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是传统中国的继承与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是传统道德与文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彰显与继承。为中华民族培根铸魂，铺染中国人的生命底色，构建强大的时代民族精神，必须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力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力弘扬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而撬动这一系统的支点，就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经典。

　　经典凝结着民族精神

　　经典，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结晶。中华经典承载了古往今来中华儿女的传统道德与价值信仰。中华典籍体系洋洋大观，诸子、三教，俊采星驰，相映生辉，以“四书”“五经”为核心。两千多年来，从《汉书》到“四库全书”，中国图书体系皆以儒家经典居首，正是基于其在精神方向上的引领意义与化育人心的重要功能。考古与学术研究证实，孔孟老庄所处所谓“轴心时代”之前的中国，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先秦诸子代表了中华文化的成熟时代。中华核心经典，就像孔子本人那样，是其前中国文化的积淀，更经过了其后中国历史的检验。

　　中国之治是中华文明长期发展、内生演化的硕果。中国多元一统的政治文化思维与组织形态，创造了国家社会长期稳定的局面，创造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更推动着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发展产生超强包容性、超强凝聚力。海外的有识之士，如美国的基辛格博士、英国汉学家马丁·雅克认为，历史上西方曾经形成很多大型而强悍的帝国，纵横世界雄霸一时，但在衰败之后基本都灰飞烟灭，成为历史陈迹而再没有重新崛起的可能。古代中国则不然，总能在衰微之后不断重新崛起与复兴。从根本上讲，中华民族能够永续发展、不断传承的坚强与坚韧，正源于中华文明的特性与特质。龚自珍说：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没有文化与文明的源远流长并且传承不息，其后果不堪设想。

　　上世纪四十年代，面对“七七事变”之后国难当头的危亡时局，学者程树德先生以病弱之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编著八十万言的《论语集释》。他说：“夫文化者，国家之生命；思想者，人民之倾向；教育者，立国之根本。凡爱其国者，未有不爱其国之文化。”钱穆先生在他的《国史大纲》中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有所知，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是“道德的”“文化的”。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这样，总能够在最艰苦的时候发挥出它的道德精神来挽救危机。社会与国家，固有一时之危，但最大的危机在于信仰的危机，中华经典是中华民族的信仰基础，始终起着为中华民族培根铸魂、引领方向的根本作用。

　　走出迷茫，超越纠结

　　有人认为孔子“只有一些老练的道德说教”，或认为他提出的原则与方法很简单。但中华文化强调“道不远人”，其中的“不简单”正隐藏在“简单”背后，饱含着比第一眼看去更多的智慧。

　　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于我国来说既是危机，也是一场大考，向我们提出了重大挑战与思考。要提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应对重大危机的能力，就要继续大力完善各项制度，切实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国家治理体系体现于制度，治理能力体现于制度的执行力。《孔子家语》中记孔子说“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所强调的即是由周公所奠定的《周礼》“六官”治理体系，最重“道”与“德”，把道德建设放在首位。这一架构深刻影响了自北周、隋唐以来的六部制度。后代选官常考试经义，以经学取士，培养和任用明是非、能担当、敢引领、有格局的“大人”。辜鸿铭翻译《春秋》，将其中的“名分大义”翻译为“荣誉和责任的重要原则”，强调了“荣誉与责任”是决定民族兴衰的道德原因这一主旨。这同样也是“四书”“五经”等中华经典的“大义”，是中华文明存在的基础，是中国国家观念的基础。治理体系的构建和治理能力的落地都“为政在人”，我们特别需要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经典培养承载中国气质、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的新时代奋斗者。

　　中国近代的社会动荡与民族屈辱，使人们在学校尊孔读经问题上曾有着很大纠结。100年前，蔡元培先生主掌当时的教育部，邀请马一浮担任秘书长。马一浮先生建议不要废止学校读经，他还劝设通儒院“以培国本”，希望培养“可与世界相见”的“中土学者”，以使“国本初张，与民更始”，然而时势不济，确如蔡元培所言“时间尚早”。今天，中国已今非昔比，应该满怀自信，走出迷茫，超越纠结，由中华经典而中华思想，由中华学术而中华精神，用传统经典润泽当代价值，唤醒与激发民族文化精神和道德意识，使人的理性光辉得到自觉与发扬，激活荣誉感、产生责任感。

　　当今时代，要像了解“舌尖上的中国”那样，去热情了解“文化的中国”和“思想的中国”，让经典中的文字“活起来”，唤醒博物馆中的文物、大地上的文化遗产。荣誉与责任体现在对国家和民族的情感，履行自己的责任可进一步润泽荣誉感，我们务必要让“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荣誉生发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崇高责任，让满载“荣誉与责任”的思想成为民族之学、国家之教。

　　培根固元，弘道明德

　　清代学者王鸣盛将传统学问的不同门类比作大树：“义理，其根也；考据，其干也；经济，则其枝条；而词章乃其花叶也。”思想义理像大树的根，根深才能够枝繁叶茂。中华经典深深扎根于中华文化的土壤，滋养了中华学术，影响着各个学科，指导着百家众技、各行各业。做任何事情，都要看准立足点。立得住，方能行得远。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要把握这一精髓，找准根脉才能固本培元，不然往往是“大起小落”，劳而无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经学的义理在经典。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果弃经不读，无异于舍本逐末。“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任何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先读哪些书，必读哪些书，如何读这些书，必须弄明白、讲清楚。

　　经典首先要精读。经典大都言简义丰，意涵饱满，经典的价值在于指示人生之路，使人明道修德。读经典不能浅尝辄止、泛泛而谈。经典要反复研读，最好默记成诵。由经文而经义，感知经典神韵，体会文字背后的根本精神。不精读，就可能望文生义；不精读，就很难知人论世。通过精读，真正进入历史语境之中，才能够与圣贤对话、同行，形成个人人生的镜鉴。

　　经典要整体地读。每部经典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支离破碎，不可断章取义。经典篇章之间有其内在的逻辑联系，“选读”“节录”“新编”经典，就有可能割裂这些联系，削弱经典意义的完整呈现，造成意义流失或主旨偏离。如果经典的“编者”有其初心与用意，那么，我们体会和发现这种“编撰动机”和“编辑用心”的追求就非常重要。惟其如此，方能够把握经典的整体性。

　　经典要结合实际读。经典是对生命意义的述说，是“生命面向生活”的思考。经典基于现实社会的实际，读经典，要用心，入进去，才能找到感觉，才能慢慢“品味”出关于人生的“品位”。面对生活的各种状态，每个生命都应有自我的理性认知，就好像沏茶，有道者懂“茶道”，无道者是“倒茶”；好像习武，有道者成“修行”，无道者是“比划”。因而要致力于“明明德”，慎思明辨，自觉奉行，躬身实践，从而活出生命的精彩。

　　点燃生命，启迪智慧

　　文化自信源于文化自知，看清来时路，才能坚定脚下的路。新时代，中华儿女应该超越历史的迷茫，坚定地走进民族文化经典的世界，沉静下来聆听圣哲先贤的教诲，以生命点燃生命，以智慧启迪智慧。

　　干部读、学者读。传统文化的弘扬，精英是主导。“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社会精英群体在领导干部、在专家学者、在知识群体。中华经典有对社会与人生的深刻认知，包含着丰富的中国式管理智慧。这是大智慧，是理性思维，是科学方法。领导干部修政德，知识分子成正见，都应沉下心来读经典，而不止于碎片化学习、经验式理解。孔子强调“士志于道”，即着眼于社会精英群体的方向引领。更多的人有传世之心，有弘道追求，才会有传世之文、经世之事、不朽之业，才能以明德引领风尚，形成蓬勃向上、奔涌向前的巨大合力，从而引导整个社会的进步风尚。

　　教师读、学生读。传统文化的弘扬，学校是主场。中华经典构成一个圆融自洽的文化体系、价值体系，绝不可以仅仅看成是一个知识的体系。孩子是一张白纸，可以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因而要让中华文化精神浸润心灵，铺染生命底色。必须适时而教，下大气力，综合施策。教师先学好、先践行，领会贯通才能因材施教，躬身实践才能润物无声。经典教育进入学校教育体系后，应特别突出是非观、价值观教育，注重自我修养与道德实践。最终要培育青少年有爱心、有情怀、有担当、知敬畏、求上进的君子人格，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整体格局与人生追求。“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从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到少年养志、成年养德，要立足于学校、师生，进而带动家庭与整个社会。

　　家家读，人人读。传统文化的弘扬，要形成风尚。印度圣雄甘地说，很多事情都有可能毁灭人类，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不能离开良好的心灵品质。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指出，人类要在新的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汲取孔子的智慧。中国的圣贤智慧为人类所需要，因而也是家家需要、人人需要，正如《大学》所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在传统中国，经典的价值是世人的共识。人们相信“二字箴言惟勤惟俭，两条正路曰读曰耕”“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孔子说“君子有三畏”，其中之一就是“圣人之言”；曾国藩说，家族兴败的重要表征之一，是子孙是否“读圣贤书”。经典之紧要，在于它是先王之道、圣贤教诲，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力量源泉，是经过历史检验的中国经验；它更是人心和睦和顺之道，也是人类和谐和平之道，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的伟大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