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大会现场

　　“五四”百年路，风云际会时。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礡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

　　诚然，“五四”是一个不断被陈述的故事。百年来，无论中国社会如何变幻，“五四”始终是一个思想源泉，一个精神地标，被一代一代人不断挖掘和阐述。今天，站在五四百年的门槛上，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如何把握两者间具有的独特文化价值，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说，在既往的“五四”研究中我们已经对其西方文化资源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把握，那么，当下应该是对“五四”与传统文化资源进行重新疏浚和研究的时候了。

　　“五四”与传统

　　提到“五四”，人们深刻的印象还是反传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曾经是我们对它最坚决的结论。比如人们提及1925年《京报副刊》的“青年必读书”征文中，鲁迅颇为偏激的定义：“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又或是林毓生先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中开篇的定义：“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地全盘否定的态度的出现与持续”，其“直接历史根源，……尤其可以追溯到1915～1927年‘五四运动’时代所具有的特殊知识倾向。”

　　1987年，李泽厚先生曾在其著作《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写到，“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旧传统为特色的新文化运动，在适当条件下遇上批判旧政权的政治运动时，两者便极易一拍即合，彼此支援，而造成浩大的声势。五四运动正是这样。”

　　来自安徽大学的吴广教授也曾评价说，五四新文化是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对传统的批判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大历史特征。

　　“五四”的反传统，是什么都反吗？

　　然而，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我们自己对“五四”的质疑与思考却日渐增大，尤其是在传统文化复兴、“国学”昌盛的今天。许多专家学者不禁提出一个疑问：“五四”与传统文化，真的完全是二元对立的吗？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怡曾在文章中写到：“五四”的“反”不过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追求创造性的表现。其真实含义：不受制于“习惯”，敢于创新，敢于思考——最终，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没有被“反掉”，反而经过了新文化人士的“重估”和“激发”，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众所周知，一个完整的“五四”实在是丰富而复杂的。当时的国家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当时的社会现实促使先觉者踏上了找寻救亡之道的漫漫路途。民国“乱世”，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之中，“五四”必然是多元化的，论敌之间固然存在思想的分歧，但分歧的他们都是以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一员关注着民族文化的现代命运。

　　鲁迅在其小说集《呐喊》出版时题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李大钊那句为后人耳熟能详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诗句，也是从传统诗词中借用而来的；胡适则提出了“为大中华 造新文学”的文化诉求。这都说明了鲁迅、李大钊、胡适等五四新文化的先驱，恰好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源。

　　李怀宇先生在2009年曾发表文章《百岁老人周有光亲历“五四”》，其中提到：重温那个时代的风气，周有光反思：“‘五四’运动影响相当普遍，小地方都有活动。“五四”的确是个广泛的思想活跃的时期。我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觉醒的一个高潮。‘五四’提出的口号‘民主’、‘科学’完全正确，解放后要抨击‘五四’，这是错误的。仔细研究，‘五四’时的文章没有整个否定传统，对儒学也没有完全否定。有人考证，‘打倒孔家店’不是‘五四’时提出来的，是后来提出的。”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宗刚则评价说，五四新文化从表面上看似乎与传统文化是两种价值取向截然不同的文化，但就其内核来看，他们所认同和皈依的文化恰好是相同的，这便是自古便被读书人视为人生圭臬的“天下情怀”。

　　传统文化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面对着自我所处的现实情景也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从这样的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与传统文化不仅不是二元对立的，相反，它们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五四新文化是传统文化在一定历史阶段的最新表现形式，只不过这种最新的表现形式既“别求新生于异邦”，又“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显然，这样建构起来的文化，恰是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现代文化。

　　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民网》曾刊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高旭东教授的文章。在文章中他表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确是一场激进的反传统运动，然而，“五四”反传统之根本的精神内驱力与内在根源，却是来自于中国文化传统中那种不以信仰为重的实用理性精神，以及家国社稷的兴亡是第一位的文化传统。……“五四”并没有割断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血脉，而是吐纳东西而使两种异质文化合璧的结果。“五四”造就的白话文以及各种文化范式，在今天仍然为我们所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简单地否定“五四”的文化遗产无疑是一种轻佻的文化举动。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面对众说纷纭的评介，2019年“五四”前夕，中国孔子网也就此问题做了采访。

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副校长，济南中华文化学院副院长扈书乘

　　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副校长，济南中华文化学院副院长扈书乘表示，五四运动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但并非主张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正如李大钊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所说：“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张申府先生则提出了“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响亮口号。虽然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新文化运动最终产生了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的严重流弊，但这并非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的初衷。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理性认知和扬弃智慧，埋下了日后文化复兴的伏笔。

　　不管现代社会对“五四”与传统之间的关系究竟定义如何，评价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五四运动的确是我国近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作为新青年的我们，更要从中吸取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传统文化，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党的十九大更是把“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定文化自信”写入党章。

　　坚定文化自信,就要充分认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也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