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经验”国际论坛董仲舒专场在衡水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由《光明日报》国学版、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委员会、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横渠书院共同主办，衡水学院董子学院、董仲舒思想国际研究院、《衡水学院学报》编辑部承办。

论坛会现场

　　应邀参加论坛的嘉宾有人民出版社编审金春峰教授，复旦大学谢遐龄教授、中山大学李宗桂教授、韩国安养大学孙兴彻教授、日本北九州大学邓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余治平教授。《光明日报》国学版主编梁枢、陕西眉县横渠书院副院长刘泉，部分参加“2019中国·衡水董仲舒与儒家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学者，董子学院、董仲舒思想国际研究院人员，衡水市地域文化研究会人员，衡水市董学、儒学研究人员及爱好者出席本次论坛。论坛由《衡水学院学报》主编、董子学院执行院长魏彦红教授主持。

魏彦红教授主持

　　《光明日报》国学版主编梁枢首先介绍了开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经验”栏目的情况。该栏目2019年初开创，但酝酿、筹备已有多年，目前已成功组织了关于世系学、谱牒学，以及关于荀子的共同体思想、王夫之的共同体思想的专场讨论，今天的董仲舒专场是第四场。希望通过这些活动，深入挖掘古代思想家智慧，将其与当代中国现实相结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总结中国经验。

《光明日报》国学版主编梁枢

横渠书院副院长刘泉

　　接下来六位嘉宾依次发言。

金春峰教授发言

　　金春峰（人民出版社编审）：我们讲共同体一定要从孔子讲起。孔子的思想指引我们的民族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孔子思想的特色就是人本主义，以人为目的而不是手段，这是为政的根本思想，也是建立共同体的指导思想。孔子讲的人不仅是贵族，而是没有界限、不分贵贱的所有人。《论语》中记载孔子家的马厩失火，孔子首先问的是“伤人乎”，而“不问马”，对于地位很低贱的人也十分关爱。在孔子看来，人不是自然物，而是文化的产物。

　　但是到了秦朝，以法家为指导思想，人是法律框架里的自然物，这当然不利于共同体的建立。

　　西汉武帝时期，社会要转型，于是汉武帝召贤良对策，才有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天人三策”是哲学的指导，也是一个建设共同体的规划。董仲舒用“三纲五常”解决共同体建设的基本问题。董仲舒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奉天法古”为“三纲五常”作了新的理论论证，使“三纲五常”具有了神圣性和权威性，成为超越世俗、人群学说之上的道德与人伦关系。经过董仲舒，中国的“纲常名教”真正建立了起来，这就为“社会共同体”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要建构牢固的“社会共同体”，法律（全民意志或天意）所确定的社会等级秩序及人际关系准则之具有神圣性、权威性是十分重要的，但仅有这一面不够，必须有以仁爱、互爱、互尊为中心之价值观念贯注其中，使之成为凝聚剂,才可以成功。价值观念之具体表现，则须符合时代变化的要求。

谢遐龄教授发言

　　谢遐龄（复旦大学教授）：我要发言的主题是“董仲舒思想提供的软实力建设思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要条件是我国有雄强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论及董仲舒思想可能提供的启示，归属于软实力建设。董仲舒的历史使命是重建王道学。怎样才是王道？王者，往也，天下往也。意思是在文教上发扬出极强的吸引力、凝聚力、亲和力，天下归心。吸引过来，持久凝聚，亲密共存，和谐发展。一言发出，天下随之。软实力就是这样的文教能力。

　　下面我想从三个方面谈谈董仲舒提供的软实力建设思路。

　　第一，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蕴含着人类共同命运。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终极理想，都是大同——具体设想有些小差异，实现途径会有差异，终极目的基本一致。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天人合一思想包含对大同的盼望。这个盼望内含着信仰。因而称之为命运共同体。天人合一体现中华民族的信仰。人们有个误解，似乎中国人大部分无信仰。其实，这个说法表述的是，中国人大部分不归属于体制性宗教。这不等于无信仰。实际上中国人都有信仰——信天。天人合一思想内含着人们对上天的敬畏。这是中国社会存在和健全发展的基础。要让世界各国各民族接受中国、信任中国、亲近中国，首先要让他们了解中华民族是个传承五千年上天信仰的伟大民族。

　　董仲舒的学术是春秋学。他的天人合一思想体现在“春秋贵元”论。他提出天与人同原，天与人一体。按这意思，把大自然看作环境，不合乎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合一意思是大自然与人是一体，就像谁也不能把自己的身体看作外在环境一样。

　　第二，董仲舒的“通三统”是推进文明和谐的理论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世界多元文明并存。文明之间有差异、有冲突，是事实，是实际存在。然而缓和冲突乃至形成和谐局面也是可能的。有的西方学者认为文明冲突不可克服，我国领导人已经予以驳斥，主张不同文明之间和谐相处。董仲舒的著名学说“通三统”展示文明和谐的历史经验。

　　第三，董仲舒主张君王事天如事父，即以孝道事天，因此“不敢有君民之心”。中华民族奉行王道，以大事小，必将为成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内政做出典范，昭示于外，必能大大增强我国的软实力。

李宗桂教授发言

　　李宗桂（中山大学教授）：我发言的题目是《董仲舒与中华共同体的构建》。在这个框架下，我首先要谈一个概念“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中国民族精神。这种精神所凝聚的就是非常强的统一体意识、共同体意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着一以贯之的、源远流长的、根底深厚的共同体建设意识。我觉得共同体建设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中华文化的共同体，一个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体。二者是相关的、相互支撑的、相互勾连的。文化共同体一定存在于民族共同体之中，民族共同体一定体现为文化共同体。我们历史上有很深厚的天下观念、四海观念，这必然产生共同体意识。宋代的张载提出“民胞物与”思想，天下万事万物都是我的同胞兄弟，这其实也是一种共同体思想，非常中国特色、中国表述的共同体思想。还有，《史记》记载汉代司马相如被派去西南民族安抚，提到了“遐迩一体”，遥远的边陲与京城都是一体的。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思想，这是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其实是统一思想，统一思想，才能够“统纪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从”；更化思想，是董仲舒的核心思想，强调在守成中创新；天人合一思想，重视对天道的敬畏。这些都是共同体思想的反应。

　　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问题。多元表现在学派的多元、文化的多元、民族的多元、地域的多元，多元文化并行不悖。不仅如此，还表现为阶级多元。各阶级各得其所，各有其安身立命之道。从这个角度看董仲舒的大一统的理念，十分重要。

　　最后，我谈一下董仲舒在构建中华共同体过程中的一些做法。第一，董仲舒构建了继往开来的、守成创新的、多元开放的新儒学，开启了儒学的新时代，开启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局面。第二，构建了中华民族生存的文化空间。第三，促进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形成、培育和弘扬。第四，促进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第五，促进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实体的巩固和发展。

孙兴彻教授发言

　　孙兴彻（韩国安养大学教授）：我谈一下人类共同体的构建和个人的关系。以三纲五常的角度来进行解读。战国时代以后汉武帝时期社会依然矛盾重重，董仲舒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最重视的共同体的三个部分：夫妇、家庭、国家。有人说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是为了强调皇帝的权力神圣性，我认为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因此三纲五常对于维护家庭，维护社会的稳定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所以在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和现代价值。

邓红教授发言

　　邓红（日本北九州大学教授）：共同体源于西方基督教文化，以地区教会为中心，形成一个共同生活的区域。日本是谷川道雄在支撑内藤湖南的中国四阶段说（魏晋封建说）而提出的理论。贵族(豪族）共同体对抗统一帝制，汉末乡里社会制度崩溃后人们生活的地方制度。宗族乡党之间的共存关系。以望族为中心形成的血缘地缘集团，即豪族共同体。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豪族共同体，以道德凝聚吸引。从这一点来看，对今天的共同体建设也是有价值的。

　　如何在董仲舒的思想中找到一些合理的东西为共同体构建做支撑？我想从以下四点谈一谈：

　　第一，大一统。董仲舒在对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这里的“大一统”当然不是“率土之滨，莫非王土”，而是实现天下的和平统一、社会稳定、民族团结、邻邦和气、世界和睦。首先是维系实现中华民族的大一统，然后推而广之至人类共命运。再就是统一思想，“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

　　第二，天下大道取于仁义。《春秋繁露·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董仲舒强调“仁在爱人，义在正我”，推行仁爱的方法，在于爱他人，而不是爱自己。推行正义的方法，首先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而不在于严格要求别人。要用仁爱的德行来对待别人，用道义的规范来约束自己。只有严格地要求自己，宽容地对待他人，才能不断地磨砺自己的个人品质，从而保持身心的平衡，与他人、社会相和谐。人不应该局限于自爱、爱我，而是要超越于自我，从自我走出来，推己及人，关爱他人，进而关怀天下之人。

　　第三，王者爱及四夷。《春秋繁露·仁义法》：“仁厚远。远而愈贤，近而愈不肖者，爱也。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王者的仁爱要远及于四方夷狄。“仁”和“爱”既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儒家民族观世界观的核心和指导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用之于处理华夷(中外)关系，进而运用于国际关系，以仁爱睦邻、以仁义善待弱国，实现没有战争的世界和平。

　　第四，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当今的中国，无论是国际形势，还是周边环境，不管是政府管理，还是社会治理，都面临诸多问题。有人将之解释为改革的停滞，也许是社会转型的拐点。在此之际，以德治国，依法治国有利于稳定和发展，先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董仲舒说：“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推行仁政，实行仁道，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才有利于去寻求天下大同。

余治平教授发言

　　余治平（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我发言的题目是《天道信仰：中华民族共同体高吸附力的精神内核》。中国人没有不相信天的。对于中国人而言，天道只是一种人心共同的信仰本体，而不至于发展到一种体制性宗教的程度。汉、满、蒙、回、藏五大主体民族，以及苗、维、状、彝等次主体民族，尽管各自都拥有不同的宗教系统，但大家都崇拜天、敬畏天。撇开一切宗教性的差异与争端，唯有天才能把所有中国人都凝聚在一个共同体之内。甚至，两三千年以来，广义上的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发育、形成和稳定生长，所依赖和凭借的就是天道信仰这个具有超高吸附能力的精神内核。而在此间，处于汉初的董仲舒则起到了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天道信仰建构出牢靠的学理根基。

　　作为共同体的最初的一种精神认同，上古远祖很早就坚信天、上帝、天命的存在及其对人世生活的巨大决定作用，并将其感性化、生命化、拟人化。天，并不是与我无关的自然存在，而一定与我们人的终极本体相联系。天施人类精神的源始与根本，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存在和生活的总理由。《论语泰伯》：“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只有天，才能称得上是最高、最大的世界权威，其他一切都得服从于这个最具力量的终极真实。一旦我们的心底里证验了天的存在，我们也就会拥有一种与天等齐的巨大力量，对一切非天的因素如灾祸、困难毫不畏惧。而如果丧失或得罪了这个本真之体，我们丢掉的将是我们信仰世界中的一切，而成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可怕的孤独者。董仲舒说：“天之所弃，天下弗祐。”得罪于天的人，必将被天所抛弃，也必将被普天之下的人所厌恶。

　　天是至高无上的绝对存在，是我们心底里的信仰源泉。命是天道信仰在人世的落实与客观表征。人相信天，当然也就相信命。

　　任何一个民族共同体精神内核的酝酿和形成都必然经历一个过程。在儒学演化史上，直接继承和发展孔子天道信仰思想的是董仲舒。董仲舒借助于阴阳五行学说，以天道的方式，充分阐释出天的信念本体的哲学意义。董仲舒的天，一方面是包容万物的、规律性的宇宙整体结构，另一方面，也是人心信仰的源出，是人所不得不尊崇、敬畏的对象。

与听众互动交流

　　在互动交流环节，现场观众纷纷提问，六位专家进行了精彩的解答。关于如何理解文化先进性的问题，李宗桂教授以中国古代的“华夷之辨”为例，指出华夷之辨的标准是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我们树立文化自信的底气。美国文化并不是先进文化。关于儒家文化适合农耕文明，是否适合现代文明的问题，余治平教授指出所谓农耕文明、工业文明是来自西方的概念，用在中国未必有效。儒家文化没有只适合农耕文明这种说法，它的“仁道”有其普世性，放在任何场合都有效。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国际场合和国际会议上，倡导性地提出应在世界上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支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共同体思想，深入挖掘、系统研究这一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因，并将其发扬光大，是当代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此次论坛，国内外董学研究专家齐聚一堂，立足学术，面向现实，共同探讨董仲舒思想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为董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又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