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马来平教授和常春兰副教授带领学生们举办了《孟子字义疏证》读书会。读书会每周一上午，持续一月有余，从科技哲学的角度解读《孟子字义疏证》，以期在准确理解戴震哲学体系和治学方法的基础上，深化对儒学与科学的关系的探讨。戴震，字慎修，号东原，清代乾嘉学派的领军人物，戴震称，“仆生平著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尽管对于他自创并引以为傲的哲学体系，学界存在争论。但人们公认，这本书既是戴震的代表作，也是乾嘉考据学派的代表作。

　　气本论的世界

　　硕士研究生彭繁认为，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中勾勒出一幅“人道本于性，而性原于天道”的世界观。“气”是世界的本原，并时刻处于“生生”的运动之中。“生生”就是由气构成的万物孳生的过程，这是一种对万物运作客观状态的描述，其德性含义只是第二性的。更为重要的，戴震认为，“生生而条理者，化之流”，将“生生”与“条理”统一起来，认为气化生物的过程是有序的，有规律可循的。这种气化的条理观念，可能与戴震的科学研究尤其是天文学研究有关，因为戴震在其天文学著作中多次提到天体运行有序、“至动有常”的规律观念，这会促成以及加强他对自然具有条理性的信念。气的整个“生生而条理”的运动过程就是天道。

　　气化生成的万物统称为“器”，以“类”来区分，“类”决定了它们具有稳定的基本性质，戴震称之“品物”。“品物”之性各不相同，但每一“类”中的基本性质是相似且千古不易的，戴震的这种“品物”观念的形成应该也是基于他广泛的博物学知识。人是“品物”中的一类，亦由气化而来，人性本于气化，血气心知是性存在的物质基础。“欲生于血气，知生于心”，戴震首先将人看作是生物性的，人的欲望根源于血气，是人性的重要部分，戴震以此肯定欲望的合理性；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人具有认识理义的思维能力，因而是“性善”（人自然禀赋的“优良”之义）的。戴震通过对其人性论的建构，为其独特的人道论开辟了道路。

　　戴震以生物性的人性观为基础，从人类社会整体着眼，主张所有人的欲望皆应得到满足，反对欲之“私”。所有人的欲望都能满足的社会，即是一个“生生”而具有条理的社会，也就是实现了“仁（或礼、义）”。因此，“仁”从一个内在的道德概念转化成了外在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与准则。若想达到这种社会状态，人必须运用“智”去认识这种社会准则进而在实践中接近它们。简言之，戴震的理想社会以人的欲望为基础；这种理想社会的实现又以人认识理义的能力（“智”）为前提条件。此种人道观具有一种将应然建立于实然基础上的自然主义特征，是戴震哲学的突出贡献。

　　研究生许遇好也认为，戴震由气本论出发构建出了一个浑然一体的世界，这种世界观是其在儒家传统学说的基础上深刻钻研天文历法等中西方传统科技知识之后的一种创见。戴震所构筑起来的世界之中，儒家传统学说与各种科学技术并行不悖且相得益彰。追寻宇宙中万物的条理也即是追求先贤所说的“仁义礼”，儒家学说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了科学探索的理想和保证。

　　对理学的批判性改造

　　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所构建的气本论哲学体系，其针对的就是宋明以来，以“理”为本的思想观念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弊端。

　　研究生孙佳丽认为，戴震重点批判了程朱所主张的“性即理”的观点。宋儒认为“气质之性”并非是性之本体，而是人赖以形成后天气禀的来源，不是纯正的性善。戴震则从血气心知开始讲，注重人的情欲、人在世界中能够得到的滋养，这种“气质之性”能够体现人的价值与意义所在。他反对宋儒将无形无迹的“理”当作“实”，提倡“日用饮食”，在戴震所处的时代背景下可谓是对宋儒权威的挑战，同样对社会等级观念的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戴震作为考据学家的背景同样影响到其伦理学体系的构筑，他被认为是具有“人文实证主义”的考据学家；其伦理学与认识论是在交织在一起来讲的，并且他所具有的自然科学知识也对其道德哲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研究生董宇认为，戴震哲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其现实性，这一现实性相较于宋明理学而言更接近于科学。在对“道”和“理”的认识上，戴震抛却了它们的实体性意义，而从现实出发，将现实感性作为更根本的存在。“道”是自然界与人事的根本性规律，可以在现实的“实体实事”中体现，“理”是具体事物的本质属性与规则，是人通过思维而对事物之间区别的认识。这一点即不同于宋明理学所认同的普遍的天理，而注重现实事物的特殊性，具有一定的科学精神。

　　戴震的重智哲学

　　常春兰副教授认为，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提出一种重智哲学，强调“德性资于学问”。为了更准确地理解戴震哲学思想，我们要坚持一种整体性的视角，一方面，戴震不仅是哲学家，更是科学家，精通数学、天文学，甚至对动植物的习性都有专门研究，戴震的重智哲学思想与其科学研究密不可分。另一方面，西学对戴震的影响可能更多是整体性的启发，而非具体的直接影响，在探讨戴震哲学与西学的关系时避免在具体观点上过度解读。

　　戴震哲学体系可以简单概括为“人道本于性，而性原于天道。”天道、人性、人道在戴震这里都有全新的含义。戴震拒斥形而上之实体，坚持气一本论的天道观，血气心知一本论的人性观，在此基础上，人道即人伦日用之道，仁义礼则是人道之则，人心知仁义礼为智，可见智之根本。戴震之所以重智，是因为天地、人物、事为无非自然，不存在超越的“理”，探索自然的实存状态才是人心之重任。

　　戴震的研究方法

　　马来平教授认为，通过对《孟子字义疏证》这一戴震代表作的解读，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戴震的哲学体系和方法。乾嘉考据学是儒学中一个重要的哲学流派，并且恰好处于西学东渐中的一个特殊节点。该时期由于禁教等原因，西学传入基本停止，但以《律历渊源》和《四库全书》等相继撰修为标志，该时期进入对所传入西方科学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阶段。对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仔细研读，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儒学与科学的关系。乾嘉考据学与科学的接榫之处很多，例如自然观、知识论等，但最突出的还是他们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其“古书通例法”。该方法分为两个步骤：一是从古书中的大量个例中总结出通例，二是运用通例解释新的个例。前者被认为是“归纳”，后者被认为是“演绎”。这一方法原本是儒学的传统方法，但在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考据学派那里，有了质的提高和完善，成为该学派读经的主干方法。这一变化与西方科学大有关联，因而充分体现了儒学与科学的契合性，乾嘉考据学派的“古书通例法”堪称儒学中的一大科学因子，值得我们重点关注。许多学者肯定了乾嘉考据学派“古书通例法”与科学的关联。例如，梁启超曾屡言：“自明之末叶，利玛窦等输入当时所谓西学者于中国，而学问研究方法上生一种外来的变化，其初为治天算者宗之，后则渐应用于他学”（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3页）、“戴氏治学，精锐无前，最能发明原则，以我驭书”（同上书，第377页）、“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同上书，第377页）。胡适说得更加透彻。他说：“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载葛懋春、李兴芝编辑：《胡适哲学思想资料》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91页）、“汉学家的归纳手续不是完全被动的，是很能用假设的。这是他们和朱子不大相同之处。他们所以能举例作证，正因为他们观察了一些个体的例之后，心中先已有了一种假设的通则，然后用这通则所包含的例来证同类的例。他们实际上是用个体的例来证个体的例，精神上实在是把个体的例所代表的通则，演绎出来。故他们的方法是归纳和演绎同时并用的科学方法。”（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载葛懋春、李兴芝编辑：《胡适哲学思想资料》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93-194页）学界不少人认为梁、胡的观点言过其实。然而，我们作为科技哲学工作者考察此事后，认为梁、胡的观点基本上是站得住脚的。最近，马来平教授将写一篇专文论述乾嘉学派的古书通例法与科学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