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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圣人 他是一个真性情的人

2018-07-19 15:53:00  作者:  来源:光明日报

   

  日记最能反映一个人的真性情。

  因为日记,我们知道胡适先生最爱打麻将,不管刮风下雨、还是酷暑难耐,都得“打牌”“打牌”“打牌”,戒都戒不掉。

  季羡林先生的日记更有趣:

  1932.09.11 我的稿子还没登出,妈的。1932.09.23 早晨只是坐班,坐得腚都痛了。1932.12.21 说实话,看女人打篮球……是在看大腿。附中女同学大腿倍儿黑,只看半场而返。1933.04.29 因为女生宿舍开放,特别去看了一遍。一大半都不在屋里。1934.03.13 没做什么有意义的事——妈的,这些混蛋教授,不但不知道自己泄气,还整天考,不是你考,就是我考,考他娘的什么东西?1934.05.17 今天看了一部旧小说,《石点头》,短片的,描写并不怎么秽亵,但不知为什么,总容易引起我的性欲。我今生没有别的希望,我只希望,能多日几个女人。 

  这是季羡林在大三大四时写的《清华园日记》,内容属实,绝无虚构,看完不禁一笑,原来大师也和我们一样,看美女、骂教授,做春梦、压抑的荷尔蒙无处发泄。

  2003年,辽宁美术出版社决定出版季羡林的日记,看到这些边角料,有点刺眼,觉得有损大师的身份,便向季羡林建议,做适当删减。

  季羡林坚决不同意,“我考虑了一下,决定不删,一仍其旧,一句话一句话也没有删。我七十年前不是圣人,今天不是圣人,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我不想到孔庙里去陪着吃冷猪肉。我把自己活脱脱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其实,删了,没有任何不妥,自己改自己的东西,再正常不过,但季羡林不删。那是真实的自己,又何须掩饰。他不是圣人,更不想用圣人的身份,去骗取世人的顶礼膜拜。他要将最真实、最原始的面貌展现于世。

  身世 

  季羡林的爷爷很穷,季羡林的父亲也很穷,本来是有个馅饼让他们不这么穷的。

  季羡林的爷爷叫季老苔,父亲叫季嗣廉。季老苔死的时候,家里穷得连饭都没吃不上,靠捡村外的干枣果腹。季嗣廉便商量着和弟弟出去闯荡,却发现连路费都没有。

  好不容易来到济南,却只能扛大件、做苦力,干的是最辛苦的体力活,拿的是最廉价的血汗钱。兄弟俩决定去考武备学堂,结果弟弟考上了,季嗣廉却落榜了。季嗣廉只好乖乖地回家种地,再娶一个和他一样穷的姑娘做媳妇。

   

  也不知道是上天眷顾,还是怎的,弟弟在济南快混不下去的时候,把身上的最后五毛钱,去买了张湖北水灾奖券,不但中了奖,还是头彩,6000两雪花银把弟弟的眼睛都快亮瞎了。

  弟弟没有忘记季嗣廉,带着巨额财富,回家找哥哥去了,两人就这样成了暴发户!

  中国人的习惯,有钱了,就要买田,别人不卖怎么办?出高价!兄弟俩就以高得离奇的价钱买了60亩地,据说还带水井。

  田有了,房子还是旧的,要盖大的、新的,可一时半会找不到这么多砖头。兄弟俩又发话了,谁要愿意拆掉自家房子,我季家就用几十倍的价钱收购,这样,房子也有了。

  这还不够,兄弟俩还经常在集市里宴请全棚的人喝酒吃饭,据说在这之后,赶集的人竟多出了一倍。

  谁都知道,这样的日子不能长久,几年后,兄弟俩又重新回到了一贫如洗的日子。

  在身份面前,人往往容易失掉理智,让人产生错觉:哦,原来我这么厉害!事实可能是,你并不是什么厉害,而是傻!

  或许正是这种突如其来的富人身份,让兄弟俩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为我而生的,我就是这么有钱,这么任性。正是这种身份感,再次让他们一贫如洗。

  在这点上,季羡林丝毫不像他们。

  求学 

  按理说,大师的童年都风光无限,天赋高,家教好,成绩优异,自有上天眷顾,人生就像开挂一样。但季羡林不是,季羡林不但普通,甚至还有点笨。

  按季羡林的说法,他读书时,就从未考过第一名,只是中上水平,甚至因为珠算打得不好,还挨了板子。挨板子就算了,还上课偷偷看小说。

  桌子上面摆着课本,桌子下面却摊着小说,甚至连《金瓶梅》都拿来了,老师在上面苦口婆心,吐沫横飞,季羡林却直瞪着西门大官人的巫山云雨而想入非非。

  难怪考试的时候,季羡林的数学只考了4分,原来都是《金瓶梅》给害的(忠告:数学不想考低分,千万别读《金瓶梅》)。

  或许正是那种宽松的环境,不用为考试所累,才让季羡林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培养自己的兴趣与爱好,去挖掘那颗深藏内心的文化火种。大师出民国,也并非毫无道理。

  对于老季家,运气总是出奇的好,高中毕业后,季羡林考上了清华,选择了最火的西洋文学系,并有幸结识了恩师朱光潜和陈寅恪。也正是陈寅恪,让季羡林爱上了佛教史。

   

  说了也许你不信,年轻的季羡林并没有什么野心,考大学,不过为了抢个能够吃饭的铁饭碗。铁饭碗是有了,但季羡林想镀金,要镀金,就得出国。而命运也再次眷顾了他,他被选中了。

  1935年,季羡林泪别清华,告别了破败的国、贫穷的家,以及老亲、少妻、幼子,赶赴德国。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别,就是十年。

  来到德国后,季羡林被改派到了哥廷根大学,一个风景秀丽的大学城,四季绿草如茵。最开始,季羡林选择了希腊文,不知道是语言天赋不够还是怎的,根本听不懂,就像我们学英文,简直就是折磨。

  实在学不下去了,季羡林改学梵文,也正是这一次的改变,让中国从此多了一名东方学大师。有趣的是,选梵文的却只有他一个人。

  而西方的上帝也喜欢眷顾老季家的人,当时唯一能读懂吐火罗文的西克教授,就在课堂上郑重宣布,他要把他毕生的学问毫无保留地传给季羡林。

  这回,季羡林是真捡着金饭碗了!

  归国 

  曾有一名山东的学生向季羡林求教:“做学问可有捷径?我的论文实在憋不出来了。”季羡林一听,笑了:“论文岂是憋出来的?”然后补了句至理名言:

  “水喝多了,尿自然就有了!”

  话糙理不糙,尤其是出自季羡林之口,更多加了几分趣味和深意。而终其一生,季羡林能取得如此之高的地位,全在于他独门武学,“多喝水”。 

  1946年,留德十年的季羡林终于归国,在恩师陈寅恪的推荐下,任教北京大学。恰巧遇到胡适和陈垣在论剑。

   

  胡适和陈垣都是民国的学术大咖,高手榜前五、还没出招就可以把人吓死的那种。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人因为一个小问题打了起来。

  胡适说,先有“浮屠”,后有“佛”。陈垣说,胡适你放屁,明明是先有“佛”,后有“浮屠”。两人打了很久,火花四溅、乱石飞空的,但谁也打趴不了谁。

  这时候,季羡林从还是个毛头小子,虽然也是海归,但籍籍无名。一看,笑了,这些个教授,除了瞎折腾乱考试,就只剩吵吵吵了,看我的。

  季羡林出招了,他先是找来了梵文、吐火罗文A、吐火罗文B,还不够,又找来了回纥文、康居文、于阗文,然后闭门修炼,把所有的关节层层打通,一篇论文横空出世。

  陈寅恪一看,惊呆了,这小子不简单呐,懂十多种外语,颇有老夫的风范。便把季羡林的论文推荐到当时最权威最牛逼的学术刊物——《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出版。

  胡适一看,也惊呆了,小季啊,你说得对,看来是我“胡说”了。陈垣一看,沉默了,虽然没表态,但偷偷地塞给了季羡林三块大洋,对他说,小季啊,你来我学校讲学吧!

  几十年后,胡适退隐台湾,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曾跟手下的学生讲:“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这句话算是对季羡林最好的总结了!

   

  骨子里的高贵,不是装出来的,更不是吹出来的,是一步接着一步,一脚跟着一脚踩出来的。看重身份的人,顶着“教授”“成功”的幌子,招摇撞骗,原地不前。

  只有真正高贵的人,才明白,成绩永远靠自己一点一滴积累而成。踏实做事,认真为学的人,光辉自在,掌声自来。

  为师 

  在北大,流传着一件趣事,上世纪70年代:一位考取北大的新生前来报到,扛着大包小包到处跑,那情形很多人都经历过。加上初进帝都,激动夹着惶恐。

  好不容易找到报到处,注册、分宿舍、领钥匙、买饭票……手忙脚乱中,恰巧一位老头经过,提着塑料兜,神态从容,看上去不忙。新生以为是保安,便把行李交给老头看管。

  老头也不拒绝,欣然答应。

  新生便自个忙去了,忙完时已过正午,新生突然想起:完蛋!自己的行李还在老头那。差点吓晕,一路狂奔过去,却发现老头竟然还在原地,天气很热,阳光很晒,老头竟坐在原地从容看书。

  次日,开学典礼,新生又差点吓晕:那个给他看行李的老头竟然坐在主席台上。一问,他竟是北大鼎鼎有名的副校长,东方学大师季羡林。

  堂堂北大校长,给学生看行李,还是头一次听说!

   

  季羡林对学生的好,远不止这些。1981年的时候,季羡林的一名研究生作硕士论文,需要对一些古代的刻本做校勘,刻本是稀世文物,藏在北京图书馆,有身份的人才能看。

  学生过去问,北图的人一看,就一个学生,凭啥?理都不理,直接拒绝。在一个讲究身份、级别的国度里,一个没有身份的学生,就只配享有这样的待遇,哪怕你在真正地做学问。

  但校长就不一样了。学生找老师帮忙,季羡林一听,笑了,说:“找个时间,我们一起去吧!”

  季羡林说话算数,专门找了一天,陪着学生去了北图。校长来了,还是北大的,情况大不一样,调书、取书、借阅,一切顺利,连态度和效率都出奇地好。

  学生开始校勘,季羡林则拿出准备好的书稿,开始自己的工作,整整半天过去,季羡林没催过学生一句,直到学生录完卷子。谁都知道,校长的事情肯定不少。

  也不知道这样校长,现在是否还有!

  2001年11月19日,北京大钟寺,四级北风,零度以下,一名中年学者对着永乐钟上铭刻的梵文作学术讲解。

  中年学者是季羡林的学生,足足花了十年的时间,将大钟上的铭文考释得一清二楚。对于学生的汗水和付出,季羡林心知肚明,这场学术报告。他一定不能缺席。

  两个多小时的学术报告,季羡林一直坐在台下,顶着寒风,不动声色,认真听讲,那时他已90高龄,身患重病。12月9日,季羡林就被送进了301医院。

  事后,有人对季羡林说:“就算是为学生站脚助威,也没有必要在那里冻两个小时呀。”季羡林说:“有必要!因为他讲的有些新东西,有的我还不了解。”

  先生之风,高山仰止。一个人高贵,不在他坐得有多高。而是,哪怕你身居高位,也不失对他人的尊重。

  在一个连科长、处长都喜欢大谈身份、权力的年代里,这种丝毫没有“身份感”的校长、名人,简直就是另类。

  为学 

  季羡林说“我的学术研究冲刺点是在80岁以后。”最著名的莫过于《糖史》。

  懂历史的都知道,做研究,先得有史料,史料哪里来,找!问题在于,关于“糖”的资料,零散地分布在各种典籍之中,季羡林必须一个一个将它们找出来。

  这样的工作类似于,在一片沙滩里散落着无数的绣花针,你得一小块一小块地筛选,直到筛完这片沙滩,找出所有的绣花针。

  此时,季羡林已经退休,80高龄,还患有白内障,有钱有名,啥也不缺,完全可以挂个名誉教授,写一写回忆,做一做讲座,拿着稿费,安享晚年,又何乐而不为。

  但季羡林之所以是季羡林,他从不觉得,自己是个可以坐享晚年的名人。 

  每天天一亮,季羡林就穿着他的标配,蓝色的卡其布中山装,往北大图书馆跑。一坐就是一天,从卷帙浩繁的书籍中,一本一本地、一页一页地、一句一句地寻找和糖有关的史料。

  要是能找到哪怕一条有用的,季羡林都会欣喜如狂,如获至宝。但有时候,季羡林连续翻了好几天,都找不到一条有价值的史料。但又如何呢,季羡林依旧是每天一趟,寒暑不辍、风雨无阻。

   

  而这一翻,就足足翻了两年。季羡林说:“我拼搏了将近两年,我没做过详细统计,不知道自己究竟翻了多少书,但估计恐怕要有几十万页。”

  “几十万页”是什么概念?如果一本书二十万字的话,他翻了将近一千本书。很多人终其一生,也未必读过一千本书。

  1981年到1998年,经过近二十年的酝酿,一本“言必有据,无征不信”的《糖史》终于出版,前后三编,共计七十三万字。

  关于糖史,有无数的著作,但真正从文化交流角度来写的《糖史》,唯季羡林一人而已,前无古人。

  很多人,成名之后再无作品。因为他们把名声看得太重,生怕稍有不慎,就会砸了自己的招牌。但季羡林不怕,他要进步,哪怕年过八十,也同样可以重新上路。

  名声 

  1999年,季羡林八十八岁,出版社为季羡林庆祝米寿,北大勺园的宴会上,来宾云集,各种祝词和赞扬都纷纷涌向季羡林。

  来宾致辞结束后,轮到寿星作答。季羡林说:“我刚才坐在这里,很不自在。我的耳朵在发烧,脸发红,心在跳。我听见大家说的话,你们不是在说我,你们说的是另外一个人。”

  晚年季羡林,名声接踵而至,“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成了他的便签。但对他来说,这不但不是欣喜,反倒是压力。所以,他曾“三辞桂冠”。

  一辞“国学大师”: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二辞“学界泰斗”:

  “这样的人,涛涛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的泰斗又从哪讲起呢?”

  三辞“国宝”: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对于和自己无关的名誉,他坚辞不受。

  季羡林说:“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季羡林那一代人,老实做人,踏实做事,有自己的生活,也有自己的坚持,身份不过是个虚名。他甚至从来都没想过要像明星一样去生活,他只想做最真实的自己。

  季羡林的一生,何其辉煌,为学做人,臻于极致,陈寅恪多次提携,胡适之不吝赞美,连温家宝总理都曾五次登门拜访。

   

  然而终其一生,季羡林都把自己看作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民儿子:一身蓝色卡其布中山装,一只最简单的敞口手提包,甚至一件雨衣,他都能穿50年。

  更难得的是,他丝毫没有大师的架子,对人也好、对事也罢,他没有半分掩藏,说真话、讲实事,他愿意将他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世人。

  

  

  季羡林的学生唐师曾这样评价他的老师:

  他不是大师、不是教授、不是专家学者……他就是那么一个千篇一律的普通知识分子,穿蓝色中山装,别英雄钢笔,除了手上的“欧米茄”手表之外,没什么特殊。白天出门上班,晚上推自行车进楼。温、良、恭、俭、让,像所有的北大老师那样和蔼可亲。 

  他或许不是圣人,以前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可能不是,但他却是中国最后一个真实的人,一个高贵的人。

  原标题:季羡林:深到骨子里的高贵,是没有身份感

编辑:宋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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