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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


  (1909~1978) 中国现代哲学家。四川宜宾人。

  生平 幼时在家受旧式教育,很小就有哲学的玄思,对人生哲学、道德哲学的感悟亦很早。十三四岁时读了梁启超关于人生观的一篇文章后,自以为有一大觉悟大发明;此后不久,读《孟子》《荀子》,对性善、性恶问题发生兴趣。青年时代,唐君毅到北京大学求学,后转至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大学期间由读詹姆士的著作引发起他研究他人哲学思想之兴趣,一度醉心于新实在论,由新实在论者对唯心论的批评又激发起他对布莱德雷、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兴趣。1932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四川大学、重庆中央大学、成都华西大学、江南大学、金陵大学任教。抗战初期,曾与周辅成等人共办《理想与文化》杂志。此后一段时期,与牟宗三讨论学术文章,过从甚密;并以精通黑格尔哲学闻世。1949年,迁居香港,与钱穆、张丕介共同创办新亚书院。1963年以后,新亚书院与香港中文大学合并,唐君毅一方面参与校政,另一方面奋力著述。他一生重要的著作大多于这一时期完成。1974年,以哲学讲座教授身份从中文大学退休。1975年,应台湾大学之聘,任台大哲学系客座教授。1978年,因劳碌过度,以肺癌导致咳喘气窒在香港浸信会医院去世。留下著述千余万言,包括论文250篇,专著20部。主要著作有:《道德自我之建立》《人生之体验》《人文精神之重建》《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原论》《中国文化之花果飘零》《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等。

  学术思想 唐君毅的学术思想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40岁以前的早期阶段;40至50岁的中期阶段;50岁以后的晚期阶段。

  早期阶段 此为唐君毅哲学思想的形成期。他早年研习西方哲学,曾受詹姆士、英美新实在论、布莱德雷、康德等影响。30岁以后,走上西方唯心论一途,酷爱黑格尔哲学,并由西方唯心论转入中国传统哲学,知中国先秦儒家、宋明理学、佛学等有超过西方唯心论者的地方。此一时期,由于遭遇个人生活上的种种烦恼,于人生道德的问题上多有用心,体悟到人有其内在而又超越的心之本体或道德自我,而对早年在北大所闻于熊十力的道德形上学也渐相契会。这可以说是唐君毅归宗儒家的开始。

  中期阶段 此为唐君毅哲学思想的发展期。他从思想、观念人手,对近百年来中西文化之激烈冲突进行疏解。其间著述多关于文化哲学者,所论范围包括“自由”“民主”“和平”“悠久”等人类人文社会的重要理想,认为西方文化所重视且有成绩者在前两种,中国文化则于后两种观念殊有贡献;认为中国的哲学与道德政治的精神乃直接从原始的敬天精神开出与之而为一体,故中国的宗教亦包容于人文。他认为中国人文的宗教精神可以补西方宗教精神之不足,并由此论到中西文化在本质上的可通之处。

  晚期阶段 此为唐君毅哲学思想的成熟期。60年代初,他从文化问题转而回到更纯粹的学术立场,开始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系统的整理与诠释。如果说早期他曾以西方唯心论的思想体系出发来理解和发掘中国哲学之内涵,那么经过50年代中西文化比较的研究,他回复到以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本位的立场。他力辟以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思想理路来理解中国哲学,指出中国哲学是一个独立自足的义理世界,而具普遍永恒之哲学价值。故这一时期,他致力于以中国儒家为本位的哲学思想体系的建立,对中国哲学精义的阐发,尤以《中国哲学原论》为见长。

  哲学特点 唐君毅的哲学具有如下特点。首先,他强调儒家思想的人文主义传统。他宣称中国的人文主义不同于西方的人文主义。儒家的人文主义重“人文化成”,重伦理道德与历史传承;而人文精神的落脚点又在对人之天性与本心有切实之觉悟。故他特重孟子与宋明理学中之心性之学,认为对之必须有切实的体认并发扬光大,否则无论讲中国过去或未来的人文思想,皆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其次,唐君毅是一极富宗教情感的人,力图将儒学宗教化。他宣称宗教亦人文中之一支,但宗教精神之特色乃在肯定此超现实世界,或超人文世界中之形上物事。儒家之重尽性知性,身体力行,由近及远之道,足以使人安身立命;然不能止于有此现实的家庭、社会、国家、人类内部之道德实践,即足为儒家精神生活之全幅内容。人之道德实践历程在其层层进展中,固为使人之生命不断扩大而实显人之心之性情之流行,从而昭露人心之超越性、无限性,由此儒家之心情即达于一种形而上的及宗教性的境界。在他看来,儒家之“三祭”即具此宗教意义与宗教价值。复次,在《中国哲学原论》中,唐君毅对中国哲学上几乎所有的基本观念都一一做了新的诠释,建立了一个包括宇宙论、认识论以及道德论在内的庞大思想体系,这与将儒家哲学限定于伦理道德哲学领域的新儒家有别。在宇宙论上,他归宗于朱熹,强调“理”先于“气”;在认识论上,他推崇陆、王,提倡“心即理”。在融合朱、陆的基础上,他搭起了本体论、认识论同一的思想构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