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绝笔，是说当年孔子编写《春秋》的时候，忽然放下了手中的笔，从此不再继续编写了。
孔子为什么要《春秋》绝笔呢？
《春秋·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词条中，晋杜预注：“仲尼伤周道之不兴，感嘉瑞之无应，故因《鲁春秋》而修中兴之教。绝笔于‘获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为终也。”《孔子编年》卷五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折其前左足，载以归。叔孙氏以为不详，以赐虞人。孔子观之，曰：‘麟也！胡为来哉！胡为来哉！乃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叔孙闻之，然后取之。子贡问曰：‘夫子何泣尔？’孔子曰：‘麟之至，为明王也，出非其时而见害，吾是以伤焉！’先是，孔子因《鲁史记》作《春秋》。……及是西狩获麟。孔子伤周道不兴，感嘉瑞之无应，遂以此绝笔焉。”
通过以上记载可知，鲁哀公十四年（前841年）春，鲁国在大野围猎，大夫叔孙氏的车手鉏商获得了一只怪兽，大家都以为不吉祥。孔子看了说，这就是瑞兽麒麟！并叹息嘉瑞之无应，吾道之穷矣！于是停止了《春秋》的编写。
获麟的地点大野，即今山东嘉祥县的获麟堆。《嘉祥县志》记载：“获麟堆在县西二十五里。”这个地方也可以说是在钜野县东，也可以说是在鲁国都城曲阜的西边，因而《春秋》记作西狩。《史记·孔子世家》曰：“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集解引服虔曰：“大野，薮名，鲁田圃之常处，盖今钜野是也。”正义：“《括地志》云：‘获麟堆在郓州钜野县东十二里。’……《国都城记》云：‘钜野故城东十里泽中有土台，广轮四十五步，俗云获麟堆，去鲁城可三百余里。’”嘉祥为古钜野分置之地。《水经注》亦云“昔西狩获麟于是处。”
《春秋》是因获麟而绝笔的，因此又称《麟经》。《孔丛子·记问》还称孔子见获麟“乃歌曰：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吾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麒麟是祥瑞之兽，是圣王盛世的象征，而此时没有圣王，更不是盛世，麒麟居然出现，且麟出而死，这正说明孔子无法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只能是“吾何求”、“我心忧”了。
麒麟还被称为仁兽，许慎《说文》云：“麒，仁兽也，麋身牛尾一角；麐（麟），牝麒也。”段玉裁注云：“状如麕，一角，戴肉，设武备而不为害，所以为仁也。……按何法《征祥记》：‘麒麟者，牡曰麒，牝曰麟。’……许云仁兽，用公羊说，以其不履出虫，不折生草也。”《礼记·礼运》记曰：“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棷。”王充《论衡·讲瑞篇》则说：“麒麟，兽之圣者也。”
那么，麒麟具体又是什么样子？《诗经·周南·麟之趾》陆机疏曰：马足，黄色，圆蹄，音如黄钟大吕，行走有规矩，不履生虫，不践生草，不群居，不侣行，不入陷井，不罹罗网。《辞海》解释说：“麒麟状如鹿，独角，全身生鳞甲，尾象牛。”旧时民间有麒麟送子的年画，把麒麟画成龙头、狮身、牛蹄、羊尾，全身有金鳞甲。近有人考证，说是古时所说的麒麟，其实就是现在叫“四不象”的动物，属于鹿的一个种类，在我国的东北地区，依然生存。
尽管孔子因“获麟”而停止了《春秋》的编写，这并不影响《春秋》的历史价值，它依然是一部伟大的不朽之作。章太炎《国故论衡·原经》说：“《春秋》之所以独贵者，自仲尼以上，《尚书》则缺略无年，《百国春秋》之志，复散乱不循凡例。又以藏之政府，不下庶人，国亡，则人与事偕绝。……令仲尼不次《春秋》，今虽欲观定哀之世，求五伯之迹，尚荒忽如草昧。夫发金匮之藏，被之萌庶，令人不忘前王，自仲尼始。”
《春秋》一书，是孔子根据《鲁春秋》修改而成，记载了上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间的历史，包括鲁十二个国君，共242年。《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作《春秋》，目的在于惩恶而劝善，所以“《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其文“微而显”、“志如晦”、“婉而成章”，因而字字包含褒贬，此即所谓“春秋笔法”。而语言又极其精炼简洁，最短的只用一字，最长的也不过四十多字。后世学者每每从字里行间搜寻着微言大义。
如果说孔子整理《诗》、《书》、《礼》、《乐》、《易》有“信而好古”之习，那他整理《春秋》则完全是着眼于现代的。孔子修《春秋》，为感于乱世而作，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和责任感。他是用自己的方式，对所处时代的二百余年历史进行反审，并以王公大夫为其审视与评判对象，借以达到警世和垂教后世的目的。这样做，是孔子把历史用于现实政治的一项创举。
《庄子·天下篇》说：“《春秋》以道名分。”十分明确地指出，孔子修《春秋》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正名分”，也就是要端正名分的道德内涵，使社会各级成员的思想行为符合一定的道德规范，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奋斗数十年，深感自己在政治社会中不能实现正名理想，故修史以申述己意。
正名思想在《春秋》中还有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尊王攘夷。尊王，即尊崇周天子的共主地位，使周天子作为各地诸侯之共主实有其名；攘夷，即抵御夷狄对中原的侵扰，以华夏文化统帅夷狄文化，其义亦在正名之列。如《春秋》开宗明义，于首条隐公“元年春”下标明“王正月”，按照《公羊传》的解释，是针对当时各地侯国混用夏、商、周三正（历法）的情况，以周天子颁布的周正统一纪年，其尊王之意甚明。
道义，是《春秋》所要力图体现的重要内容。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说：“《春秋》有大义，有微言。所谓大义者，讨乱贼以戒后世是也。所谓微言者，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史记·滑稽列传》说：“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孟子·离娄下》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取之矣。’”
其次，《春秋》的特点还在于“寓褒贬”以示劝惩。以弑父弑君为例，书中对此行为一般持批评态度，但也视具体情况不同而采用不同笔法，以示褒贬不一。如《春秋》隐公四年三月，书“卫州吁弑其君完”。同年九月，书“卫人杀州吁于濮”。此因州吁弑君自立，故直书以正其罪。州吁已为卫君，而不称君，是因为孔子认为他君不像君，故不书“君”，而书曰“杀”，以表示卫州吁为国人所共弃。
《春秋》记载最多的是政治活动，其中又以各国间的征战比重最大，约占全书的百分之四十；会盟和朝聘各占百分之二十；婚丧、祭祀等占百分之十；还有百分之十专记日月食、星变、虫灾、地震、山崩、雨霜、雹冰、水旱等自然史方面的变化。在写法上甚为简洁，全书仅用一万七千余字。叙述史事大多省略史实过程，仅记结果或结论。
孔子是私人修史的开创者。在殷、西周及春秋前期，只有史官才掌握历史资料并编纂史书。直到春秋后期，随着社会政治变动的剧烈，官府对史学的控制才稍微放松。加以孔子过去在鲁国做过高官，又是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他的一些学生与官府有密切联系，他才能看到鲁国和周王室的史料，编写《春秋》。所以，孔子作《春秋》，既是我国史学史上的第一部编年史，也开创了后世私人修史的先例。
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如果没有因“获麟”而导致的“《春秋》绝笔”的话，《春秋》会不会在中国史学史、经学史、文化史上的地位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