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初，正值新春佳节，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席卷湖北，迅速向全国以及境外蔓延。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一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全面打响，现在进入最吃劲的关键努力阶段。咬定青山不放松，不破楼兰终不还，我们坚信，这场战“疫”最终一定能取得伟大胜利。

　　在这场疫情爆发过程中，有一个重大问题不容忽视，即新冠肺炎疫情病毒来源问题。根据分析，病毒最初来自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野生动物。表明这场疫情与少数人滥捕野生动物、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有关，与人们长期缺乏敬畏自然的心态有关。关于病毒来源后来虽然也有“实验室泄漏说”，“阴谋论”，但都基本被否定，科学分析基本认定病毒来源于野生动物。这是自然界再次给人类提出警醒，要认真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要确立敬畏自然的态度，要与包括动物在内的自然界长期和谐共存。全国人大刚刚通过立法，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彻底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这是从法律法规层面采取措施。说明通过疫情推动了立法进步和社会进步。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局限于野生动物，天地山川，草木禽兽都与人类息息相关。我们要保护冰川，保护臭氧层，要维护绿水青山，要保护森林草场和各类野生动物，要充分认识自然界是人类的生存家园，人与自然也是命运共同体。在人与自然为一体、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方面，儒家自然观提供了丰厚的思想理论资源，传承弘扬儒家自然观，促进其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对我们建构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和永恒的理论价值。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人与自然的关系，或是人与世界万物的关系、人与宇宙的关系、人与自己的生存环境（包括日月天地山川河流动植物）的关系，是人类要研究对待的最重要关系之一。中国儒家哲学主要是从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自然产物、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立场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与自然打成一片，融为一体，不可分离，如果借用思维模式的术语，可说儒家哲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是“万物一体”、“天人合一”式。儒家哲学文化中包含不少对自然的客观认识，但主要方面却不是提倡认识自然的本质和客观规律，而是体验人与自然界万物的本质同源、息息相通，和谐交融，因此从思维模式中发展出儒家的自然观。一般认为自然观就是对自然的总体看法。儒家特色的自然观既具有认识论色彩，也具有人文与伦理的色彩，同时也富有审美色彩。

　　“万物一体”是儒家的基本观念，先秦儒家对此做了许多相似相近的表述，北宋理学家程颢提出“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 程颢、程颐：《遗书》卷二上，《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7月版。]标志万物一体观作为儒家的核心观念已然确立，王阳明说“大人者，与天地万物一体”，[ 王阳明：《大学问》，《王阳明全集》卷二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表明儒家各派对万物一体观的完全肯定。儒家的自然观主要是从万物一体的立场来看待自然。

　　儒家自然观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二是人与自然的本质同源。前者是后者的认识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理论深化。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主要表明人与自然不可分离，融为一体，人顺应自然、因应自然而生活，自然不是人类的敌人，不是人类的征服对象，而是人类的亲人与朋友，是人类生存的家园，热爱自然就是关爱人类，维护自然就是维护人类自己的家园。儒家自然观与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农业自然经济模式有密切联系，从一定意义上说，儒家自然观是中国农业文明生活方式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华夏先民就开始了定居的农业生活。农业生活不仅培育了家园感、故乡情，而且最易引发对自然环境的亲和感，人们对不变的土地、树木、山川河流与周而复始变化的四时寒暑、日月运行由逐渐认识了解而感到熟悉亲切。中国较早的经典之一《诗经》中的许多诗篇表现了人类跟随自然的节奏而生活的过程和情趣，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体验到与生动的自然界有不可名状的息息相通之处，由此积淀为人与自然和谐冥契的统一心理。《豳  风·七月》虽然流露出农业生活的忙碌辛苦的感叹，但更表现我华夏先民跟随自然的节奏而生活的时新情绪：“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四月秀葽，五月鸣蜩，”“七月食瓜，八月剥枣”，“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朋酒斯享，日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诗中表现我先民通过劳动而感受到自然的流转生机以及人的性情与自然性情相交溶的和谐统一，表现出生活就是人与大地万物的相互依托，以及在辛苦之后享受劳动成果的舒畅心情。《王风·君子于役》和《小雅·无羊》诗之可贵在于写出鸡群、牛羊以及牧人的悠然自得之态，写出人与生物的亲切和谐。《小雅·甫田》表现了农人在丰收时节的喜悦心情，“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黍稷稻梁，农夫之庆，”并真诚地感谢四方之神的甘雨及时。《诗经》中许多诗篇都表现了我先民凿井耕田的生活自在，对万有生命的欣喜以及对自然全盘溶入的愉悦安足。

　　《诗经》所表现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社会心理对中国文化有深远影响，儒道文化之起源都与此有极大关联。

　　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继承发展了春秋以来的人文精神，但也初步确立了万物一体的自然观。《论语·先进》记载孔子说“吾与点也”，表明孔子把万物一体的高峰体验视为人生的极乐境界。

　　人与万事万物的属性在大自然整体中平衡互补，相互影响，互为存在的前提与条件，人类为了生存，就必须依赖并充分利用外界自然，生命的本质就是通过与外界不断的进行物质、能量的交换、不断进行新陈代谢而延续生命。既然外部自然构成人类的生存条件，人在利用自然的同时，也有责任维护自然，也就是维护自己的生存条件与家园。儒家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思想，还包含以农为本的生产生活顺应自然节奏、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的思想。据《论语·述而》记载，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为满足生活需求，也钓鱼打猎，但孔子不用渔网打渔，用渔网捉鱼有把鱼不论大小一网打尽之嫌，孔子打猎，但不射归巢的鸟，或歇宿的鸟，因为归巢的鸟有可能要产卵或养育幼雏鸟。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曾记录孔子的话说：“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避之，而况乎丘哉！”此段话不一定为孔子所言，但肯定代表儒家的思想。麒麟是古代传说中能够威慑虎豹、但不伤害人类的祥瑞动物，麒麟出现于郊往往预示天下吉祥太平。如果“刳胎杀夭”，即猎杀正在怀孕的动物以及幼小的动物，麒麟就不会出现，而“竭泽涸渔”、“ 覆巢毁卵”，都是破坏自然生态系统平衡与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不祥不义之举，蛟龙不能适时行云施雨，作为百鸟之王的凤凰就不会出现，阴阳错乱，水旱失时，国家就不会有太平年景。动物对于物伤其类的不义之举尚且愤慨，何况于人呢？孔子这段话虽然是听说赵简子杀害晋国贤大夫窦鸣犊、舜华之后发出的感慨，但同时也表明孔子对破坏生态平衡、破坏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举动的义愤。孟子完全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告诫人们要有节制的利用自然：“数罟不入夸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数张渔网不能同时在一个池塘里捕鱼，鱼类生物才能持续繁衍，上山伐木必待冬季，春季万木生长季节不能砍树，才能保证林木不可胜用。荀子把维持生态平衡看成是政治稳定、国富民安的基础：“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蟮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犹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荀子还认为，人只要爱护自然，就能够与自然相生相养，长期和谐共存：“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疏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而刳车，鼋龜鱼鳖鳅鳝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鳧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也矣；麻葛、茧丝、鸟兽之羽毛齿革也固有余，足以衣人矣。”至迟完成于秦汉时期的《礼记·月令》，就已明确要求人们根据自然界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生存活动。《月令》要求人们根据一年十二个月天文、气候、的变化节奏开展农事活动以及政治活动。例如春季，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母畜），禁止伐木，毋覆巢（倾覆鸟巢），毋杀孩虫（幼虫），”“毋竭山泽，毋漉陂地，毋焚山林”。许多国家政府都规定春季禁止伐木采樵、在动物繁殖期间禁止捕杀鸟兽等等，都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

　　中国儒家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思想，确实提供了丰富朴素而又精辟的关于保护生态环境的见解，这是不容否认的。积极继承和有效开发这些思想资源和生态智能，无疑将对现代社会条件下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有所启发和助益。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反对认识改造自然，中国文化中也不缺乏认识自然、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的思想，即正德、利用、厚生的思想，《易经》中包含丰富的认识自然的思想，神话传说中的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大禹治水，蕴含着丰富的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精神，但儒家思想中重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人类要有节制的利用自然的思想显然具有更为高远的人文价值。

　　二、人与自然本质同源

　　儒家自然观的第二层面涵义是人与自然的本质同源。人与自然万物、植物、动物同根同类，人是天地万物之一部分，人与天地万物共同组成大自然。人与万物虽各有特殊性，但在本性与所遵循的规律性方面都与天地自然一致，这种一致是人与天地万物的最高原则。儒家早就认识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如《易传·系辞》说：“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孔子曾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天不说话，只是运行不已，产生万物，这个“生”字，表明儒家认为自然的本质就是“生”，后来北宋理学家据此正式确立儒家的生命本体论。《易传》说“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易传·系辞上》，肯定自然界生生不息，天地的根本德性就是“生”。

　　程颢认为“生”是天地宇宙之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程颢、程颐：《遗书》卷二上，《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7月版。]，人与万物根据“生”的原理自然发展，就是善的实现。程颢的人“与物同体”的境界，就是从万物一理的整体思维出发，以人为天地万物之心，以心为天地万物之仁的天人合一论。这种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也是以自然界“生生之理”为其总根源。人和万物都来源于“生生之理，”这是自然界合目的性发展的结果，人作为自然界的最高的产物完成了、实现了自然的目的，天地万物发育流行，便是生生之理的体现。 

　　人与自然同根同类，人就能够与自然互相关照，互相为用，儒家学者认为，人能够从自然万物中引伸出审美的价值，人伦的品格，化自然的品格为人的品格。孔子非常欣赏松柏的气质，他曾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论语·子罕》），秋尽冬来，万木凋零，松柏却郁郁青青，傲立苍穹，这分明是崇高美的境界，更可以启发人的坚贞不屈的品格。我们赞许骥——千里马日行千里的能力，但我们更称许骥的品德，[  参见《论语·宪问》：“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美玉则具有多种君子的品德，值得效仿，荀子认为“夫玉者，君子比德也”（《荀子·法行》），具有仁、知、义、行、勇等多种品德。孔子对山水有独特见解：“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这不仅是观览山水时得到审美的娱乐，同时也是从山水中获得培养人的品格的启示，“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仁的品格应像高山一样巍然耸立，而智的品格则应像水一样具有流动性与灵活性，按照水势昼夜不息的流动前进。孟子继承孔子的立场，认为流水象征君子之“志于道”：“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尽心上》）。流水所到之处，满盈之后才继续前进，君子也要像流水那样，为了实现志与道而坚定地一步步前进。荀子记载孔子的评论说水具有多种品质，“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其万折也必东，似志”（《荀子·宥坐》），儒家学者喜欢以水的特征作为人应该效仿的榜样。北宋理学家喜欢观天地生物气象，体验自然之生意，周茂叔窗前草不除，云与自家意思一般，张载观驴鸣，体会自然之生命气息。二程则以自然现象来类比儒家学者的圣贤气象：“仲尼，天地也；颜子，和风庆云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 程颢、程颐：《遗书》卷五，《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7月版。]从以上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儒家的自然观不仅具有认知的价值，同时也饱含审美的体验与伦理的观照。

　　三、儒家自然观的的当代价值

　　应该说明，儒家认为人与自然万物一体，但人毕竟高于自然，必须利用自然而生存生活。儒家强调在利用自然的同时更要保护自然，关爱万物，把自然看做人类的生存家园，要维护自然的生态平衡，注意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决不允许破坏自然，破坏自然甚至会危及国家的安全。儒家认为要把核心价值仁爱的精神施及于自然，孟子提出为后世儒家一致尊奉的基本原理：“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礼记·中庸》提出通过尽人之性达到尽物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尽物之性就是,使物成之为物,即使物各得其所,按照其自身固有的秉性和规律存在与运行。《中庸》还提出“成己成物”：“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 合内外之道也。”成己成物是指由己及物,自身有所成就,也要使自身之外的一切有所成就。从张载到王阳明，也都主张人与万物为一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人类要利用自然而厚生，但人又要像关爱人类自身一样关爱自然，保护生态，而不是破坏自然，毁坏自己的生存家园。

　　应该承认，儒家传统的万物一体的自然观有一定的理论缺陷与不足。对人如何在认识、利用自然的基础上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没做认真具体的、实际可操作的探究。自然物、包括动物在内，不可能自觉地与人和谐相处，主动适应人的需求，只有人能够自觉地认识到、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除了要有高远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之外，还必须依靠人自己的认识、实践，掌握自然物本身的规律，特别是要认识不同自然物的具体特殊属性，不能笼统地讲万物一体。但万物一体的自然观可以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

　　经过这次战“疫”，我们要进一步重视儒家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充分汲取其合理因素，建构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在合理利用自然的同时，也使自然得到按其自身规律要求的发展，使自然与人类和谐共存，使自然环境成为人类的美好家园，使天地本身所具有的无言之大美，既按其本性、又符合人类最高审美境界追求的面貌展现出来，让万物一体同时也成为真善美的统一。 

  （作者：王国良，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安徽大学哲学系教授，安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