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虽然署着我的名，但是它可以说是我写的，又可以说不是我写的。它的“作者”应该说是蔡德贵教授。文中的思想内容全是我的，甚至造词遣句，也都出于我的笔下。可是并不出于一篇文章，而是出于许多篇写出时间不同、写出环境也不相同的文章。德贵用的方法是中国旧日诗人做诗填词时有时使用的“集句”的方式。所不同者只是旧日诗人“集句”，是集许多人之句，而德贵则是集季羡林一人之句。“集句”而能集到天衣无缝、浑然一体的水平，实在难能可贵，德贵可以说是有“集句”的天才。

我在这里想补充一点，就是恩格斯的几句话：“我们不能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一百多年前的这几句话真无愧是天才的预见。“自然界”就是我所说的“天”。到了今天，恩格斯的话完全证实了。

我还想说明一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引的这两句话，最受人诟病，然而我至今仍认为，这是真理，是诟病不掉的。试看宇宙间万事万物，哪一样是违反了这两句话的根本精神的？还有的人一听是东方文化或文明，他们那“贾桂思想”就恶性发作，连鼻子都笑歪了。对于这样的人，我欲无言。

我仍然认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真理。

核心观点

文化、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不能说世界上的文化是一民族创造的，文化的产生不是一元的，不能说一个地方产生文化。一个民族自己创造文化，并不断发展，成为传统文化，这就是文化的民族性。一个民族创造了文化，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它又必然接受别的民族文化，要进行文化交流，这就是文化的时代性。民族性与时代性有矛盾，但又统一，缺一不可。

希腊文化延续发展为西方文化，欧美都属于西方文化的范畴，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构成了东方文化。而思维模式是一切文化的基础，思维模式的不同，是不同文化体系的根本不同，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西方的思维模式则是分析的。从历史上来看，这两大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在处理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时，应该注意大胆“拿来”，把一切外国的好东西统统拿来，物质的好东西要拿来，精神的好东西也要拿来。应该特别强调，我们要拿来的是第三个层次里的东西，属于心的东西，即指的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民族性格，等等。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有精华，也有糟粕。对于其中的糟粕，一定要批判，要抛弃；对于精华，要继承，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