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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予同


  (1898~1981) 中国现代史学家、经学史家、教育家。浙江瑞安人。

  生平 1921年初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国文部,对于历史学,尤其是中国经学史有很深造诣。1949年前曾任厦门大学教员、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安徽大学教授。1949年以后,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并担任复旦大学副教务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等职。

  青少年时期生活于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在勉强读完中学后,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民主和科学的新思想的影响下,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教育体制发起了猛烈抨击:“现在的社会是不平等的,所以在这种社会上建设的学校制度也跟着不平等。”其毕业论文——《我的理想的教育制度》,强烈要求打破封建蒙昧主义,致力于改造腐朽教育制度的研究和宣传。为此,提出应首先从青年人自身做起。恰值此时,北洋政府大力提倡在学校里增设读经科目,接受了先进思潮洗礼的他当即觉得有义务,“要先动手去触这个僵尸(旧经学)”,以正视听,使以后的青年人不要再受封建糟粕的荼毒。从此遂开始深入研究中国经学史,在前后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一直努力于经学史的笔耕,论著极丰。

  经学史研究 作为国学大师钱玄同的学生,他对晚清经学两大派的学说都有很深入的了解,同时对于历史上的程朱理学也有相当造诣。本着“提着这僵尸,剥掉它的古衣冠,用照妖镜似的眼光看它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变成的”的治学宗旨,他深入细致地研究、批判传统经学,并做了学术研究的详细计划,有意写15部著作。只是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使其这一宏愿没能彻底实现。即使如此,其经学史论著亦十分宏富。计有专著4部和论文杂著33篇。《群经概论》一书是其经学史研究的力作。自从西汉统治者把《诗经》《尚书》《周礼》《易经》《春秋》等儒家经典当做孔子的著述,治国的法宝,并立为官方学说起,直至清末的2000多年中,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提倡和经学自身的陈陈相因,经书在数量上已至为庞大,而注释亦更为烦琐。他认为,要彻底整理古代经学就必须从整理材料入手。清朝的乾嘉考据之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对经学材料的搜集、考证上;而清末的经学家们仍未系统地研究封建经学的发展演变规律及其本质。他认为所谓经学是封建时代统治学说的总称,但它也并非一成不变,在其内部同样存在着不同的流派。要整理材料,首先应注意不同的学派。在他看来,经学历来可归纳为四派:西汉今文经学、东汉古文经学、宋学以及新史学派。而经学的中心人物是孔子,他的影响不限于中国,对于亚洲以及其他地区的文化也有影响。因此,研究孔子,对于了解中国哲学社会思想和文化的变迁;对于了解由孔子而引起的其他国家思想或文化的变异都是必要的。他认为“真的孔子死了,假的孔子在依着中国的经济组织、政治状况与学术思想的变迁而挨次出现”。对于两汉之际纬书中的假孔子做了深刻剖析,辨明其由人而神的途径乃是由后人的虚拟。真的孔子的形象是与后世经学家们的描绘不同的。对于经学的关键问题——孔子与六经的关系也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这是经学流派的分歧所在。他认为宋学在经学历史上有其特殊贡献,即怀疑唐宋封建王朝所承认的孔学经传的历史真实性,而其疑经精神的集大成者则是朱熹;而对于程朱理学的空疏和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恶劣影响又大加谴责。这反映了其严谨的学风。在治学上,力主学术研究应不说空话,不喊口号,更不能去做抄袭拼凑的文章;做学问者应坚持从材料入手,通过史实研究而得出结论的严肃态度。唯其如此,才能成就大业。

  著作

  《群经概论》 周予同著。全书分为导论和本论两大部分。是著者致力于整理中国古代经学历史的力作,撰写于1932~1933年间。书中,对于通常所谓的十三经,著者用了大量篇幅分别就其各部名称由来、作者、篇章次第、内容以及各学派的源流演变做了详尽的论述。该书的特色是:从最基本的常识讲起,由浅入深,文字通俗易晓。在导论中,开宗明义地论述了经的定义、经的领域、经的前后顺序及由来,并揭示所谓六经与孔子的关系。著者认为经的排列次第是经学上一个历来被忽略而事实上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经的次第的不同安排,反映了经学史上不同学派的分歧。据此,作者认为历来经学家可分为四家:西汉今文经学、东汉古文经学、宋学以及晚近的新史学派。今古文学对于六经的排列顺序是有深刻蕴意的。古文学以六经产生时代早晚为序,是因为他们视孔子为史学家,六经只不过是前代的史料而已,孔子是将前代的史料加以整理以传授后人,故而六经的次第应按史料的早晚为序。与此相反,今文学以六经内容的浅深程度为标准来决定六经的次第。在他们看来,孔子是一个哲学家、政治家,六经中固然有不少史料,但那只不过是孔子“托古改制”的工具,孔子所注重的是其内的“微言大义”。概言之,孔子是一位改制的“素王”,而六经的次第当然应按其程度的深浅来安排了。对于经学四派,著者有一个总结:古文学派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的成果,故偏重于名物训诂,特色是考证,自然免不了烦琐;今文学派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政治学说,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其特色为功利的,其流弊则是狂妄;宋学派以孔子为哲学家,把六经视为孔子载道之具,故偏重心性理气;而新史学派的目的则在于探求孔子与六经的关系真相,其实已超出了经学的范围而入于史学领域了。最后作者提出自己的主张:“如果我们民族自力更生的第一义是‘现代化’的话,那么,这发霉的经典已不是大众所必需的了。”这是因为经并不是救世的灵丹妙药,是只可以研究而不可迷惑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