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写了一篇《对〈一张有关制糖法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的一点补充》。补充不牵涉重大问题。1983年，我写了一篇《古代印度沙糖的制造和使用》。促成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德国学者O.von Hinüber 的一篇关于古代印度制糖术的文章。von Hinüber的文章引用了一些佛典中的资料，但显得十分不够。后来中国四川一个糖厂的工程师李治寰写了一本书，是从制糖技术方面写的，不注重文化交流。我于是也主要使用汉译佛典中的资料，写成此文，资料比德国学者的文章丰富得多了，我们对于古代印度制糖术的了解也充实得多了。1987年，我又写了一篇《cīnī问题——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当时发现cīnī是一个孟加拉文，我向东语系孟加拉文教师请教，问他们cīnī除了中国，中国的，还有什么意义？回答说，还有糖的意义。我因此发现了中国白沙糖传入印度的问题。糖本是一件小东西，然而在它身上却驮着长达一千多年的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同年，又有一篇文章《唐太宗与摩揭陀——唐代印度制糖术传入中国的问题》发表，更有系统、更深入、更详尽地叙述白沙糖传入印度的过程。
据我所知，迄今世界上只有两部完整的《糖史》，一本是von Lippmann 的，一本Deerr的，一德一英。二书的写法不尽相同，德文的谨严可靠，材料也丰富。英文的则差一点。二书都引用过中国资料，英文的引用时错误多而可笑，可见作者对中国以及中国材料是颇为陌生的。我的《蔗糖史》既然后出，应当做到“后来居上”。至于我做到了没有，则不敢说。反正我除了参考以上两书外，我的重点是放在中国蔗糖史上。我不讲饴糖，因为在饴糖制造方面，不存在国际交流的问题。仅是一个Sugar，我从英文、阿拉伯文、印地文、梵文、巴利文、中文考证了个遍，弄清了“糖”在传播过程中的来龙去脉，搞清了为什么最初发明糖的印度，将粗糖叫做Sugar，而将精制的食糖却叫做“中国雪”的问题，从中发现了文化交流的轨迹。
写文章引用别人的著作甚至观点，是决不可避免的，但必须注明出处，这是起码的学术道德。如果想开辟一个新领域，创造一个新天地，那就必须自找新材料，偷懒是万万不容许的。我自知不是大鹏，而只是一只鹪鹩，不敢作非分想，只能低低地飞。即使是大鹏，要想开辟新天地，也必付出巨大的劳动，想凭空“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其结果必然是一个跟头栽下来，丢人现眼，而且还是飞得越高，跌得越重。搜集资料，捷径是没有的，现有的引得之类，作用有限。将来有朝一日，把所有的古书都输入电脑，当然会方便得多。可是目前还做不到。我只有采用一个最原始、最笨、可又决不可避免的办法，这就是找出原书，一行行，一句句地读下去，像砂里淘金一样，搜寻有用的材料。我曾经从1993年至1994年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除了礼拜天休息外，每天来回跋涉五六里路跑一趟北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不辍。我面对汪洋浩瀚的《四库全书》和插架盈楼的书山书海，枯坐在那里，夏天要忍受书库三十五六摄氏度的酷暑，挥汗如雨，耐心地看下去。有时候偶尔碰到一条有用的资料，便欣喜如获至宝。但有时候也枯坐半个上午，把白内障尚不严重的双眼累得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却找不到一条有用的材料，嗒然拖着疲惫的双腿，返回家来。经过了两年的苦练，我炼就一双火眼金睛，能目下不是十行，二十行，而是目下一页，而遗漏率却小到几乎没有的程度。我的《糖史》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我对“糖”字从英文、阿拉伯文、印地文、梵文到中文考证了个遍，搞清了为什么最初糖发明于印度，以及“糖”在传播过程中的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