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责任分享自己的哲学、商业哲学o　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文化，中国的文化也许无力解决人类尽早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但是这正是中国儒商今天应该登场的原因o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令世人振奋的经济奇迹。对此，中国企业家功不可没。商业行为的背后，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那个广博而精深的思想宝库。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商业哲学和伦理，助推了当前的经济腾飞。儒商－－－这一雅致的称谓已被世人所广泛接受。

　　回顾中国企业的成长之路，历史上儒商诚实守信、急公好义的形象，涵养着当代中国的企业家精神。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国传统商业伦理研究日益深入、系统，中国的企业界和商界开始自觉塑造儒商形象，着力培育儒商精神。深入研究和探讨中国儒家思想与当代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将儒家文化与企业文化进一步融合凝聚，已成为当代中国学界和商界挑在肩头的重任。

　　为引领儒学与社会经济的结合，彰显儒学的经世关怀，日前，上海市儒学研究会和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联合主办了首届中华儒商论坛。儒家的经济传统、儒学的现代转化困境，以及基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核心价值观发展起来的“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观念，如何为中华民族开拓一条通往世界伦理的康庄大道等问题，成了与会嘉宾讨论的热点。

　　子贡开创“义利合一”的儒商文化

　　儒商－－－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商业与文化概念，它在古代典籍中的出处似乎无据可查，但人们普遍认为孔子的弟子子贡就是中华儒商的始祖。

　　在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会长张雄看来，如果作为专有名词的“儒商”确实在古代文献中出现得很晚，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很早便流传于民间的概念，作为百姓对于那些不单纯以逐利为目的的商人的赞许。这一类商人的共同特点在于以儒家的价值观念指导自己的商业行为。

　　孔子说，“义以生利，利以平民”。中山大学原哲学系教授、博鳌儒商论坛主席黎红雷认为，这句话道出了儒家义利观的本质－－－义是拿来生利的，而利则是用来安抚百姓的，实为儒家经营哲学的精髓。

　　儒商的出现并非简单的商业现象，而是一个文化现象、哲学现象。中国的商业文明萌芽得很早，但恰恰是由于受到了儒家文化重义轻利，以及中国封建时代重农抑商观念的影响而发展缓慢。

　　但是，从“重义轻利”到“义利整合”，从“重农抑商”到“农商兼举”，中国的商业文化始终沿着一条自己的道路不断创新、发展。直到资本主义的出现，拦腰阻断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那条商业文化发展道路。而以“唯利是图、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本质的资本主义精神，与中国文化道路南辕北辙，却把中国商业发展模式的生存空间挤压殆尽。中国历史上从不缺少儒商的身影，遗憾的是，那只是个体的故事，而非一个被普遍认同的概念、形态，缺乏理念与理论的支持。

　　“儒商”是“儒”与“商”的结合体。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认为，儒商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财富与成功；既是儒者的楷模，也是商界的精英。儒商有超功利的最终目标，有对社会发展的崇高责任感，有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和忧患意识，追求兼善天下的理想情怀。在中国的历史上，儒商是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对文化与社会的关切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我们很难想象少了子贡的《论语》和没有徽商的徽州儒学。

　　“所谓‘当代儒商’就是践行儒家商道的当代企业家”，黎红雷认为，儒商不是外界套给企业家的光环，而是企业家自觉的选择；儒商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行为方式；儒商不是一种荣誉，而是一种责任；儒商不是一种境界，而是一种担当，表现为企业家对于企业、社会、员工及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担当。

　　义中取利，在创造的价值中只取一瓢饮

　　原台湾大学校长孙震教授将世界经济发展史划分为两个阶段:从公元元年到18世纪是漫长的“传统停滞时代”；18世纪下半叶至今，人类历史迈进了“现代成长时代”。中国的儒家思想成长于传统停滞时代。这个历史阶段当中，全民的福祉来自社会的和谐与安定。所以，中国文化只求和谐与安定，并不鼓励社会成员整天钻研财富的积累。

　　如何实现社会和谐与安定呢?　每个社会成员必须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履行各自的社会义务，尽个人的本分。理论上，人与人之间相处所维持的关系为“伦理”，伦理的实践是“道德”，道德表现在行为之上就是“品德”，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就成了君子。儒家文化期待每一个人都成为君子。君子修己安人，然后安天下百姓，从献身社会的自我实现中得到人生的幸福。然而单单依靠个人修养还是不够的，还需要社会制度的支持与约束，孔子时代谓之“礼”。

　　儒家重义务、重责任，而不重权利；重仁义，而不重财富，却不排斥财富，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工商业已经相当发达。所以，儒家思想的现代成长并不排斥对于财富的追求，两者是可以达成一致的，“儒商”为媒－－－义中取利，在创造的价值中只取一瓢饮。

　　多年来世界主要国家长期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导致金融业的畸形发展，从创造价值走向追求利润。一夜之间，似乎所有东西都可以证券化了。全世界的资金从生产性投资，转向了金融性投资。然后，财富分配不均、能源枯竭、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等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这些财富生产的“副产品”，自是亚当·斯密始料未及的。回归以儒家伦理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节制物欲，将伦理放在利益前面，责任放在权利前面，才可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孙震十分认同郭台铭先生出席互联网大会时的一段言论，“救经济不能靠西药，而要用中药，因为西药只是治标，中药才能治本”，要采取长期的疗法，种下成功的种子，然后L型的经济发展曲线才能转向U型，发扬儒商伦理才是世界经济的治本之道。

　　司马迁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宋代宰相赵普言，“半部《论语》治天下”。但宋明以来，人们往往把关注点放在了儒家伦理之上，却忽视了儒家对于管理的重视，忽视了儒家的治理功能。

　　上世纪90年代初，黎红雷受邀前往哈佛大学做了一个题为　《当代中国企业家的国学教育》的报告，麻省理工学院企业家精神研究中心主任罗伯特教授当场表示质疑，“中国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绝大多数并没有接受过现代管理学教育，他们靠什么治理企业呢?”当时，黎红雷给出的答案是－－－“文化资本”。

　　黎红雷提出，当前的儒商研究应当遵守三个“结合”:第一，学者的“儒商”要与企业家的“儒商”相结合。学者的儒商研究不应停留在书卷之上，必须与企业家具体的经营行为结合起来；第二，荣誉的“儒商”要与实践的“儒商”结合起来，“儒商”不能成为一个看得见、摸不着的光晕，其背后要有企业家的商业实践作为支撑；第三，伦理的“儒商”要与管理的“儒商”相结合。商业伦理不应只是体现在条款上面，切实可行、行之有效才是儒商研究的生命所在。

　　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则主张从五个维度去理解儒商精神:一，道并行而不相悖。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三，诚，儒商应以诚信为本。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四，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儒商的“富有”，不仅仅是财富的累积，更应该是道德的富有，心灵的充实。“日新”则要求企业力主创新，企业家在文化上日益精进。五，和合精神，即在商业万象的差异中，寻找中和与合作，和而不同，不同而和，追求商道与天道、人道的和谐。正如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所述:儒家所体现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儒家所关注的是个体身心的整合、人与社会的健康互动，人与自然所保持的持久和谐，以及人与天道能否相辅相成。而儒商正是实践儒家人文精神的企业家。

　　事实上，早年中国的企业家多为下海的干部、下岗的工人，大多数确没受过系统的现代管理教育。然而在传统上，中国家庭重视对于子女为人处世之道的教育，“老人言”传承了诸多可以让人“少吃亏”的小传统。小传统背后是大传统，老人言背后是圣人言:

　　孔子讲“信则人任焉”；王阳明说“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张载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天平”；孟子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无不言说着中国人的本分与担当。有了本分与担当，做人也好，做事也罢，做生意也是大致同样的道理，自然都自有方寸。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中国企业家自觉摸索出一套自己的经营哲学、管理模式，黎红雷称之为“儒家商道智慧”，内容包括:尊敬儒家先师孔子、承担儒家历史使命、践行儒家管理理念、秉承儒家经营哲学、弘扬儒家价值精神，以及履行儒家社会责任。

　　今天，中国企业家已经创造性地把仁、义、礼、智、信，细化为一条条具体、可行的标准，并每日践行。浙江中兴精密工业有限公司秉承“以家文化打造幸福企业”的理念，编撰中兴哲学手册。以德立生、厚德载物、以德服人、诚信为立生之本……50条“家训”帮助员工体会生活的美好。每早7点50分，4000多名员工以班为单位，晨读三至五条“家训”。日积月累，就这样把哲学融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