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府除了朝廷赐予的祭田、学田之外，还有自置的私田。这些私田在某种程度上也享有一定的优待，为了与祭、学田相区分，孔府针对这些私田的性质，给予不同的称谓，如：蠲免地、无粮地、例地、轻粮地、大粮地、行粮地等。其实，不外乎“免粮”或“轻粮”二种。
《阙里文献考·户田》卷二十六记曰：
衍圣公祭田外，尚有孔氏免粮地、轻粮地二种，虽不关祀典，而列代及我朝加圣裔之恩例亦不可不识也，故附记总数于末以备稽考。曲阜孔氏免粮地共三百六十九顷六十八亩七分七厘八毫三丝。明成化元年，先蠲免税粮三分之二，至正德二年，始尽行豁免，概不征粮，故今曲阜县赋役全书遂不载入。轻粮地共四千二百二十二顷五十一亩九分一厘九毫五丝八忽，坐落曲阜、邹、滕三县。在曲阜者，孔氏上地五百三十顷六十八亩六分五厘五毫三丝六忽，每亩征银二分四厘七毫三丝二忽；中地二千四百一十五顷五十四亩六分七厘四毫三丝二忽，内增扩孔林案内，开除三顷八十亩四分九厘九毫五丝五忽，见在地二千四百一十一顷七十四亩一分七厘四毫七丝七忽，每亩征银二分一厘三毫二丝二忽。在邹县者与孟氏合称例地，内分二等，有称孔、孟圣府地者，计中地一百五十六顷一十亩，每亩征一分三厘七毫五丝七忽，下地三十五顷，每亩征银五厘四毫五丝六忽；有称孔、孟氏地者，计中地三百八十九顷二十九亩四分，每亩征银二分二厘一毫五丝六忽；下地四百三顷五十一亩九分，每亩征银一分一厘五丝六忽。在滕县者不分等则，孔氏例地六十五顷四十三亩二分九厘，每亩征银九厘三毫。以上三县地，惟米与民间常赋同，所征正杂银数皆视常赋特轻。
《阙里文献考》的记载，不可谓不清楚，不但把地亩的名称、类
型细述一遍，而且还把坐落位置及亩数精确到“丝忽”。什么是“例地”？就是“列代及我朝加圣裔之恩例”，即，依例优免的意思。例地和免粮地一样，都是封建王朝给予孔氏的特惠。祭田免赋自金、元始，孔氏自置产业的免赋大致亦始于这个时期。但是，称为例地的自置田产是孔府在明中期以后续置的，仍以免税粮三分之二的成例豁除。凡孔氏置产，皆循此例。但随着孔府“求田间舍”，自置庄田增多，明末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因而又有“每亩较民间少征银九厘”的新例，甚至有“仅免杂泛差徭而与民间一体纳粮”的庄田。
例地都是自置私产，凡用价契买地土，都称例地。例地原来没有规定限额，《孔府档案》一四四九卷中，有所谓“孔孟例地出卖于百姓则为民田，百姓民田出卖于孔孟遂成例地”的说法。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山东巡抚佛伦，鉴于例地“粮额莫定，弊病多端”，在奏请朝廷后，正式规定限额，凡定数以内称例地，免粮免差，定额以外，即属“大粮”，与大粮一例均派。从此以后，例地和孔府自置地之间，才有比较明确的区分。
明、清时，孔府用价契买的私田，遍布山东、河北、江苏等省的十余州县。如明洪武七年（1374年），给予免税待遇的私田便有三十顷。明朝末年，泗水县就有纳税的孔氏庄田坐落境内。此外，东平、武清、范县、费县、丰县、汶上等县，也有孔府私田。但是，孔府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一凡祭田，俱出上赐，皆载书籍。公府自治私产甚多，在册而不入书。”（《孔府档案》四Ｏ一四之四六）
因为，志书中不载孔府的私田，而孔府档案中，关于私田的来源又记载的比较凌乱，甚至于有些私田和祭田相混杂，所以，要想对各个时期的私田，进行一个准确，而且全面的统计，是非常困难的。也只能根据地方官吏清丈土地和孔府历年缴纳地税的往来文书，及收租帐册与所透露的内容，了解其大概的情况。
清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六十五代衍圣公孔胤植《请讨京中庄地疏》透露，明朝末年，孔府在北京附近州县，“价买”的土地有：“漷县地一百七十八顷五十八亩并庄房；香河县地三十二六十一亩四分七厘并庄房；武清县地四十三顷九亩一分，又溻河（氵甸）水地五十八顷并庄房；东安县地四十四顷八十亩五分四厘并庄房；宝坻县地二十五顷八十二亩五分。”（《孔府档案》六三Ｏ八之十）这就是所谓京东五县“汤沐地”。这些土地，在清初的“圈地”中，被“圈丈”的所乘无几。后来，孔胤植多次“请讨”，清廷终在顺治十年（1653年），从山东过去的王庄予以“拨补”。
顺治十年（1653年），孔府与滕县，就优免差粮一事，曾进行过理辩和交涉，虽是在清初，讲的却是明代的事情。在这次交涉中，孔府明确了在滕县置买的庄地，多达二百余顷。《孔府档案》四Ｏ八六之一卷记载：
少保兼太子太保袭封衍圣公府，为移会优免，以广皇恩，以光俎豆事。照得本府荷两朝崇重斯文，锡以屯田，以供至圣庙祀。恭遇清朝定鼎，优渥之恩，有加无已。因连年兵荒，佃移地荒，以致祭粮匮乏，本府亦有绪置庄田于各州县者，给佃承种，征租以办祭祀，余者以资本府薪水之用。庄地例有优免，历代相传无异。簿查滕县原有本府置买庄地二百余顷。由万历年间，历天启以逮崇祯末季，俱入优免，从未有同姓起科之例。因前此数年寇乱兵荒，佃逃地荒，止存熟地四十余顷。已照优免矣。去年节次奉文，招恳荒田，且有三年起科之明旨。本府多方招俫，于本年招集佃户，复开恳庄地廿四顷余亩。缘当清丈地亩，统入熟地之内。即不获三年起科，亦当入优免之例。今查粮册，除四十顷之外，余同百姓一例编差。及询之经承书里，咸为本年则例已定。不知则例虽定，而非新均地亩之则例地。若此则本府与编氓同也，虽然，亦有通变之处。相应移会优免，以符旧例者也。为此合行移文前去贵县，烦为推念圣祀，优崇斯文，俯将本府庄地悉入优免之例。
咨文中申明，由于祭田不断减少，“本府亦有续置庄田于各州县
者”；“查滕县原有本府置买庄田二百余顷。由万历年间历天启以逮崇祯末季，俱入优免”。说的是“各州县”，当不止一处、两处。
然而，通过查找孔府档案，知道孔府自置田产的明确坐落位置有：滕县的清驿庄、石家口、辛集、冯家营、池头集庄、阳平庄、李家庄；汶上县的陈家闸庄、湖城口庄、马村庄、罗庄、鹿家庄、城里南北园、疃里庄、檀家庄、游术庄、袁家口、西平原庄、东平原庄、鱼营庄、所庄、美化庄、滕村店；滋阳县的周村庄、吴寺庄；济宁州的南乡；宁阳县的钟家庄；费县的平邑庄；单县的刘家楼、曹马庄、杨家楼、淳于集。还有曲阜县、巨野县、诸城县、直隶东光县等，都多寡不等的有孔府的自置地亩。总的看来，凡有祭田的州县，衍圣公都置有私田。
应当说，清代是孔府大量购置私田的时期。顺治三年（1646年）八月，孔府“用价五两”，从高姓手中买到魏庄庄田一处。到乾隆初年，这里的土地从二顷余，扩大到一百四十余顷。后来，几经变化，魏庄的土地掺进了部分祭田，魏庄也从私田私庄，改为祭田十八官庄之一。到光绪间，孔府和他的近房，在泗水的魏庄、戈山厂等地，还占有土地一百一十一顷八十四亩，其中，圣公府号地为七十八顷七十亩。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孔府《滕县池头集庄租银总帐》中，记了四宗地接受当地的帐：康熙二十年，新买孔令申地二顷五十亩；五十五年，买董中地十五亩三分；接受滕县刘得进等当地二十三顷九十三亩一分七厘；买孔衍缙地一顷九十三亩九分。距离曲阜很近的邹县，孔府在那里置买庄田很多。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七月，孔府在一件文书中引了邹县的派款清单，其中把孔府在该县的土地都折合“中地”计算，共为一百三十二顷五十八亩。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孔府和他的近房，在该县还有四十余顷。
郓城、巨野、鱼台都是大批祭田坐落的地方，在清代，那里也都有孔府的私田。如巨野县杨家楼一带，有地十六大顷。鱼台县的苗村集、离六方，也有孔府庄田。另外，宁阳县白土厂庄田，有五十五顷八十八亩。费县平邑庄，有地近三顷。甚至距离曲阜比较远的单县金乡，以及江苏的徐州，也有孔府的私田私庄。单县田庄按照所纳地税推算，合计共有地十八顷五十亩。仅从现存的收租帐册来看，自顺治到康熙间，孔府单是在邹县、滕县汶上三县，就有私田国庄四十一处。再加上单县、费县、宁阳、滋阳等县的务田庄，则共有四十九处。
孔府所购置的私田，有相当多一部分是低价收买的。在明末清初的动乱年代里，“军务繁兴，政烦武重，民不聊生，土地置百不问。”（《孔府档案》三九九六之三二）康熙元年（1662年），范县民人卢管的启文说：“切身等本族共祖产荒熟地六顷，原数进卖府内，蒙老爷天恩，将原产放赎，批定价银四十两，众家揭贷苦凑，方得交完，举家得业，栖身活生。”（《孔府档案》三八九八之二）这是卢氏在孔府允准其赎原卖田产后所上的一分禀帖。禀帖中谈到荒熟地六顷，回赎价银四十两。可见买进这批土地时，每亩平均价格不超过七分。清初顺治、康熙年间，因久经战乱，劳力不足，耕畜、农具短少，土地抛荒较多，即使耕作也很粗放，加以赋役繁重，所以地价相对来说较低。财大气粗的孔府，正是购置私田的好机会。
孔府有一部分私田，被称为“胭脂地”，是夫人们的赔嫁田。与孔府联姻的都是些高门豪族、达官显宦，甚至“继配”、“侧室”也多有封疆大吏之“千金”，孔府有相当数目的田产是夫人们出嫁时作为嫁妆带来的。
自从明初开始，孔府的社会地位日益显赫后，与其联姻的显宦，较之以往，也多起来。
婚姻，被称作是“人伦之始”，具有将合两姓之好，上可以事宗庙，下可以继后世的重要意义。因此，中国从古到今人们特别重视婚嫁礼俗。赔嫁的嫁妆，就是婚姻礼俗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孔府的一部分私田，就是夫人们出嫁时带来庄田作为嫁妆的。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于敏中的女儿（据说是乾隆皇帝的女儿），嫁给七十二代衍圣公孔宪培，赔嫁的嫁妆当中，除了有首饰、金银器皿、四季服装、陈设用品外，还有赔嫁的庄田一大宗。道光三年（1823年），于夫人临终前，将儿子孔庆镕叫到跟前交待后事，其中遗嘱中就包括安排这份田产的继承事宜。
于夫人首先说：“我每年交冬，咳嗽喘症总发，冬至前，连用参剂渐次复元。今岁，发病较之每年尤早，自二十一日至今日，已是在夜不能睡卧，喘嗽痰壅，连日服药并不见功效。我知此病必至不起，我身后事宜，衣衾等伯俱已停妥，毫无挂心之事，只有汝爷爷汝父亲坟上两处俱未立碑是我未了之事。汝自七岁跟我过来，凡家中大小事件无不教训汝，汝甚孝顺，务必先将两处碑赶紧择日立起，以安我心。所有丧礼，俱照汝父时候丧礼办理，不必更改小殓，第一衾带不可过紧，嘱咐南府大老爷妥为料理。汝自今后，慎言语，少饮酒，毋滥交，毋乱投药，慎重庙廷公事，我虽死犹生，汝能将此十九字刻刻在念，即是孝顺我。”（《孔府档案》一三三二之一）
于夫人在自己赔嫁田的安排上，对孔庆镕说：“再秘有我养赡各庄，连粮食共入约有千金。滋阳厂一年约有五百金，洸河屯约有京钱五百千，将此两处并东菜园给媳妇毕氏。吴寺、泉头、石井三处是汝外祖与我置的私产。三处一年不过有京钱四五百千，此三外着给孙媳妇方氏掌管，以作房内使用。外面仍着繁灏派妥人照料管理。薛家村之地尚宽裕，以赎出归司房。城西大庄每年所交粮食按季全数运归后作，添补日用，秘收租银约有四五百千，此项汝可归东院二婶婶，以作养赡。吴寺等庄及城西大庄俱着原人管理，不必多添，多添一人即有一人之费用。”（同上）
通过于夫人的遗嘱，可证实，孔府夫人们名下的田产，形同私产，可以由其自由支配，这种婆媳之间的田产互相授受，最大的好处，就是使得孔府田产不致分散，有利于维护其贵族封建门第。
雍正年间，“年羹尧在济宁州汶上县地方置买庄田四处，计官亩十九顷有零。”（《孔府档案》六三Ｏ九之六）这是准备作为他女儿许配给孔传镛时的赔嫁田庄。
孔传镛，是六十七代衍圣公孔毓圻的第四子。孔传镛字序东，号墨稼，生于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卒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年七十一岁。传镛，诗才敏捷，倜党不群，清高宗幸鲁时，曾面和御制《喜雨诗》，深荷宸赏。传镛官至太原府同知，著有《听蕉斋诗集》、《筠亭词选》。据《阙里文献考·世系》称：“六十七代毓圻，字钏在，康熙六年袭封衍圣公……子曰：传铎、传誌、传钲、传镛。传镛出为弟毓埏嗣。”可知孔传镛后来，过继给其叔孔毓埏为嗣子。
说起年羹尧给女儿置的之份赔嫁田来，真可称得上历经坎坷，一波三折。原因就是，后来年羹尧获罪被查没家产，这份田产也被牵扯进去了。
年羹尧，号双峰，康熙进士。累官四川总督，定丁将军。平西藏，授川陕总督。罗卜藏丹津叛，侵掠青海诸部，年羹尧疏请进剿，授抚远大将军。青海平，以功封一等公，晋太保。功既高，益骄恣，世宗雍正皇帝忌之，会内外诸臣交章劾之。列羹尧大罪九十二款，赐自裁。
年羹尧以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翰林出身，历充四川、广东试差，不到十年，升为四川巡抚。后赴西藏协理军务，以功晋升为四川总督，接着授以定西将军。西藏军事平息后，被授以四川陕西总督，封三等公，加太保。雍正初，年羹尧与隆科多以拥立世宗有功，倍受世宗胤禛恩遇。
年羹尧的文韬武略，深为雍正皇帝胤禛所赏识。尤其是他以抚远大将军的身份率军平息青海叛乱以后，雍正更是兴奋异常，把年羹尧视为自己的“恩人”。甚至流着眼泪向怡亲王和隆科多国舅述说年的功绩和感激之情。雍正进封年大将军为一等公，加太傅。年的父亲、儿子也被加官封爵。
正是由于雍正胤禛对年羹尧宠异过分，评价过高，以致使他权势炳赫，几乎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年羹尧凭恃功劳大，皇帝宠信，行事不知检点，做出种种越权枉法的事情来。同时，他的耀武扬威、目空一切，也引起了雍正皇帝胤禛另一部分亲信的不满，这些人不断向雍正耳中吹风，似乎天下恩威不自上出，而胤禛似乎成了年羹尧的掌中玩物了。这些谗言大大刺伤了雍正的自尊心，他开始有计划、有督地打击年羹尧了。雍正三年（1725年）三月，公开罪责年羹尧，后被赐死。年羹尧及其子所有家产，俱抄没入官。
在查抄年羹尧的家产时，无意中发现了他在济宁州汶上置买的这份田产，便开始对这份田产进行追缴和清查，追来追去，追到了孔府名下。因为，年羹尧案被定为钦定要案，即然牵扯到衍圣公，衍圣公就必须对这份田产的来历作出澄清和解释。于是，六十八代衍圣公孔传铎专折上奏：
奏为据实陈明事。臣恭逢我皇上崇儒重道，洪恩叠沛有加无已，天高地厚莫能仰报。臣循分悚惶，惟有精白自矢，何敢稍有欺隐于圣明之前也。窃臣家与杭州将军年羹尧素无往来，因年羹尧于前任四川巡抚时，臣族叔今两广总督臣孔毓珣为四川藩司。彼时年羹尧托毓珣与臣父缔姻，臣父以臣嫡叔原任五经博士孔毓埏之子传镛聘年羹尧之女为室。缘子女俱幼，尚未婚配。后年羹尧在济宁州汶上县地方置买庄田壹拾玖顷零，其立契用价俱系毓珣家人经手，臣不知年月银细数。至康熙六十一年九月间，年羹尧将此项地土托毓珣转付臣堂弟传镛家照管，据伊称将来以为妆奁之资，但究系年羹尧资财置买之区，臣何敢徇私隐匿，上负圣主以自滋罪戾也。理合据实陈明，伏乞皇上睿鉴施行。（《孔府档案》六三Ｏ九之六）
本来，由年羹尧价买的这份田产，应没收充官，但如今又过到孔
氏手中，性质上起了变化。经山东巡抚塞楞额审查后，做出“照例议罚，追价一半入官”的决定，上报到雍正皇帝胤禛那里。胤禛接到塞楞额的奏章后，从尊孔崇儒的角度考虑，最后决定：“该部核拟具奏衍圣公所买宅地，从宽免。”（《孔府档案》六三Ｏ九之五）
对于胤禛的宽免，衍圣公孔传铎感恩涕聆，上奏谢恩：
臣闻命自天，措躬无地。伏念臣遭逢圣主，向沐浩荡隆恩，有加无已，即捐糜顶踵，亦难报涓土矣。兹以例应议罚，复蒙皇上格外洪慈，特赐宽免。自省何人获邀宸眷，在圣主优容宽大之恩，原同覆载，而微臣沾被宠荣之下，倍速切悚惶，即竭犬马衔报之私，莫馨感激难名之悃。谨望阙叩头谢恩外，理合具本陈谢。（《孔府档案》六三Ｏ九之五）
通过了解孔府的赔嫁田后，孔府的私田，不单是衍圣公所有，
还分别为公府的某个成员所有，包括女性在内。
不管土地的实际来源如何，祭田名份上出于“钦赐”，孔府没有完全的支配权。他可以被稳定地留在手中，但不能随意支配。私田没有这些限制，可以自由买卖和处分，亦可在家族和家庭内部进行承继或是再分配。中国的封建社会，习惯上实行平均继承，这是封建大地产不能长期保持的原因之一。“百年田地转三家”，成了流行的谚语。衍圣公的嫡长继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大地产的迅速分散，但不能保证它不被折产行为所削弱。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四月，七十一代衍圣公孔昭焕，分给他三叔父地十八顷七十四亩，房基地七亩三分余。孔昭焕所立析产“议单”中，一再提到“先人旧制”，“照例分析”。说明孔府虽然长子继承，兄弟析产也还是一个通例。这种办法行之既久，次数递增，终究不免要使大地产有某种分散。
另外，还有用来养赡亲友和拨为先贤林祭地亩，这些土地都是长久拨赠，实际上土地所有权已经让渡给新的主人。如康熙年间齐王庄帐册记载，拨给“陶老爷上地五分八厘，中地四十二亩七分，下地三十一亩”。南池庄帐册记载有“陶老爷地七亩八分”。嘉庆年间齐王庄帐册记载，“恩免史允地十六亩”。顺治十六年（1659年）齐王庄帐册载，“拨给先贤有子林祭地三十三亩九分”。孔府对他的书办、管事、庄头、总甲、小甲、排头，以至府内药房、裁缝房、兽医、厨役、裱背匠、阴阳、渡船、刻字匠、吹打户人等，拨发“粮饭地”亩。对屯厂官庄的各种庙观，拨有“赡庙地”。对猪户、羊户拨有“牺牲地”。这种赏拨的粮饭地，最多达二十大亩，少的二、三亩，一般在五亩左右。
给仆役工匠以粮饭地亩，同放发工食粮银类似，所有不同的是拨给的粮饭地，既是这些人役服役的报偿，又是他们对孔府人身隶属的徽记。管事、庄头具有双重身份，他们对孔府有主仆名分，对普通佃户，又是孔府的代理人。他们领来的粮饭地，一般都不是自己耕种，而是转租给佃户，坐收籽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