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 年时代的季羡林
如今，大学毕业生就业成为大难题，很多毕业生在难就业的形势面前举手无措，忧愁犯难。其实就业难不自今日始。谁能想到，75年前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季羡林也曾面临就业难的窘况。了解这位清华高材生解决这一难题的做法，或许会对今天的大学毕业生们有所启发。
我们现在很难设想，如今的学术大家季羡林75年前从清华大学毕业的时候，当时的大学毕业生居然会有毕业即失业的窘况。而季羡林是怎么解决这一问题的呢？他是先就业，然后伺机调整自己的专业，这种做法对当今即将毕业的学子没准可以起到参考作用。
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严酷现实，何去何从？问题非常严峻地摆在了初尝人生艰辛的季羡林面前
大概在1933年下半年，季羡林就经常忧虑毕业之后的去处，在《清华园日记》中，他多次写道：要不择手段去抢一只饭碗。1934年夏天，季羡林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德文专修科毕业，成绩是4年全优。他对清华充满感激。但是，横亘在23岁的天之骄子面前的是两大难题：其一，正当季羡林大学毕业之时，在济南黄河河务局当小职员的叔父正好失业，一家人的生活没有着落，家庭经济实际上已经破了产，贫窘之状可想而知了。其二，当时大学毕业生就业并不容易，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受到歧视，找工作就更难。
出路有没有呢？当然有，那就是找靠山和出国。
季羡林出生于济南的小户人家，没有什么大官的社会关系。他也并没有像他的清华同学那样，去找南京国民政府的要员们。他吹拍乏术，只有等待命运的安排。
而当时要想出国，无非走两条路：一条是私费，一条是官费。前者只有富商、大贾、高官、显宦的子女才能办到。后者又有两种：一种是全国性的官费，比如留英庚款、留美庚款之类；一种是各省举办的。二者都要经过考试。这两种官费名额都极少，只有一两个。在芸芸学子中，走这条路，比骆驼钻针眼还要困难。这种官费提供的钱相当多，可以在国外过十分舒适的生活，往往令人羡煞。
季羡林当然也患了“留学热”，而且他自认其严重程度决不亚于别人。以季羡林的家境，私费留学，他连想都没有想过，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这个癞蛤蟆压根儿不想吃天鹅肉，我还没有糊涂到那个程度”。而官费留学，更是不可能，因为当时只选理工科学生，社会科学受到歧视，出国留学是希望甚微的。只得四处奔走去找工作。但找工作又碰了钉子，他陷于极端痛苦之中。快到秋天了，而饭碗还没有拿到手，如何向家人交代呢？季羡林形容自己的心情说：总而言之，我大学一毕业，立刻就倒了霉，留学无望，饭碗难抢；临渊羡鱼，有网难结；穷途痛苦，无地自容。
正在无路可走之时，一个意外的机会来了。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也就是季羡林高中三年级的母校）的校长宋还吾先生托人邀请季羡林回母校教国文。这对于季羡林来说，真好像是大旱之年遇到了甘露，使他绝处逢生。原来，季羡林在大学期间写的散文，有一些发表在颇有权威性的报刊上，在全国已经有了点名气。在母校老师们的眼中，凭这几篇散文就足以把他当成作家。而当时的逻辑很简单，既然是作家，自然能教国文。而季羡林心里可直打鼓，他要教国文，就要把学的莎士比亚、歌德，换成屈原、李白和杜甫，一时间换得过来吗？既然饭碗还没有拿到手，也就只有横下一条心了：你敢请我，我就敢去！
季羡林应宋还吾校长之邀，回到济南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走马上任，开始了初为人师的生活
到济南高中教书，季羡林考虑最多的就是“面子”问题，因为当时中学生颇有“架”教师的风气。所谓“架”，就是把不称职的老师赶走，他自己上小学时就干过这种事，现在轮到自己当教师了，自己会不会也被“架”？对于这种“面子”，季羡林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知识分子也是极难对付的家伙。他们的感情特别细腻、锐敏、脆弱、隐晦。他们学富五车，胸罗万象。他们有时吹嘘想“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气魄贯长虹，浩气盈宇宙；有时却又为芝麻绿豆大的一点小事而长吁短叹，甚至轻生，“自绝于人民”。关键问题，依我看，就是中国特有的“国粹”——面子问题。“面子”这个词儿，外国文没法翻译，可见是中国独有的。俗话里的许多话都与此有关，比如“丢脸”、“真不要脸”、“赏脸”，如此等等。“脸”者，面子也。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国粹“面子”的主要卫道士。
为了饭碗，也只好让面子退居二线了。他当时的想法是：我反正是瘸子掉在井里，捞起来也是坐。
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是当时全山东唯一的一所高级中学，师资队伍实力雄厚，工资待遇也很高。国文教师的待遇更是优渥，每个月可以挣到160块大洋，是大学助教的一倍，折合今天的人民币，至少可以合三千多元。当时大学教授的薪金是320块大洋。
原来只是以为由于几篇散文出了名才被邀去济南高中教国文的。但进了学校之后，才知道个中原因并不是这么简单。
从其他教师的谈话中，季羡林才了解到，原来是校长宋还吾想把本校的毕业生组织起来，好在“对敌斗争”中助他一臂之力。
当时山东中学界抢夺饭碗的搏斗是异常激烈的。常常是一换校长，一大批教员也就被撤换。一个校长身边都有一个行政班子，教务长，总务长，训育主任，会计，等等，一应俱全，好像是一个内阁。在外围还有一个教员队伍。这些人都是与校长共进退的。这时的山东中学教育界有两大派系：北大派与师大派。两者勾心斗角，争夺地盘。宋校长是北大派的头领，与当时的教育厅长何思源是菏泽六中和北京大学的同学，私交颇深。有人说，如果宋校长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与何在国外也是同学，则他的地位会更上一层楼，不止是校长，而是教育厅的科长了。
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之下，季羡林进了济南高中的大门。他深知自己能吃几碗干饭，所以进校时，心虚是在所难免的。他如履薄冰地走上了济南高中的讲台，拿起了国文课的教鞭。
真讲起课来，才感到问题的复杂。济南高中共有三个年级，每个年级四个班。英文教师满了员，用现在的话说叫“超编”。国文教师已有三个，人手略嫌不足，因此季羡林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教国文。分工自然是一个教师教三个班，三个老教师都是科班出身，季羡林还记得其中的两个，一位是山东籍的资深国文教员冉性伯，一位是江西籍的童经立，另外一个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来了。据季羡林当时的学生杨翼骧回忆，那另外一个应该是作家李何林，他后来成为南开大学的著名教授。他们教国文成了老油子，根本用不着备课，可三位老教师每人挑去同一个年级中的三个班，剩下的一、二、三年级的各一个班，便留给初出茅庐的季羡林了。
没有办法，季羡林只好放“单飞”，随时都要冒险。怕学生“架”自己，要保住知识分子的“面子”，季羡林日夜抱着一部《辞源》，加紧备课。课文中有的典故在《辞源》里查不到，有时急得半夜还绕着宿舍彷徨。
屋前的木槿花正盛开着，枝叶繁茂，花朵鲜艳，不时地，有阵阵暗香破窗而入。整个宇宙都静了下来，而他自己却心急如焚，一点也宁静不下来。季羡林感到，自己仿佛为人所遗弃，真想到什么地方去大哭上一场。只是顾到男子汉的“面子”，他才没有这么做。
对于季羡林这样一个刚从西洋文学系毕业的年轻大学毕业生来说，教国文怎么会应对自如呢？
幸好，季羡林在这段时间里，还继续写散文。有一篇寄给郑振铎先生，他当时在上海主编《文学》，立即刊登了。而且郑先生还写信来，说他正在编一个丛书，要把季羡林的散文编成一个集子，在这丛书里出版。只是时间太紧，集子没有编成。此外，他还在一家大报上主编一个文学副刊，可以为学生刊登一点好文章。这样一来，季羡林自然在学生中很有威信，且对学生极有吸引力，再加上他年龄与学生相仿，也没有什么架子，不摆什么“师道尊严”，把学生当成自己的伙伴，因此，与学生的关系相处得很好。
在季羡林教过的学生中，杨翼骧是佼佼者。他1932年入济南高中学习，国文老师李何林、季羡林等都曾给予他多方面的教育。他的文学才气在中学时已表现出来。1936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后来长期在南开大学任教授。
另外一个是著名的301医院的医学权威牟善初教授，他1936年毕业于济南高中，1943年毕业于南京前中央大学医学院。解放后晋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一级教授、总后勤部专家组成员。
他俩之外，有个年龄不大但是聪明可爱的吴传文，则经常和季羡林一起打乒乓球。哪怕季羡林正在忙着备课或者写文章，只要吴传文一来，就立即放下手中的活，去学校游艺室打乒乓球，经常打起来就乐而忘返。
但是，宋还吾校长邀请季羡林来这个学校，绝非仅是为了教教国文，还要让他当他的“客军”，助一臂之力。可惜季羡林没学会这方面的本事：我立刻想到自己的饭碗，也想学习他们一下。但是，却来了问题：买礼物，准备酒席，都不是极困难的事情。可是，怎样送给人家呢？怎样请人家呢？如果只说：“这是礼物，我要送给你。”或者：“我要请您吃饭。”虽然也难免心跳脸红，但我自问还干得了。可是，这显然是不行的，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一定还要耍一些花样。这就是我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了。我在自己屋里，再三考虑，甚至自我表演，暗诵台词。最后，我只有承认，我在这方面缺少天才，只好作罢。我仿佛看到自己手里的饭碗已经有点飘动。我真想到什么地方去哭上一场。
没有办法，季羡林在这种复杂的人事关系中，只有保持沉默和安静。
在济南高中教国文，季羡林亲眼看到，教师握在手中的那只饭碗，随时都有飘飘欲飞的危险
春天早过，夏天又来。这正是中学教员最紧张的时候。在教员休息室里，经常听到一些窃窃私语：“拿到了没有？”不用说拿到什么，大家都了解，这指的是下学期的聘书。有的神色自若，微笑不答。这都是有办法的人，与校长关系密切，或者属于校长的基本队伍。只要校长在，他们决不会丢掉饭碗。有的就神色仓皇，举止失措。这样的人没有靠山，饭碗掌握在别人手里，命定是一年一度紧张。
夏天的济南高中，校园里的景色更美了。木槿花还在开着紫红或白色的花，已经长满了绿油油、卵形而三裂的大叶子。玫瑰花也开得正旺，一丛一丛的，煞是好看。池塘里的水浮莲，也开出黄色的小花，倒卵状楔形叶片，昂立在水面上，长而悬垂的根须清晰可见。正可谓“小园香径独徘徊”，是颇有诗意的漫步之时。但上中学时便有“诗人”之称的季羡林，这时却一点诗意都没有，甚至身边优美的园景都不再引起他的注意。他的耳边，似乎只有一个声音：“拿到了没有？”他觉得，大地茫茫，却唯独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处。
突然，一个意外的消息从母校清华大学传来：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授同德国洽谈，促成清华大学与德国的大学建立了交换留学生制度，与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了一份合同：双方交换研究生，路费、制装费本人负担，食宿费相互由对方负担。德国留学生在中国每月三十块大洋，中国留学生在德国120马克。条件对双方来说都不理想，三十块大洋约等于今天人民币600元。德国120马克也只能勉强支付食宿费用，而官费德国留学生每月有800马克，那就比较富足了。季羡林抓住了这次机会，虽然只有120马克，但是毕竟实现了自己的出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