇有集各家精华，将思想定于一尊之趋势。

　　丞相吕不韦，其著书之旨，荟萃群言之精，牢笼百家之长，治于一炉故其书所蕴括、于班志所谓九家之学，无不尽包。甚至有出九家之外者 。故研读吕书者，于其思想之渊源，必明其所自出。每家皆先揭其所从出，为学之大旨，中引吕书中之言，条分缕析，与诸家 之旨相征验，以见所举属实。约其旨要，以作结论，以见吕氏之书，非如耳食辈所言，乃一杂凑泛袭他书为说者也。

　　吕不韦任相期间，尚农务本，故《吕氏春秋》有「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对土地利用、耕种技术、植物保护防害等都有精辟见地，如「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多粪肥田」、「今兹美禾，来兹美麦」（两获）……等农业技术的改进，非当代任何著作可堪比拟，它除在哲学史和思想史上有重大价值外，也保存了先秦有关科学、文化、音律、天文历法、农技、战争思想等珍贵史料，是战国末期的一部学术巨著。

　　吕氏春秋的著作动机在史记吕不韦传写的很清楚：「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着所为闻，及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下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这样的想法，让我们明白吕不韦的动机只是在于成就一部「治国之道百科大全」来与其它各国争辉，至于里面该如何做、怎么做，那便是门下食客的才智了！既然动机如此单纯，做法又是如此的投机取巧，当然不可能从中脱胎出什么别出心裁、以一贯之的理念。

　　
3.评价：

　　在早期，这本书一直被人们所重视着！从史记始，他便与周易、春秋、国语同列，被认为是「圣贤发愤」之道；到东汉时，高诱还称他为「大出诸子之右」，但此后，评价日低，甚至产生了争议。

　　三民书局出版的「新译吕氏春秋」〈朱永嘉、萧木校译，黄志民校阅〉导读中，为评价的争议提供了两个方向：
一是学派归属，历代学者的主张各有不同，这让吕氏春秋的学派归属产生了歧异，定位既异，争议也当然随之而出；二是总体评价，以为评价日低的结果，是「因人废书」，由于吕不韦以商人的身分投机取巧，富贵而行不谨，所以功业无足道。就历代思想家的好恶来说，这两个方向确实会影响人们对他的评价！但如果说，思想之成就不该因人而废书，不会因学派归属而减损其光辉，那么，真正
评价日低的原因必然有更潜在客观的原因。

　　在此，遥光便企图跳脱这两个方向，提出另外两点解释：

　　一、 历史价值定位：
思想交错冲击的过程，在各家思想立场矛盾之后的相互截取之后，汇合成兼容并蓄的思想，而融会贯通之后的进程有两种，一种是就此停留在汇合的大成果，思想家则跳过思想汇合的大成果，直接探索成果的根源。另一种是汇合之后又融会贯通出一种新的思考角度，让思想家肯定其新思想的根源价值，从而研究其树立之影响。这两种不同的进程，影响着不同阶段后世思想家在看待这种思想的做法。很显然，尽管吕氏春秋是以儒家孔孟思想为基础，但他并没有开出一个更辉煌的思想成就，而其之所以没有创新的原因，正是因为吕不韦「单纯的动机」。吕氏春秋的思想体系，确实未在历史的长河里，有着什么样惊人的表现。

　　二、 思想价值定位：
一个人所思所想凝聚出来的成果，较之集众人之力融合之后的思想，一向要来的有价值，那不单是因为思想体系的完整，也因为其足堪玩味的独特性。因此，不管是孟子的性善、荀子的性恶、墨子的兼爱非攻、名家的离坚白，都有其辉煌的价值，其中，尤以韩非集合「法」、「术」、「势」三派所开创出来的法家学说，最能与同样采集众说的吕氏春秋相比较。吕氏春秋为吕不韦集门下食客所撰，就今天的角度来看，吕氏春秋并非一部不作修葺的大杂作，而是有系统、有条理的进行思想的统合，然而，重点是，吕不韦是否有足够的学养来为这本书树立取舍的标准，进行思想的采择呢？历朝历代的思想家颇多臆测，有人认为单凭一个阳翟大贾是不可能有什么中心思想，当有另一个主其事者的「捉刀者」来主持；也有人以为在乱世中还能显赫一时的吕不韦，必然有其能服人学识与涵养，足以为吕氏春秋立下纲目。但遗憾的是，尽管各个思想家言之凿凿，目前却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分辨这个疑难。相较于以一人之力成为法家集其大成的韩非，吕不韦未定的「学识」问题，更为此书的评价，多添一份不可定位的因素。

　　其实了解吕氏春秋评价日低的原因，并不代表这本书就失去了他的价值，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学者肯定其为先秦思想文化的总结，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由同样列为杂家著作的淮南子相互为辅来看，这本书不仅是汉初黄老思想的先声，甚至还对汉朝的学术思想及政治思想，有过重大的影响。

　　我们期待的是，当未来越来越多的文物出土之后，「杂家」流派的思想脉络可以更全面的追本溯源，那么，他将会继孟子、庄子、荀子之后，重新被赋予更具时代性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