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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


  (1909~1993) 中国现代哲学家。字离中。山东楼霞人。

  生平 1927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进哲学系学习。在大学三年级时与熊十力相识,这成为他生命中一件大事,直接影响了他以后对哲学的见解和思考。1933年大学毕业。抗战初期,先后辗转广西、昆明、重庆、大理等地。在重庆主编《再生》杂志,与唐君毅结识。1941年在重庆北碚时,在金刚碑勉仁书院从熊十力游,受熊十力赏识。1942年后,先后在成都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任教,以讲授逻辑和西方哲学为主。抗战胜利后热衷于时事政治,在南京时曾以个人薪水独力创办《历史与文化》杂志。此后,学术注意力开始转移至历史哲学。1949年去台湾,在台湾师大和东海大学任教,讲授逻辑、中国哲学及人文课程。1960年迁居香港,任教于香港大学8年,后转至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任教7年,至退休为止。此15年间,集中精力于儒学的研究和个人哲学体系之建立。1976年后,应台湾教育部客座教授之聘,连续3年在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讲学,并担任东海大学中国文化荣誉讲座。1995年4月12日在香港去世。主要著作有:《道德的理想主义》《政道与治道》《才性与玄理》《心体与性体》《生命的学问》《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身》《佛性与般若》《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国哲学的特质》《中国哲学十九讲》《时代与感受》《圆善论》等。

  学术思想 牟宗三早年研习西方哲学,从逻辑入手以窥哲学门径,后因受熊十力影响转入“生命的学问”一途,高标阳明(见王守仁)的致良知教。他认为哲学乃“生命的学问”,特重表现德性之心灵。生命的学问可以从两方面讲:一是个人主观方面的,一是客观的集团方面的。前者属个人修养、个人精神生活升迁之事,后者是一切人文世界的事,如国家、政治、法律、经济等方面的事,是生命之客观表现的事。而照中国儒家讲,这两方面又是沟通而为一的。他说西方哲学本是由知识为中心而发的,不是“生命中心”的。西方哲学的精采不在生命领域内,而在逻辑领域内、知识领域内、概念的思辨方式中,所以他们没有好的人生哲学。真正的“生命的学问”是中国儒家的“心性之学”。真承心性而开出之进一步的境界即是儒家学术之起落点,发展至宋明儒者而彰著,即由宋儒程朱发展到阳明之致良知教,尤为透彻。

  牟宗三对中国哲学的研究重在方法论和义理两个方面。他比较中西哲学之差异说,西方哲学是“观解的”;西方哲学的路数经过康德的批,判哲学后,宇宙论不能孤立地讲,必有认识论为其根据。但批判哲学之出现的那个路数所分判的“从宇宙说下来”与“从人生说上去”两个来往的对立,在原始儒家是一下子同时呈现的,既不隔,亦不对立。故中国儒家讲学是直下人生的,同时也是宇宙的,所以本源是一,而且同是德性意义、价值意义的。牟宗三称儒家这一传统为“慧命”,能通此慧命的,往者为孔孟、王夫之,近者为熊十力。中国哲学之义理多端,牟宗三特重“主体性”与“内在道德性”。他说,中国思想之三大主流儒、释,道都重主体性,然而只有儒家思想这主流中的主流,把主体性复加以特殊的规定而成为“内在道德性”,即成为道德的主体性。从重道德性出发,儒家哲学讨论的中心是“性与天道”的问题。中国正宗儒家提出了两种遥契“性与天道”的方式,它们分属重视主体性原则与客观性原则两条思路。后者源于《中庸》《易传》,下至宋儒程朱一派;前者源于孟子,下至宋明儒的陆王一派。在这两条思路中,牟宗三重视陆王的心学传统,认为它更接近孔子的仁的精神。

  在西方哲学家中间,牟宗三特重视Ⅰ.康德。他认为康德哲学的贡献在充分地论证了知性无法为道德领域提供基础,要建立道德律,必须转入“道德的形上学”,或“实践的形上学”。可是康德提出了问题却未能真正解决问题,他将意志自由、灵魂不灭、上帝存在都看成是实践理性的“设准”。牟宗三提出,若承认人类有“智的直觉”,则自由意志不但是理论上的设准,而且是实践上的呈现。但西方哲学自来缺乏这一传统,康德也不例外。“智的直觉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依据中国哲学传统。中国哲学无论儒、释、道,均承认“智的直觉”为可能,而尤以儒家从道德上讲为最胜。他说,道德即依无条件的定然命令而行之谓。发此无条件的定然命令者,康德曰自由意志,即自发自律的意志,而在中国的儒者则名曰本心、仁体,或良知,而此即吾人之性体,即发此无条件的定然命令的本心、仁体,或良知即吾人之性,如此说性,是康德乃至整个西方哲学传统所无。他梳理出中国儒家言“智的直觉”的传统是:《论语》《孟子》《中庸》《易传》,到周敦颐、程颢、陆九渊、王守仁、刘蕺山、胡五峰等。对于程(伊川)、朱,他说:“惟伊川与朱子所言之德性之知,则不能有此义,以其析心与理为二,心性不能一,所言之心非‘本心’,故也。”(《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故牟宗三对中国儒家哲学传统的发掘,以“智的直觉”一脉贯之,可从《心性与性体》看出。他本人的哲学思想体系,也通过“智的直觉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提出,将康德哲学接续于中国哲学传统而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