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批判的自我意识

　　儒家知识分子与道家隐者一样，相对于其时的权力结构是比较弱的。胡适试图从字源上对“儒”字加以定义，“懦”（思想性格软弱）与“儒”的关联足以引发联想。然而，认为儒家在政治上失败而法家由于得以通达政治中心施展其理念因而获得成功——例如商君运用权宜手段和华丽辞藻将仁义转变为富国强兵之道，这种诠释乃是基于中国古代狭隘的权力、影响和权威概念。

　　儒家由于缺席及其选择，从未进入少数统治者的决策群。但是，作为文化精英，他们是社会的意义的施赋者以及政府权威合法性的论证者。这主要通过教育得以实现。特别是儒家浸润于集体精神之中，献身于积累符号资本的长期性投资，以之作为内在于社会的基础重建策略。按照儒家的话语，其文化的传播需要终生的期许：“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吊诡的是，这种英雄使命感乃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改善在政治领域中形成的人的境况以及实现普通人生的终极价值。

　　孔子教育的民主化（有教无类）使社会底层释放出巨大的能量。随着孔子的学生逐渐增多，儒家学派形成并由地方思想发展为中原王国的主导精神。儒家师生代复一代培养胸怀大志的读书人，这种共同努力导致了一种始料不及的结果，即新的政治态势的出现。权力角逐者的强大不再仅仅取决于暴力。无论君主在军事上如何强大，其官僚体制在很大程度上都依靠文人运作，诸如推行法令、编户齐民、鼓励耕织、规划都邑、征收赋税、裁断争讼、确定礼仪、建立学校乃至折冲樽俎。

　　儒家在建立中国文官体制方面的贡献不应被夸大，其教育上的最卓越的成就在于儒家知识分子的形成。通常印象是，儒家知识分子只会在官僚体制之内申说他们的不满，而在政治秩序的重构方面则无能为力，不能运用其丰富的文化资源进行社会变革。一般认为，儒家知识分子总是宁愿从事政治中心同样需要的行动，而不对这种行动作深入探究。

　　受他们所承当的核心价值所驱使，儒家知识分子为其政治行为吁求三种根据：自我良知、人民福祉和天命。最具概括性的社会相关（人民福祉）与最具普泛性的伦理宗教约束（天命）的合一，使儒家知识分子能够为其政治行为找到确当的方向。他们的自我定位使之在君王面前保持尊严与自信。例如，孔子训诫子夏说，既然他具有年资和德行，集此两种权威于一身，而君王仅仅拥有统治权力这一种权威，那么他便享有以道的名义指教君王的特权。荀子明确要求他的弟子遵从道而非君意、遵从义而非父命。孟子以崇高的词句描绘了这样一种儒家知识分子：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在象征意义上，“广居”即仁，“大道”即义，“正位”即自我发现的定命。儒家知识分子从其独特的生存方式中汲取文化资源，而不依赖于财富、权力或影响力。他总是能够独自“行道”。

　　《孟子》一书最卓越的部分在于为儒家知识分子的存在价值所作的辩护。可以说孟子力图找到他所属“阶层”存在的终极证明。尽管儒家知识分子不事耕种，不劳体力，也不营商贸，但却是必不可少的社会成员：“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儒家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最大补益分三个层次：道德转化、政治服务以及天人相通

　　在针对将一切价值都归于农业生产这种重农主义观点的辩论中，孟子明确表述了他的上述看法。他首先精辟分析了劳动分工的必要性：农民、工人、商人均为一个社会有机体的顺利运行所必需。接着他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服务部门”之必要以及劳心者与劳力者的相互依赖的愿望。他的结论是，统治者的时间和精力应该全部投入治理国家。有人会问，如果不为统治者服务，儒家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又是什么呢？

　　即使我们承认作为服务部门成员的儒家知识分子必须以智力帮助统治者治理国家，但他们从事的方式也使之非常不同于一般官吏。儒家知识分子代表人民为统治者服务。他们必须自我修养，鼓励他人向善，尚友古人，效法圣贤，建立文化范型，阐释天命，并且传扬天道。总之他们不能放弃作为师表的责任。

　　作为师表的儒家知识分子明显不同于希腊哲人、犹太先知、印度教宗、佛教僧侣和基督教牧师。他们关注人民的日用常识、理性良知和真情实感，从而建立世间秩序。诚然，作为教师、顾问、督察、官宦和吏员，儒家知识分子属于领导阶层，但是从根本上说，他们乃是农夫、工人和商人，在理论和实践上，他们总是与人民保持着有机的联系。

　　注意孟子认定的那些伟大的文化英雄的社会出身是很有意义的，他们是东鄙野人、农夫、建筑工匠、囚犯、刑徒和商贩。孟子藉此企图传达的意涵是，这些人物通过严格的修身，得以成为对仁道作出重要贡献的伟人：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从阶级出身的角度看，儒家知识分子只是平民百姓。通过教育和严格努力的修身，他们形成了群体批判的自我意识。基于这种意识，他们将体现天道、通过榜样施行教育作为毕生的使命，以便将社群转化为有益于人的完善的道德群体。

　　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一书跋语中，本杰明·史华慈教授重申他所持有的古典时代文化路向共同性的观点：

　　我将再次强调以下观念：以基于宇宙论的普遍王权概念为中心的普遍的、总体包容的社会政治秩序观念；更加普泛的包括天人范围的至上秩序观念；以及在主导倾向上关于秩序的整体“内在”的观念。这三种路向无疑是互相关联的。

　　可以想见，对于儒家知识分子来说，“普遍王权”自尧舜神话时代以后就从不具备实现的可能，而由权力中心重建“总体包容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梦想也自周公以降便消逝了。但是，儒家知识分子从内在方面转世的受托与承诺驱使他们关心政治并参与社会。他们确信，自天子以至庶人的修身教育乃是恢复秩序的最基本的方式。秉具由这种信念所获得的力量，他们认识到，尽管社会政治领域存在着毁伤人性的强力，但是天道作为“天人范围的至上秩序”的终极见证，却通过寻常百姓的生活实践而持久流续。于是，从日常生活的终极意义中获得了真实意味的儒家知识分子担当起实现这种生活方式及其文化的内在价值的责任。“在主导倾向上关于秩序的整体‘内在’的观念”意指每一个人身心内在资源的转化力量。而就“普遍的、总体包容的”人文精神而言，儒家知识分子既是学生，也是传播这种精神的教师

　　来源：孔子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