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司马谈（？- 前110年），西汉时史学家，建元至元封年间，司马谈任太史令

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字子长，夏阳人（今陕西韩城南），著有《太史公书》，后世称《史记》。他被人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谈以“孝”激励司马迁著史 

　　如果我问大家，在你心目中最有名的、成就最大的史学家是哪一位呢？我估计有相当一部分的人会告诉我，当然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因为他的《史记》确实是一部“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史学巨著，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著有《太史公书》，后世称《史记》，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通史。司马迁有如此高的史学成就，不仅与他自身的努力有关，也与他的家学，以及所受的家教有密切的关系，他父亲司马谈对他的影响非常大。

　　司马谈，西汉时史学家。他全面而系统地学习过天文、儒家和道家学说，学识非常渊博，是当时的著名学者，撰成《论六家要旨》，对儒、墨、名、法、阴阳和道家的思想进行分析和评价，认为道家最能综合各家之长，这是史学界研究先秦思想史、哲学史的珍贵文献。

　　建元至元封年间，司马谈任太史令。在西周、春秋时期，太史令掌管起草文书，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是朝廷比较重要的大臣。司马谈担任这个职务的时候，曾立志撰写一部通史。

　　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随从达到18万人之多，旌旗绵延千余里，浩浩荡荡，阵势非常大。面对这么重大的国家祭奠，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谈仅仅跟随到洛阳，就因为身染重病，只能遗憾地留在洛阳，他为自己不能前往亲自见证这么重要的仪式而郁闷不已，最后抑郁而终。

　　在弥留之际，司马谈拉着从外地赶来的儿子司马迁的手说：

　　“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490页）

　　【司马谈交代司马迁，担任太史之后，一定要继承自己的遗志，要撰写一部通史。】

　　为鼓励司马迁，司马谈对孝进行了自己的阐释：

　　“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哀，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大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490页）

　　在这一段话中，司马谈认为世俗所谓的侍奉父母，包括孝敬和孝养双亲，不过是最切近、最基本、最低层次的孝。入仕做官，为君王尽忠，为朝廷效力，也并不是孝的最高体现。只有以一己之身，成就立功、立德和立言的伟大事业，特别是像著述集“三不朽”为一体通史，才能名垂青史，光耀门楣，并因此而使父母之名也显扬于后世，这才能称为最大的孝。

　　听到司马谈的遗言，司马迁痛哭流涕，当即表示一定要完成父亲嘱托，他说：

　　“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490页）

　　应该说，完成父亲的遗命，不仅是司马迁撰著《史记》的最直接的动因，而且一直是激励他进行撰著的强大的动力。

　　后来的事实充分证明，司马迁确实超出父亲的期望，不仅完成了他想要的一部通史，而且他的姓名也因这部史学著作在中国史学史上放射出最耀眼的光彩，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迁无疑实现了司马谈所说的最大的孝子。从产生的实际效果而言，在中国家教史上，似乎还没有任何一则家训能超过司马谈的遗言。

　　贰 

刘向（前77年- 前6年），沛（今江苏沛县）人，著名的史学家兼目录学家

刘歆（？ - 23年）“孔子以后的最大人物”，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通才，编成了中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编制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三统历谱》，计算出“刘歆率”

　　刘向以忧患意识教子 

　　如果说司马迁是著名史学家，那么刘向就是著名的史学家兼目录学家，他领导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工作，作为这项工作总结性成果的《别录》是我国最早的文献目录。

　　刘歆是刘向的小儿子，字子骏。年幼的刘歆就因为博览群书，写得一手好文章而被汉成帝的召见，并被任命为黄门郎。看到儿子刘歆取得了如此令人羡慕的成就，刘向不但没有沾沾自喜，反而担心他少年得志，骄傲自满，忘乎所以，所以写了一封信训诫，被称为《诫子歆书》，以教育刘歆。

　　诫子歆书 

　　告歆无忽：若未有异德，蒙恩甚厚，将何以报？董生有云：“吊者在门，贺者在闾。”言有忧则恐惧敬事，敬事则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曰：“贺者在门，吊者在闾。”言受福则骄奢，骄奢则祸至，故吊随而来。齐顷公之始，藉霸者之余威，轻侮诸侯，蹇之容，故被鞍之祸，遁服而亡，所谓“贺者在门，吊者在闾”也。兵败师破，人皆吊之，恐惧自新，百姓爱之，诸侯皆归其所夺邑，所谓“吊者在门，贺者在闾”也，今若年少，得黄门侍郎，要显处也。新拜皆谢，贵人叩头，谨战战栗栗，乃可必免。

　　教诫子孙在得志时不骄傲，在失意时不气馁，是中华传统家教中经常出现的内容，在这份家诫中也不例外。不过，也许刘向是大学者的缘故，他在这封诫子书中格言与事例并举，把这一观点说得最为透彻。

　　他首先引述西汉儒学大师董仲舒的话，即

　　“吊者在门，贺者在闾”；“贺者在门，吊者在闾”

　　（《全汉文》卷37，刘向：《诫子歆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78页）

　　“吊”是“吊丧，到死者之家祭奠死者”的意思

　　“贺”就是“贺喜”的意思

　　“门”就是“门口”的意思

　　“闾”就是“巷子里”的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前来祭奠死者的人在家门口，贺喜的人在巷里；贺喜的人在家门口，前来祭奠死者的人在巷里。

　　“吊”是代表祸，“贺”代表福，他说“吊”和“贺”的变化，实际就是说祸与福是有内在联系的，它们之间往往会互相转化。刘向告诉刘歆，如果心中有担心，那么就会心存恐惧，心存敬畏之心，这样自己就可能会得到福报；如果得意忘形，则会产生骄傲、奢侈之心，这样就难免会招致祸患。因此，有了福运千万不能骄傲，否则福会变为祸，好事变坏事。刘向要求年轻得志的刘歆牢记这一古训。

　　刘向还以春秋时期齐顷公因骄傲得罪郤克招致祸端的事例来说明上述道理。

　　郤克是春秋中期晋国正卿，正是他的文治武功为晋国的称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死后谥号“献”，史称“郤献子”。郤克是个残疾人，他不但跛足，而且还有点罗锅。

　　有一次晋国派郤克出使齐国，齐顷公会见郤克的时候，齐顷公的母亲藏在帷幕后看他们的会面情况，因为看到郤克的残疾形象，不禁笑出声来了。郤克认为这是对他的极大侮辱，非常愤怒。在回国的途中，经过黄河的时候，他咬牙切齿地发誓说：“我要不报齐国羞辱我的仇恨此仇，就跳黄河死了算了！”

　　一回国内，郤克就联合鲁国、卫国等攻打齐国，齐国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兵败之后，齐顷公“恐惧自新，百姓爱之，诸侯皆归所夺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齐顷公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改过，老百姓也更加拥戴他，各诸侯国纷纷归还了之前通过战争占领的齐国土地，刘向认为这就是“吊者在门，贺者在闾”的道理。

　　最后刘向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你年纪轻轻得到显位，应谦虚谨慎，就是要

　　“谨战栗栗，乃可必免。”（《全汉文》卷37，刘向：《诫子歆书》，第379页）

　　刘向针对刘歆在顺境中容易骄傲自满的具体情况，从祸福的辩证关系着手，提醒儿子保持清醒的头脑，是非常有见地的。刘向的家教有哲理，有史实，又有对策，因而有很强的说服力。

　　正因为有着良好的家教家风的影响，刘歆学有所成，成为一代学问大家。

　　他协助父亲刘向编纂《别录》的基础上，还编成了一部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这是中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

　　不仅如此，刘歆在天文历法学、史学、诗等方面都颇有建树，他编制的《三统历谱》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

　　此外，刘歆在圆周率的计算上也有贡献，他是第一个不沿用“周三径一”的中国人，并确定了这一重要常数为3.15471，只比后世公认的数据略微差了0.01312，被世人称为“刘歆率”。

　　清末民初大学者章太炎称他为“孔子以后的最大人物”。可以说，刘歆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通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