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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_中国孔子网

儒学与道家

来源:作者: 2017-07-17 15:56:00

  中国传统哲学中两大思想流派。在历史上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儒学即儒家学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统治思想。道家是春秋时思想家老子创立的学派。除儒家之外,它在社会上最具广泛影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道家有时以儒家反对派的面貌出现,两者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同时,又有着互相渗透、互为补充的复杂关系。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史来看,儒道两者之间互相渗透、互为补充则是主要的,矛盾冲突是次要的。儒道两家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支柱,儒道两家的思想。最集中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这种精神集中地表现为天人合一说,即认为宇宙与人生、自然与社会是一个统一的和谐的整体。在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中,几乎没有一个学派不涉及这一问题,而尤以儒道两家思想最为明显。道家主张“道法自然”,认为天地万物与人类自己皆是宇宙的本原——“道”的产物,以此人们应当效法自然。儒家提出“天命之谓性”,认为人所本有的善性(人性善)来源于上天,主张尽心知性则知天。由此可见,儒道两家在“天人合一”的学说上,各有自己的特点:道家重自然,从自然出发推及到人事,带有自然主义(以自然为本)的思想倾向;儒家重人心人性,从人出发而推知天,带有人本主义的思想倾向。道家对天道宇宙问题有较深的探究,而对人的问题(人性、人的作用等)则有所忽视;儒家对人性、人道等问题做了较为充分的阐说,而对天道宇宙问题则缺乏研讨。可见早期的儒道两家,在“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中各有所偏:一者蔽于天而不知人(道家),一者蔽于人而不知天(儒家)。这就决定了儒道两家在尔后的各自发展过程中,必须走互相取长补短、互相渗透吸取的融合之路。这也就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互补的格局。在中国历史上,儒道两家这种既互补又纷争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 为儒道两家在互相斗争互相吸取中形成与发展的时期。儒道两家皆产生于春秋末年。道家的创始人老子要略早于儒家创始人孔子。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载,孔子还曾经问礼于老子,老子曾是孔子的先生。道家的产生也要略早于儒家。儒道两家皆是在西周以来传统文化发生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当时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①西周以来礼乐文化的衰落(“礼崩乐坏”),②上古三代(夏、商、西周)以来上帝神学权威的动摇,出现了一股怀疑上帝神学的思潮。在对待这一危机的态度上,老子站在反传统的立场,抨击礼义文化,指责“礼”为忠信衰薄、世乱的祸首,提倡顺应自然的素朴的无为而治。在天道观上,老子提出了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以“道”为核心的全新的宇宙论哲学体系,从而开创了中国哲学的新时期。而儒家创始人孔子则与老子不同,他以维护传统文化为己任。他也反对当时徒有虚名的礼义说教,而主张用“仁”的思想来充实“礼”的内容,提出了一个以“仁”为核心的仁学思想体系。仁者人也,仁学实为人学,研究怎样做人的学问。儒家学派十分重视对人、人际关系和人性问题的研究,从而为中国哲学开创了人学的传统。上述儒道两家思想路数的不同,遂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思想学术派别。

  老、孔之后,儒道两家在战国时期出现了既互相影响又互相斗争的局面。当时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孟子和荀子,道家则有庄子和黄老学派。战国中期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及其后学们,对儒家的礼义仁爱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们认为,民性本来是素朴的,只是后来圣人出来提倡仁义礼乐,才失去了纯朴,贼害了民性,因此只有“掊击圣人”而“天下始治”。这里所说的圣人,就是儒家理想的圣王。在这里儒道两家的对立显得十分尖锐。但战国时期的道家另一派黄老之学,在对待儒家的态度上又与庄子迥然不同。它不仅不批评儒家的礼义仁爱学说,而且还大量地吸收这些思想以充实自己的政治伦理学说。战国时期的黄老学派著作主要是以《管子》中的《内业》《白心》《心术》上、《心术》下诸篇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古佚书《经法》《十六经》《道原》《称》四篇为代表。例如《管子·心术上》中一方面阐说了道家的关于“道”与“德”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对儒家的礼义思想做了论说,认为“义”就是“处其宜”,“礼”就是“有理”,是顺应着人情的,从而肯定了礼义的作用。又如在古佚书的《十六经》中,还吸取了儒家的亲亲仁爱的思想,提出了“体正信以仁,慈惠以爱人”和“亲亲而兴贤”等。这样就把儒家的礼义仁爱思想引入道家学说之中,从而大大地丰富了道家的政治伦理思想的内容,填补了自己的不足。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中,相比之下,儒家在宇宙论哲学思想方面则比较贫乏,为了克服这一缺陷,儒家反过来又向道家学习,吸取其自然哲学方面的思想,以建立和完善自己的哲学。在这方面,战国末期的儒家大师荀子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他的著名哲学论文《天论》中就有着浓重的道家思想的成份。《天论》提出了天行有常的重要命题。而这一哲学思想,早在战国中期的黄老学著作帛书《经法》中,就表达得十分清楚。如《经法·论约》说:“四时有度,天地之李(理)也。”《经法·道法》更进一步地说:“天地有恒常。……天地之恒常,四时、晦明、生杀、柔刚。”天地有恒常,四时有常度,天是没有意志的自然物,它的运行有一定的常规,这正是荀子的天行有常的思想。可见荀子的《天论》,很明显地受到了黄老思想的影响。荀子的天行有常的思想,继承了道家的天道自然无为的传统,摆脱了孔孟儒学主张的以天为有意志的思想的束缚,从而把儒家的哲学自然观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两汉时期 为儒家赢得统治地位的时期,亦为道家黄老学盛行一时的时期。在先秦,儒道两家皆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员,学术上处于平等地位;而在汉代,儒家成为了官方的统治哲学,道家则成为了在野的学派。但不论它们的地位发生了何种变化,从思想上来说,儒道两家更趋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黄老学的盛行与儒家的独尊,前后有一个递嬗的过程。自从推行法家政治的秦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打击下迅速崩溃之后,西汉初期的统治者们,为了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提倡清静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因此黄老道家曾经在西汉前期盛极一时。之后,汉武帝为了巩固大一统政治,采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才逐步地赢得了思想界的统治地位,成为官方哲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际意义就是要以儒学来代替黄老学的地位。黄老之学失去了官方的支持,而逐渐地成为官方儒学反对派手中的思想武器。这是儒道两家在汉代斗争的一面。然而在另一方面,两派的思想却更趋融合,更呈现出互补的特点。例如,西汉前期黄老学的代表著作《淮南子》一书,就大量地吸取了儒家、法家、阴阳家诸学派的思想,尤其是儒家的礼义仁爱学说。《淮南子》一方面继承和发挥了老子的宇宙生成论学说,把宇宙看成是一个由道演化出天地万物的过程,并对老子的无为学说做了新的诠释,认为无为并不是不干事,而是要“循理而为”;另一方面又大量地吸取了儒家的仁政礼治的思想,并把仁义当做治世的根本,把法制礼乐当做治人的工具。《淮南子·泛论训》说:“法制礼义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为治也。故仁以为经,义以为纪,此万世不更者也。”认为法制礼乐应当因时而变,仁义则是万世不可变的。“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淮南子·泛论训》)这种以仁义为经、利民为本的思想,显然是接受了儒家人本主义思想的结果。由此可见,在《淮南子》的这一道家著作中,儒家的仁义学说已经在其政治伦理学说中占有了主导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淮南子》一书是儒道互补的产物。这种儒道融合的思想倾向,不仅黄老道家是这样,就是最著名的儒学大师董仲舒的思想亦是如此。虽说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但他的儒学思想并不拒绝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董氏儒学不仅继承了先秦的儒家思想,而且也吸取了道、法、阴阳诸家学说。尤其是他的阴阳刑德思想,明显是直接从黄老帛书《十六经》中吸取而来的。例如董仲舒讲“阳为天之德,阴为天之刑”“任德而不任刑”等思想,皆出于《十六经》。在《十六经》中,早就有了“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先德而后刑以养生。……凡谌(戡)之极,在刑与德,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当”的思想。至于汉代最大的哲学家王充的哲学思想,更明显地表现出基本上是儒道两家思想相结合的产物。王充在自然观上坚持了黄老道家的自然主义思想,提出了元气自然说,认为“自然”即是无意志、无目的、“无欲、无为、无事者也”,天地则是含气之自然。王充批评了俗儒所宣扬的“天地故生人”的神学目的论思想,继承与发挥了道家的天道自然无为学说。然而王充在社会政治观上,却主要是儒家的礼义治国的思想。他说:“国之所以存者,礼义也。民无礼义,倾国危主。”(《论衡·非韩》)他把“礼义”当做治国的根本。在王充思想中,一方面为了批判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谶纬迷信思想,坚持了元气自然与天道无为说,并把这一学说贯彻到政治领域,提出了偶然论与时命论等思想,认为人的吉凶祸福乃至国家的存亡安危,皆是在于时运或偶然遭遇,即所谓“适偶之数”而已。而另一方面又强调了儒家的礼义治国的重要性,提出“志在修德,务在立化”,十分重视道德教化对治理国家的作用。由此可见,王充虽把儒道两家思想吸收进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但这一体系是矛盾的,儒道两家思想并没有真正建构成一个统一的思想整体。真正能把儒道两家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应推魏晋玄学。

  魏晋时期 为玄学风行时期。玄学(见经学与玄学)就是儒道有机地结合的产物。玄学以研讨三玄(《老》《庄》《周易》)而著称,同时还研究儒家典籍《论语》(如何晏作《论语集解》、王弼作《论语释疑》、郭象作《论语体略》)等,可见玄学是儒道兼综的,并把儒道两者的关系问题,作为它的一个根本问题来加以探究。在魏晋玄学中,儒道关系问题,一般被称之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所谓名教,即是指儒家所倡导的以“正名定分”(确定名位和应守的职分)为主要内容的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礼教。所谓自然,即是指道家的宇宙论学说,其核心就是宇宙本原——“道”的思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与道家的宇宙论学说两者之问的关系。在玄学中对于这一关系的看法上,大致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名教出于自然说,二是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说,三是以向秀、郭象为代表的名教即是自然说(或称之为名教自然合一说)。第一与第三种学说都主张名教与自然统一说。何晏、王弼认为,名教是自然(宇宙本体“道”)的表现,两者之间是末与本、用与体的关系,是统一而不可分离的,以此王弼提出了崇本(本即自然)举末(末指名教等)的思想。向秀、郭象则认为,名教即是自然,儒道是合一的,遵循着名分等级办事,也就是满足了自然性分的需要,所以名教自然是合二而一的。何晏、王弼与向秀、郭象的玄学是魏晋玄学思潮中的主流派。至于嵇康、阮籍的思想则与主流派思想不同,认为名教与自然是矛盾对立的,顺应自然就不能遵循名教,为此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带有反儒家礼教思想的倾向。

  南北朝至明清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道家思想为道教思想所继承。道家思想成为道教的基本理论。道家、道教合二为一。人们一般以释老(或佛老)并提,把老子当做道教的教祖。儒道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为儒家与道教之问的关系。道教产生于东汉末年,成熟于南北朝时期。鼎盛于唐宋,衰落于明清朝。道教讲的是神仙学说,而它的理论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主要是儒道两者思想相结合的产物。道教哲学主要来源于老子道家思想,其政治伦理学说则更多地是继承了儒家的仁爱、忠孝等思想。道教思想(如陈搏的《无极图》《先天图》等)后经邵雍、周敦颐等人的推演,又对宋明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道教和儒家在历史上又有着密切的关系,是程朱理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见儒学与道教。

编辑:李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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