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关于古籍审校的相关话题，引发关注和热议。

有博主指出，上海古籍出版社“国学典藏”系列《西厢记》中，存在多处错误，只粗读一遍就找出了300多处。无独有偶，中华书局出版的《世说新语（中学生版）》也被指出有30多处错误。

事件发生后，相关出版社立即下架问题图书，但暴露出古籍编校审核机制严重缺位的问题，令人诧异、值得深思。

一位博主发视频吐槽，《西厢记》短短的两页“前言”一共出现了至少5个标点错误、8个病句、2个断句错误、3个文字内容错误。

一

古籍出版肩负着传承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的重任，承担着精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一字之差可能导致文义谬以千里，一个标点的错置可能改变历史语境。因此，当专业机构出版的古籍读物因编校质量“沦陷”，不仅损害出版社的信誉，更可能侵蚀文化传承的根基。

一位从事文学史料研究的学者直言“错得有点离谱”；退休老编辑更是痛心疾首：“这些错误不存在学问高低的问题，而是责任心的问题。印了11次仍未发现，真是匪夷所思。”按照《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图书编校差错率超过万分之一即为不合格产品，而这两本书的错误率早已远超标准，却能顺利出版、多次加印，令人担忧。

“三轻三重”背后的本末倒置。在传统文化热潮之下，古籍出版如火如荼。但是，一些出版社存在“三轻三重”的乱象：轻学术研究而重市场效益，轻编校质量而重出版速度，轻专业传承而重跟风炒作。比如，有的一个月赶制数本“经典解读”；有的依赖OCR技术（一种将图像中的文字自动转换为可编辑文本的技术）却忽视人工校验；更有甚者直接拼凑网络资源。为了快速出版，置内容质量于不顾，若大批流入市场，非但不能传承经典，反而可能误人子弟。

“不校而刊”背后的短视逻辑。古籍经典通过新的装帧、新的编校走向新一代读者，本无可厚非。然而，一些出版社把“再版”等同于复制粘贴，在编校力量不足、专业水平欠缺的情况下“拿过来就印”，导致一些内容粗糙、校对马虎的书籍走向市场。比如，此次“翻车”的《西厢记》，带着大量“显眼包”般的错误重印了11次之多，折射出的正是“拼速度、重利润”的短视行为，闹出笑话也只是时间问题。

二

经典古籍出版，历来有“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之说，确非易事。这正说明古籍审校需要一种近乎偏执的严谨态度。清代学者戴震校勘《水经注》，逐字比对数十种版本；近代学者顾颉刚主持“二十四史”点校，集合众多名家反复打磨；钱锺书先生为《管锥编》校勘，字斟句酌直至付印前仍在修改……前人的种种做法都说明，古籍审校当慎之又慎。

在浅阅读、碎片化信息盛行的今天，仍有这么多读者愿意沉下心来读古籍，较真地指出里面的错误，这是出版行业的幸事。这意味着，人们重视文化的准确性，愿意为文化传承“较真”。读者的“火眼金睛”不是在刁难找茬，而是在充当文化传承的“质检员”。他们严谨纠错，不仅能倒逼出版社重视图书质量，更能提醒整个行业：经典不容轻慢，读者不容欺骗。

值得肯定的是，两家出版社在事发后都迅速作出了回应：上海古籍出版社通知经销商全面下架问题《西厢记》，完成质检报告并致歉；中华书局也对《世说新语（中学生版）》启动下架处理。但道歉和下架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行业层面的深刻反思和长效整改。

三

古籍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古籍出版者是“文化摆渡人”，手中握着的不仅是油墨与纸张，更是文化传承的重任。别让“经典”变“经典错误”，从业者们需补好“匠心课”。当下，传统文化持续升温，但普及绝不等于降低专业标准。出版社面对“热市场”更要坐住“冷板凳”，考量经济效益的同时更要注重社会效益。

筑牢“经典永流传”的防线和底线。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为做好新时代古籍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唯有质量过硬的古籍读物，才能够代表值得传承的国学经典。在此背景下，监管部门更需牢固树立“质量防火墙”，坚决破除浮躁、草率的审校风气。比如，完善图书质量检查体系，将古籍审校纳入出版单位信用评价，对多次出错者实施行业禁入；建立长效激励机制，让潜心古籍整理的学者和编辑获得应有的尊重与回报；探索构建“编校质量终身负责制”，鼓励读者发现、举报相关问题，让每个环节的参与者都成为把关者。

发挥“人力与技术”的特长和优势。人工智能的优势在速度，而人的优势在精确和创造性，通过人机协同、人机互补，可以大幅提高古籍整理出版的效率和质量。比如，在一些古籍网站上，页面左侧是破碎泛黄的书页影像，右侧滚动着经AI（人工智能）识别的文字。AI还能自动识别古籍页面的版式分布、图片信息，并对字迹进行分栏，为整理工作提高效率。此外还有一些网站上，《论语》《孟子》等常见古籍的文本和古籍原本影像不仅可以左右对照，还有文白对照的注疏和翻译可以阅读、检索。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经过人工智能处理的古籍文本准确率已经很高，但依然需要人工核校。特别是一些异体字、冷僻字，以及特殊格式的古籍，更是离不开专业古籍工作者的核校。而高质量、学术性的古籍整理工作，依然需要学者、编辑长期不懈的努力，难以完全被技术所替代。

当读者翻开古籍经典，期待的是与先贤智慧的相遇，而不是在接二连三的错误中迷失方向。古籍出版唯有守住学术严谨的底线，秉持慎之又慎的态度，方能让每一部国学典藏名副其实，让每一位读者开卷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