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价值理念与思想方法是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的前沿议题。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战略引领和价值支撑作用，突出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基础性地位。他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要深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并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就需要有效切入中华文明有机体的内在机理，揭示其中蕴含的“底层逻辑”，特别是其中的传统文化根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基于国情”就包含着观照传统深入到社会文化的内在结构，并从根本上与人们的社会文化心理相联系。它意味着，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和把握，不能仅限于外部式的观察或机制性的把握，而是要进入到社会生活中人们真实的生存结构，展现其思想文化、情感、价值、心理等内在的社会心理维度，以呈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之处，揭示现代化的中西之别。特别是在“两个结合”的视域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更是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的价值根基，而社会文化心理作为文化的“内核”，反映了人们的心性结构和精神世界，可以作为内生型的思想文化资源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历史进程，既为有效克服现代化常见问题提供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又有助于从学理层面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

一、社会文化心理及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

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不仅要把握不同现代化模式的差别，还要揭示中国式现代化背后的思想文化基础，深入到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文化心理。在“两个结合”的背景之下，尤其是基于人的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根本性地位，社会文化心理需获得应有的重视。这一方面源于社会文化心理从社会成员的情感、心理、价值或人格特质等角度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内在性的视角，它不仅指向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根本的人之现代化的向度，而且深入探寻蕴含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文化力量。另一方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属性或特征作出根本性阐释，也必须进入社会历史进程的“文化肌体”之中，透过特定生存结构下人们的生活样式与心灵图式才能予以准确把握。在此意义上，理论的透彻性无疑需要借助文化的深刻性。若要追问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价值或心理基础是什么？答案必然在于，植根其中的社会文化心理作为内生型的思想文化资源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在这里，“社会文化心理”体现为认知、情感和价值等精神性资源，不宜单纯从心理学学科意义上对它加以界定，而应更多体现为中国本土意蕴的心理资源。若从本土化与宏观的视域看，心理并不是价值无涉的生理性情绪、感受。从广义上来说，它与人们的心灵、精神相通。“心”大抵指向人的“心灵”，与人们的观念、思想、意识、情感、精神状态等密切相关。它既关乎人们主观的精神性维度，又突出体现了人们的社会意识或伦理道德观念。相应地，“社会文化心理”就不完全能够被学科意义上的社会心理学所囊括，它更多包含社会思想观念或伦理观念意味。这样，“社会文化心理”可以视为人们在特定的生存状态下形成的文化心态或精神品格，是集体性的社会心态、认知结构、价值图式、情感需求或行动倾向性，渗透在文学、艺术、教育、科学、宗教、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体现于一个群体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生活实践等各种形式当中。特定社会中的社会文化心理，渗入特定族群的思维模式、价值图示和行动逻辑，既有普遍性的维度，同时又落实于具体的社会成员，塑造他们的人格特质与行为模式。

我们在资源的意义上使用“社会文化心理”，以表达中国人独特的心性结构，体现中国人独特的认知取向、价值图式、情感倾向或行动逻辑。如中国人把世界看作是一个生生不息的生命体，“中国哲学的宇宙观是强调‘生生’的宇宙观，以《易经》为代表的宇宙观始终把宇宙看成一个生生不息的运动过程”，“不是being而是becoming才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意识”。儒家强调人际交往中的“关系”不是泛指任何事物之间的无差异性联系，而是有限定性的，它的整个思考都是在一种可谓“对偶间的差异性”理论框架中展开的对此关系构成的论证及实践。“对偶间的差异性是中国人认识整个世界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其推广和解释社会的起点。”这些认知、情感和价值等层面的精神元素，构成了社会得以确立与延续的根本，并以器物、制度、礼仪规范、伦理观念等形式表现出来，具有资源性的意义。对这些资源的有效利用转化始终是社会发展与文明赓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人的情感、心理和价值居于关键性地位。现代化的根本在于人的现代化，而能够表征人的现代化是深层次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文化心理。我们之所以是中国人就在于我们有独属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有独属于中国人共同的心灵底色，即社会文化心理。社会文化心理可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内生型资源。所谓内生型资源是基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形成的资源类型，它常常以思想、制度、观念等文化形式标识特定的文明类型，表达特定文化共同体下人们独特的生存样式或生活形态。内生型资源的根本意义在于促进社会的内源式发展，即“每个社会应该根据本身的文化特性，根据本身的思想和行动结构，找到自己的发展类型和方式”，“为了确保真正的发展，就必须恢复每个民族的文化特性，恢复这种特性最具有代表性、最深刻、最真实的所有组成部分，借以作为价值上‘求本溯源’的手段，作为发挥创造力和活力的催化剂，实现内源的和真正人类的发展”。在此，内生型资源某种意义上发挥动力性的作用，对人类生存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情感、心理、价值等具有原发性的意义，进而成为推动文明进程的内在依据。

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而言，尽管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被迫进入世界结构，卷入现代化进程，但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是“中国式”必然扎根于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社会文化心理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型资源，主要有如下三个特征：

首先，社会文化心理的内生型特征使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主体性的标识。“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中国的现代化”的根本就在于前者深刻反映了中国人的生存样式、价值图示和心理模式。“中国式现代化”之“式”要借助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心理加以说明。社会文化心理是表征主体性的内在特质，反映亘古不变的文化基因和集体性人格特征。社会文化心理蕴含的认知取向、价值模式、思维特点等要素，凝聚成有机的统一结构，表征主体身份标识，产生深沉持久的文化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正是中国人独有的思想和精神世界，深深流淌在中华文明的赓续脉络之中，锻造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其所是的独特文明标识。

其次，社会文化心理的内生型特征使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有着科学的理论指导，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同时又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摆脱对西方现代化的依赖，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这就要求它具有自我激发、自我创造的内生动力。事实上，这种注重文化传统或社会心理的内在视角即便是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也获得相当程度的重视。埃利亚斯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心理机制，关注西方文明人所特有的行为方式，将视角聚焦于近代以来人们的行为和情感控制，“在人类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这种自发起作用的个人自我控制，诸如‘理性思维’和‘道德良心’，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多、更实在地渗入了人的情感本能与每一个毛孔，并严格地阻止情感和本能在没有经过控制机制准许的情况下直接付诸行动。”同样地，社会文化心理资源更是中国式现代化深沉的价值根基和力量之源，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主体支撑和精神动力。

最后，社会文化心理不仅对现代性身份建构具有重要意义，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当中的主体性标识，而且指向人的现代化的根本向度。社会文化心理深层次体现为特定的社会价值观，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文化心理则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价值观。现代化不只是物质、制度、技术的现代化，更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英格尔斯指出，任何最好的规范和技术，如果操控他的人，他不具备现代性的这种理念、思维方式，我们仍然不能够认为它是现代的。“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人的现代化的根本在于人的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只有深入观念层面才能寻找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社会文化心理”植根于社会成员的精神世界，虽冠以“心理”之名，但深层次体现为人们在特定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生活情境之下形成的思想观念。在此意义上，真正的现代化必定扎根于社会成员的社会文化心理，后者也成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的内在根基。

可以说，社会文化心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有其独特的地位，是兼有主体性、精神性、价值性的内生型资源。社会文化心理包含了心态、观念、认知方式、思维图景等丰富的精神性资源，是体现特定社会结构或社会群体最真实，也最彻底的“心灵底片”。在“两个结合”视域下，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实践动力的话，那么社会文化心理作为内在的精神性资源，则为之提供价值动力。只有回到文化传统，聚焦社会文化心理，才能推动文明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寻求实践创新的精神力量。在此，“心灵的习性”“文化的秉性”与“社会的现代性”三者体现内在的统一性。以西方式现代化为镜鉴，通过深入挖掘社会文化心理资源，同样也可以在“社会统一性”“公民身份认同”“规则治理体系”三方面力避现代化过程中的“现代性之殇”。

二、中国式现代化共同思想基础的力量之源

社会文化心理是凝聚社会成员的精神性资源，为中国式现代化塑造共同的思想基础。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最大程度地调动广大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使人们投身伟大实践变革，团结一致为中国式现代化而奋斗。这就需要锻造共同的思想基础，从根本上解决凝聚社会共识、促进社会团结的社会统一性问题。

社会统一性是现代社会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现代世界是以主观性的自由为其原则的”，个体主体性原则的确定是现代社会的第一个事实。“个人自我主体”的绝对化和普遍化构成现代价值体系的基本原则。当现代性将个体视为主体，社会生活的统一性如何塑造？不同的个体相互之间能否像图海纳所言的那样“我们能否既彼此平等又互有差异地共同生存”？显然，一旦“个人成为现代社会的伦理主体，这是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与共同体的分离与脱嵌等从不同角度所共同指向的价值诉求”，传统的伦理共同体不可避免地受到瓦解，宗法血缘的共同体逐渐遭遇解体，个体相应获得主体性地位。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连接何以成为可能？现代化过程伴随主体性觉醒，社会不断走向分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寻求整合。现代社会的思想家们试图通过契约论的逻辑，在独立平等的理性个体之间订立契约，但使社会真正成为可能的，或者说，塑造社会统一性最为持久的力量，恰恰在于社会成员的伦理观念与文化心理。在此问题上，中国伦理型文化传统及其形成的社会文化心理可以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思想基础，乃至求解社会统一性提供文化支撑。

相较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那种基于原子化个体形成的社会契约的方式塑造的社会团结显然不适合中国特殊的国情，这种思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当中被证明是不可行的。如果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不像西方社会那样，一旦步入现代社会，就意味着个体的主体化、社会的契约化，形成一种以原子化的个体联合而成的社会结构。“迄今为止的中国社会乃是区别于‘市民社会’的‘伦理社会’，而且其现代变迁并不趋向于造就原子个人一途，因而并不归结为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市民社会。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不存在原子个人乃是理解中国社会的钥匙，而中国社会转型的可能性正在于它成为市民社会的不可能性。唯有立足于社会现实的观点,才可能真正把握中国社会的实体性内容及其现代变迁,才可能正确地揭示其诸上层领域建设的现实基础和客观定向。”伦理社会既奠定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基础，某种意义上也塑造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文化底色，由此展现出中国社会的独特性。按照梁漱溟的说法，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以伦理组织社会”是其根本特征。“中国文化之特殊，正须从其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来认识，这是开初一步。”即便在当前进入现代化进程，每个人仍旧是关系性的个体，并不可能出现西方市场经济塑造出来的原子化个体。相应地，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心理注重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与伦理纽带，并依托这些联系和纽带凝聚社会力量。

在此，关系性的伦理思维成为中国人审视人伦关系的重要方式，也是社会文化心理的重要构成。关系性思维最能表征中国伦理型文化的特征，“伦”构成了中国人认知与行动的起点，提供了一种观察人们道德生活、人际关系、道德自我安顿的思维方式。重视整体、强调关系、追求平衡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思想文化观念之中。这种思维方式旨在塑造社会成员的深度聚合或联结，形成并传递伦理共同体蕴含的精神力量。阿斯曼在揭示“文化记忆”作用机理的时候，指出“每种文化都会形成一种‘凝聚性结构’，它起到的是一种连接和联系的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两个层面上：社会层面和时间层面”，前者通过构造“象征意义体系”将人与人联结起来，后者则通过记忆将过去与当下联系起来，借助这样的凝聚性结构，就会塑造出个体对社会的认同。相比较原子化个体之间形成的松散化、人为的社会联结，激发传统伦理文化的思想活力，重视伦理共同体在塑造共同思想基础中的意义，或许更为持久、更为深远。在此，作为社会文化心理构成部分的关系性思维，更加能够促进文化形成凝聚性结构，产生认同效应。

在现代化进程中，关系性的伦理思维是克服人与人之间疏离、沟通社会成员、塑造团结感的思维方式，为克服现代伦理交往的个体化困境带来有益的启示。关系性的伦理思维所具有的超越性能够克服由独立个体造成的道德相对主义，让每一个处于现代社会的成员，免遭孤岛化的状态。这种思维能够有效应对现代性伦理领域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个体分裂、疏离、分散等一系列的局面，打破束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合理的制度体系，构建合乎人性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面对“伦理型社会”的基本事实，以及深植于中国人内心之中的关系性思维，不宜采取“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或“博古厚今”的态度。当然，这不是说儒家所提供的“伦”观念就具有当然的合理性，它仍旧会遭遇现代性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合理转化。只不过它所蕴含的伦理思维方式，是现代性救赎可资借鉴的伦理思想智慧。在经过批判性反思和创造性转换后，这种思维方式可以成为推动当代哲学价值自觉和当代人自我理解的重要思想财富。

这里以“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境遇及其回归为例。从价值论的视域看，“家”代表着归属、方向，在现代性的语境下，“无家可归”深层次反映现代人“无根漂泊”，丧失文化坚守，内心无处安顿的生存境遇。呼求“家”这一特定的伦理共同体，以重建社会联系，克服现代人的分离化局面，也随之成为中国文化应对“现代性之殇”可以提供的方案。对于中国人来说，家文化的传统突出强调家庭在社会生活当中的基础性作用。家是坚不可摧的伦理实体，“家”的生存论结构成为现代化进程中共同思想基础的孕育之所。“在汉语世界的思想传统所给予世人的启示中，我们可以把‘归家’理解为现代性救赎的方向，一种没有救世主的救世方案，但不是单靠自我来拯救，而是基于一种源初关系所揭示的生存论结构。”在现代社会重新“发现”家庭，可以有效发挥其在构建伦理共同体、呵护人的道德情感、构筑共同的思想基础等方面的积极意义。“在存在论传统的哲学中所遮蔽的种种可能性也将得以开显，如生生哲学、阴阳哲学、中庸哲学等，人的生存论结构中的情感性、关联性、世代性、连续性、责任性等重要环节得到了进一步的澄清。”对于中国人来说，人们在内心中坚守“家”的基础性地位，通过人伦关系塑造自我身份，钩织家庭成员的情感化的伦理关系，使家庭真正成为牢固的伦理实体。

这样，即便在遭遇社会成员分离化的现代社会，传统文化蕴含的社会文化心理也会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凝聚社会的观念力量。诚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尊重个体的独立地位，保护个人权利，充分激发个体的能动性是普遍性的要求。但在对待个体的问题上，为了社会不至于因过度个体化而陷入混乱、分裂状态，伦理型文化提供的关系性思维显然可以发挥其优势。它将人看作关系性的自我，自我身份建构离不开特定的关系网络，且人与人之间形成情感化的社会联系，可以有效弥合人与人之间的分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中国人的社会观将社会看作是一个动态生成的有机整体，每个人都被纳入生存结构性框架、序列当中，强调互帮互助、团结一致、协和万邦，形成和谐的统一体。社会本身就蕴含了团结统一的规范性意蕴，身处其中的社会成员并非像市民社会中每个人“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彼此处于对立对抗的状态。这样，社会文化心理总体上体现了伦理型文化的关系性特质，对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锻造共同思想基础具有支撑意义。

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身份认同建构的观念根基

在现代社会，随着时空“脱域”，每个人抽离出原先的生活场景，关于“我是谁”的公民身份认同确立往往遭遇挑战，这个问题在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视域中一直难以解决。“我”的身份建构如何完成？在传统社会，这似乎不成为问题。人们基于宗法血缘的基础，形成相对固定的身份结构。但到了现代社会，犹如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所言：“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那种在传统社会具有整体形态的统一性自我，逐渐变成了“一连串不连贯的叙事”。麦金太尔对此作了精到的论述：“在许多前现代的传统社会中，个体通过他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中的成员资格来确定自己的身份并被他人所确认”，“每个个体都在相互连接的社会关系中继承了某个独特的位置；没有这种位置，他就什么也不是，或者至多是一个陌生人或被放逐者”。然而，在现代社会，“现代性把每一个人的生活分割成多种多样的部分，每一部分都有其自身的行为规范与模式。”人们的生活因此丧失了统一性，随之而来的是因角色分化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

这样，人类现代化历程似乎揭示了如下“悖论”——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越高，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成员就越容易迷失自我，越容易走向虚无。抽离了个体生存所依托的“框架”，人们不仅难以确证自己的身份，而且也没有办法寻求精神生活空间中的安身立命之所。吉登斯曾深刻揭示这种自我身份认同感的重要意义，“首先，一个人若拥有正常且稳定的自我身份认同感，那么他便可以感触到其生平的连贯性。……其次，通过早期信任关系，这个人也能形成一个保护壳，从而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过滤’掉许多能对自我正直品行造成威胁的危险。最后，这个人会把上述正直品行作为有价值的事物接受下来。同时，他有着充分的自尊自爱进而得以维持一种自我依然‘活着’的感觉。”缺乏身份认同，现代社会中的主体便陷入“无根漂泊”的流动状态，难以在现代社会获得安身立命之基，也无法有效构筑起现代社会应有的“本体性安全”。

面对现代性引发的自我身份认同危机，西方现代化常用做法是借助于制度规范塑造认同，即以政治、法律的形式确认公民权利或资格，以此确立公民身份。此外，公民身份认同还存在另一种模式，即依赖公民对所处的传统、共同体、文化的归属感，这是一种文化心理层面的认同模式。由此也形成两种不同的公民身份：前者属于“政治—法律公民身份”，“是公民面对国家政权系统或统治组织（state）所享有的权利、所承担的义务，这是公民权利和义务的集合体”。后者称为“文化—心理公民身份”，“在由国家／民族共同体组成的世界中确立自己的归属何在，它是公民文化—心理归属的汇聚。”比较而言，如果说西方的现代化更为注重公民身份的制度认同，那么中国式现代化更为强调以文化心理塑造身份认同。激发人们对文化传统与政治共同体的情感体验，通过文化心理形成认同，是建构现代性条件下公民身份认同的重要路径。“身份认同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结构，在表层上是人们显而易见的行为模式，在中层上是个体对与同类群体的共同性的认知和对自我身份的觉察，在深层上是有关身份所带来的情感体验。”因此，身份认同根本在于个体在文化心理层面对共同体形成的归属感或依恋感，只有深入社会群体背后的文化基础与心理根源，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身份认同。

对于中国人而言，个体必须被纳入总体生活系统之中，在生命延续之中确证自身的身份、获得自身存在的意义。对生活的终极意义追求始终植根于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心理。通过将自己与总体生活建立起意义联系，并且纳入生生不息的“意义流”，才能从根本上体现一个人在世的价值，确证自身的身份。对“我是谁”的追问，从来不是将“我”看作孤立的，而是进入“我们”的生存结构中锚定自身的位置。费孝通指出，“在我们的传统观点里，个人只是构成过去的人和未来的人之间的一个环节。当前是过去和未来之间的环节。中国人的心目中总是上有祖先下有子孙，因此一个人的责任是光宗耀祖，香火绵绵，那是社会成员的正当职责”。在中国传统社会“生生不息”的宇宙观影响下，人们生活于伦理共同体之中，依凭共同体标识身份，并将生活视为统一的整体，追求终极性的生存意义。罗素曾对中国文化的特点作过评价，“我认为，我们西方文化最显著的长处是讲求科学的方法；而中国文化最突出的优点只是对人生目的具有洞见。”对中国人而言，“我是谁”的身份确证不只是外在的资格承认，本质上体现为人们由内而外地对自己生活其中的生存结构、文化传统以及精神价值产生自觉的归属感、依恋感。

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个体的自我认同已然是“反身性项目”（reflexive project），人们必须通过持续反思自身的生活系统与意义框架以构建和维持认同。特别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社会成员的价值观竞相汇聚、相互激荡，单靠形式化的资格确认显然难以塑造出真正的归属感。正是诉诸统一性的人生叙事和整体性的生活目的论，个体与共同体之间才可能出现深度的情感—价值联结，“因为某人对于‘我是谁’的概念或定义（即某人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自我描述构成的，而自我描述是与某人所归属的群体的特质联系在一起的。在这里，‘归属’（belongingness）是心理上的，而不仅仅是对于某个群体特征的知晓。”在社会文化心理的系统结构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价值观对公民身份认同建构尤其发挥根本性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在全球化时代，文化主体性的塑造往往通过精神观念、思想意识等方式实现。文化主体性源于精神性资源的主体性，并在深层次体现为价值观的独立性。社会文化心理资源，如情感、认知、价值模式等思想文化观念是主体性塑造的重要支撑。这样，通过文化实现公民身份认同从根本上说就是将社会成员置于历史文化传统之中，从特定价值观的标识性与文化的延续性确证现代性身份认同。

中国式现代化的传统文化根基，特别是其中蕴含的思想文化观念，经由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仅标定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性身份，而且也塑造了社会成员的身份认同。中国式现代化正因为植根于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心理，才会是“中国式”的，也正是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心理，使中国式现代化守护文化之“根”，有效应对人类社会步入现代化进程中可能遭遇的身份认同困境。要避免西方现代化出现的“背井离乡”“分化疏离”“无根失依”等景象，就要从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心理中寻求超越的“密钥”。“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社会文化心理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型资源，就是要发挥价值观念系统的认同作用，构建社会成员与共同体之间的情感—价值纽带，以中国人之社会文化心理为中国式现代化塑造主体标识。在此意义上，现代性条件下的公民身份认同建构，必然要激发传统文化的力量，激活民众的文化心理认同，塑造现代社会成员的主体身份。

四、中国式现代化治理体系良性运行的价值支撑

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理性化的规则起到“拱心石”的作用。规则是复杂社会治理下的简化机制。从规则的角度，现代社会是制度化、理性化的社会，通过法律和规则进行治理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一切纳入规范框架之下，追求良法善治，是现代化过程当中常见的治理形式。然而，现代社会的人们生活在一个由制度、规则、科层制所编织的理性“铁笼”当中，一切都被置于技术、规则、工具理性所支配的生存框架。人们逐渐丧失了对生活的终极意义的关注，更多在意行为的工具性价值。这一点，从事现代性研究的思想家们从不同角度予以了揭示，如努斯鲍姆就曾对民主社会过度理性化作出反思，“一个仅靠遵守被视为在工具意义上有用的暂时妥协而维系在一起的社会，不太可能保持长期稳定。”正义的社会可以是稳定的，民主社会也要保证随着时间推移，使其民众依旧对制度保持认同，这就需要公民对社会原则和社会制度的情感支持。

与理性化、制度化相比，社会文化心理有效展现了规则治理背后社会成员深层次的心理或价值基础。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视域看，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心理富含注重人情、人伦、人心等情感化的价值或精神资源，它更加富有温情，合乎中国人的生存性智慧。作为内生型资源，它使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为一种情理交融的现代化，从而可以有效应对现代社会治理体系非人格化（impersonal）带来的各种问题。这里较为突出的视点，可以以近段时间以来学界对传统文化中“情”的讨论为例。从“情”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社会文化心理是重要路向。“道始于情”，这里的“情”是一个“言约义丰”的概念，开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维向度，可以成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资源。有学者从伦理学角度认为：“从‘情’作为一个厚概念的视角思考中国现代性道德困境，复活了情感在当代道德生活和伦理话语中的生命力，丰富、扩大了我们的‘存在方式’。一种厚实的温暖的当代中国伦理学，才是一幅更值得期许的伦理学知识图景，才是中国伦理学对人类文明和世界哲学的更大贡献。”“情”在中国人的心性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深刻地影响到广泛的社会历史进程。作为社会文化心理的重要元素，“情”既指向心怀“国之大者”，关注人民生活的伦理情怀，又表现为国家治理、社会发展等各项活动都渗入的价值关怀。

长期以来，在理性化为主导的西方文化传统中，人们的社会实践以及社会发展模式均强调的预期性、确定性、规范化，其主色调是摒弃情感，将情感视为心灵的“变态”。情感在现代社会往往处在被漠视的缺位状态，其价值在现代知识体系中并没有获得充分重视。在此背景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曾一度出现“情感”转向，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相关学科都兴起一股重视“情感”的热潮。如教育学核心素养的研究聚焦“社会与情感能力”，社会学领域兴起“情感社会学”，政治学对“政治情感”的关注等，基本语境均为应对现代性支配下，社会生活过度理性化造成的各种现实问题，人文社会科学要有效应对，必须引入一种关注现代人的生存性情感的思想观念。当代德性伦理学正是从现代人的道德境遇入手，将人们对道德的认识重新拨回到合乎人性的情感化轨道。“德性伦理学的种种探索证明出，道德的根基就是人本身，坚执道德，只是因为我们是‘人’，并非为了‘规则’、‘原则’而存在。”

在“情”的思想文化与情感价值资源供给的问题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疑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心理中的情感资源可以得到有效开掘。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注重“人情”元素，这从根本上是由伦理型社会的特点决定的。中国传统农村社会是乡土社会，这是人们“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基于血缘、地缘在长期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了默契的社会纽带。这使得“情感”在中国人的社会联结中具有特殊意味，能够维持人伦关系动态平衡的关键恰恰在于人情。“人情”反映人伦关系中对待情感的态度或价值意向。翟学伟曾对“人情”的社会发生机理作出分析，认为注重人情是熟人社会的特征，在相互熟络的社会结构中，人与人更多依靠情感作为纽带。“也就是说，人情和面子问题的发生，往往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中，人们会因为彼此非常熟识而建立起情感生活，并造成他们在交往中非常关注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问题，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在李泽厚看来，中国文化是一种“情本体”的文化，儒学的深层结构是情理结构。这种情理与现代性所主张的理性有着根本不同。如果现代化进程一味地注重理性，过分强调甚至依赖规则，而忽视了道德敏感性和社会情感能力的培养，无疑会将现代性的弊病暴露无遗。情感在现代社会可以起到“润滑、引导作用”，“亲子情（父慈子孝）不仅具有巩固社会结构（由家及国）的作用，而且在文化心理上也培育了人情至上（非圣爱至上）的特征”。

从社会文化心理的角度看，“情”不只是体现为重视社会成员相互之间的生命感受和情意沟通，更是蕴含了处理社会关系的思维方式。在儒家的思想文化传统中，“情”生成于对偶性的社会关系，通过类比、类推等方式实现情感传导。这种具有推广性、延展性的思维方式，有别于一视同仁、普遍适用的规则性思维。前者所蕴含的情感传导机制，在特定人伦关系中实现情感对流，达到人与人的共情，从而打破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孤岛化”局面，而后者奉行的理性规则，其背后是抽象普遍主义的思维方式。它不仅在社会治理方式上奉行“规则至上”，更是在现代化模式选择的问题上陷入单一化的窠臼。马克思对此曾提出过警醒：这些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情”建立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心理基础之上，以“推”的方式实现人与人的情感互通，通过逐步延展、外推，塑造出传统社会的伦理特质。“‘推’的本源是‘孝’，‘推’的机制是‘敬’，基本理论可以总结为因性立教、由爱生敬和以敬推爱。‘推’的实践路径是礼制。”伦理情感借助由内向外的推演，有效发挥情感的润滑或沟通功能。

这样，“情”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社会文化心理资源，不仅为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主体和实践主体提供内在支持，而且也对现代性思想文化发挥纠偏作用。较之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将“情感”进行生理化、技术化的处理方式，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心理中的“情”更多关乎人们在特定生存框架之下的真实生命体验，它渗入了人们的认知取向、价值立场和精神品格。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心理的“情”蕴含了生存性的实践智慧，如能同现代人的生存系统与价值体系有机整合，可以为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提供有益的思想文化资源。如果缺乏植根于社会文化心理的“心灵的惯习”，现代社会的制度体系或治理体系便难以真正发挥效果。“如果没有规范性信念、经验性期望以及总体中足够比例的个人对遵守规范的条件偏好，任何规范都无法存续。”与西方现代化过度依赖理性化的规则体系相比，中国式现代化无疑需要将植根于文化传统的社会文化心理有效转化为推进社会进程良性发展的实践智慧，以情理并重的社会文化传统超越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单向度的理性化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