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柏啸虎教授（Brian Bruya，东密歇根大学）、李文文博士（山东大学）

采访者：中国孔子网“汉学中西问”专栏

主题：《孔子家语》首次完整英译的翻译历程、跨文化策略与儒学国际传播

采访背景:2026年初，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由美国东密歇根大学教授柏啸虎与山东大学博士李文文联合翻译、撰写的《孔子家语》英译全本及其哲学提要，全名为Dialogues of Confucius: The Complete Text of the Kongzi jia yu, Translated with a Philosophical Introduction, Background, and Commentary。全书各篇章均以中文原文与英译对照，导论部分特设哲学概念释义，书末更附六百余条词解，重现孔子时代的文化语境。这是该部长期蒙受“伪书”争议的重要儒家典籍在全球范围内首次以完整英译本的形式问世。

在中国学术史上，《孔子家语》的真伪问题备受争议。然而，近数十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的发现与学术研究的重估，这部典籍的真实性得到越来越多证据的支持，其作为《论语》重要辅翼的价值被重新发掘。

柏啸虎与李文文译本甫一问世，便引起国内外学界与媒体的广泛关注，并获得多位权威学者的高度评价。

孔子研究专家、山东大学特聘教授杨朝明指出：“《孔子家语》与《论语》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是准确、全面、系统认识孔子与儒学的必读典籍。此次英译为世界读懂‘学术的中国、思想的中国’搭建了重要桥梁，功劳卓著。”杨朝明教授长期致力于《孔子家语》研究，其学术判断为这部译作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学基础与思想史坐标。

中西比较哲学家、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安乐哲（Roger T.Ames）评价道：“该著作的问世将推动学界重新审视孔子‘其人其学’的文献依据。作者构建的严谨论证与关键哲学术语对照表，为古典儒学研究开辟了新颖而深富活力的路径，使这部此前未被充分发掘的文献成为孔子思想研究的新资源，为后世研究这位中国伟大哲学家的生平与思想提供新的延伸与支撑。”安乐哲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哲学经典的英译与跨文化阐释，其评价代表了国际比较哲学界对这一译本的高度认可。

英文世界媒体亦给予热烈回应。《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LiterarySupplement）刊发了著名政治理论家、香港大学讲席教授贝淡宁（Daniel A. Bell）的书评——《以身作则：一部“卓越”的〈孔子家语〉新译本》。贝淡宁指出，“如今我们对《孔子家语》真实性的信心程度，已与《论语》相当”“柏啸虎与李文文的精彩译作，将这部思想史瑰宝引入英语世界。进而，我们对孔子的生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更加清楚《论语》中某些晦涩引文的语境背景。尤为可贵的是，译文提出了诸多新论点，为丰富而复杂的儒家传统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香港地区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期刊《南华早报》专栏作家Alex Lo指出，该译本“依托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势必长期成为英语世界的权威定本”。

在此背景下，中国孔子网“汉学中西问”专栏特邀请两位学者，围绕这部译作的诞生过程、跨文化翻译策略及儒学国际传播的现状与未来，展开深度对话。

2024年5月25日至6月1日，第12届东西方哲学家大会在美国夏威夷州首府檀香山举办

问：二位最初是如何相识并决定合作翻译《孔子家语》的？

李文文博士：我们的相识充满了“因缘际会”。第一次见面是2017年在孔子研究院（曲阜），当时柏啸虎教授前来拜访杨朝明老师，我参与了接待事宜。后来发生了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我出差去河南淮阳讲课，刚讲完不久就接到柏教授的电话，说他正好也在淮阳，住在我授课的那家酒店。淮阳，正是当年孔子“陈蔡绝粮”的地方，是孔子行道最为艰难之处。我们就在那里相约翻译《孔子家语》。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种天意：孔子当年在这里遭遇困顿，如今却让我们在这里立下向世界传播孔子思想的誓愿。

柏啸虎教授：是的，那次相遇确实很巧。我那时刚开始第二次沿着孔子当年的路线“周游列国”。这次出发前经友人介绍结识了杨朝明教授，并由他引荐了李文文，那时她正在孔子研究院儒学会馆担任孔子儒学的授课事宜。我们初次见面就很投缘。后来在淮阳，我一进酒店大堂就看到一个宣传板，上面写着李文文在这里讲课。我马上打电话给她，我们就这样再次相遇，在伏羲庙前的龙湖畔聊了很久，决定一起翻译《孔子家语》。

问：柏教授，您的学术始于西方哲学，后来为何转向中国哲学？这一转型对翻译《孔子家语》有何影响？

柏啸虎教授：我第一次接触哲学是在高中，当时读了存在主义者的作品。虽然我很欣赏他们冷静应对生活挑战的态度，但这些作品也让我感到有些心冷。后来，我开始自学印度、中国和日本哲学的入门读物，并发现了更加积极的人生态度，尤其是在中国哲学——特别是道家和禅宗中。

上大学后，我通过几门课程系统地学习了亚洲哲学，并对其愈发欣赏，尤其是中国哲学，因为当时我正好也在学习中文。对我而言，中国哲学拥有其他哲学体系所缺乏的特质：它将理论推演与实际应用结合在了一起。

例如，在阅读存在主义文学时，我总会不禁自问：“这些人的家人在哪儿？”书中的人物仿佛凭空出现，从不提及，不用说去看望家人，也不反思自己的成长背景。相比之下，在中国思想中——尤其是儒家思想——家庭和教育始终处于核心地位。这也是我觉得《孔子家语》如此有价值的原因之一。它不仅讨论家庭，还探讨了整个社会的各种关系，而这些关系都应以“亲”为特征。

问：柏教授，您第一次翻译中国经典是怎样的机缘？

柏啸虎教授：那是1990年。我在台湾学习中文期间，看到台北故宫博物院招聘翻译人员的广告，便应聘入职。工作之余，由于住处偏远、没有电视和电话，我决定自己找书翻译。在书店看到蔡志忠的《庄子说》，便一边学习一边翻译。翻译完成后，我主动联系出版社和蔡志忠本人，最终促成了其在美国的出版。那段经历让我明白：机会往往留给有准备的人。你先把事情做出来，机会就来了。后来我以同样的方式，一个礼拜翻译一本的初稿，完成了蔡志忠多部国学漫画的英译工作。

问：面对《孔子家语》这部无前人全译本可参照的情况，二位如何建立翻译框架？

柏啸虎教授：我总结出一套五步翻译法。第一步是初稿，不求逐字精准，而是把握大意，快速完成。第二步是中文定稿，逐字逐句对照不同的中文版本，分析各家解释，辨明文意。第三步是英文润色，使英文表达自然流畅，避免“翻译腔”。第四步是中英对照调整，防止过度偏重中文或英文，确保不偏离原意。第五步是最终修改与润色。这个方法借鉴了我早年翻译蔡志忠漫画时的高效工作模式。

李文文博士：柏教授提出的“五步法”是我们的工作基石。但在具体执行中，我们会不断校准。比如在中文定稿阶段，我们会查阅多个版本，包括出土文献的相关研究成果，确保我们理解的是最可靠的文本。在英文润色阶段，柏教授会从读者的角度反复推敲每一个句子。我们也会互相挑战：我会问他，你这样翻译会不会让读者误解？他会问我，你这样的解释有没有文本依据？这种紧张而健康的合作关系，保证了译本的学术质量。

问：二位如何看待《孔子家语》的真伪问题？

柏啸虎教授：最初我并未预设立场，只是将其视为一个有趣的项目。翻译到一半时，我开始觉得这部书非同寻常。在撰写前言时，我系统研究了欧洲学者的相关理论，并结合杨朝明等学者研究成果，以及出土文献的相关证据，最终确信《孔子家语》并非后世伪造，而是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儒家典籍。

李文文博士：作为儒学研究者，我一开始就接受杨朝明老师的观点，认同《孔子家语》的早期来源。同时，柏教授的审慎态度也更让我受益——我们逐条检验每一个证据，而不是简单接受权威说法。这个过程让我们的译本更加扎实。

问：与《论语》相比，二位认为《孔子家语》的特点和价值是什么？

柏啸虎教授：《论语》言简意赅，许多核心概念如“仁”“义”“中”“恕”出现多次却未给出明确定义，读者需要借助大量注释才能理解。而《孔子家语》篇幅更长、片段更完整，内容更为丰富，不仅有助于理解儒家道德观，还涉及教学、政治等更多层面。我特别注意到“亲”这一概念在《论语》中很少出现，但在《孔子家语》中却是核心概念之一。出土文献也证实了当时“亲”的思想确已流行，这恰恰证明了《孔子家语》的学术价值。

李文文博士：我想补充一点。《孔子家语》最大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大量对话的完整语境。在《论语》中，我们经常看到孔子说一句话，但不知道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孔子家语》则记录了对话的背景、提问者、孔子的完整回应。这对于理解孔子思想的原貌至关重要。有些学者因为《孔子家语》比《论语》更“完整”就怀疑它的真实性，这个逻辑其实是颠倒的——更完整的记录，恰恰可能更接近历史的原貌。

2008年，第三届东亚中国经典注释传统论坛，两位学者作《孔子家语》的价值与翻译问题主题演讲

问：如何处理“孝”“仁”“君子”等缺乏西方认知基础的概念？

柏啸虎教授：我们采取了审慎的策略：不翻译。具体做法是：在书的前言之哲学提要中，对这些概念进行系统解释，并列举大量语境中的用例。读者通过反复接触上下文，逐渐理解这些词的含义。如果直接译成英文单词，会不可避免地带入西方哲学的“预设立场”，反而遮蔽中国哲学的本意。就像希腊哲学中的“idea”这个词，要真正理解它，就必须愿意接触原文概念。同理，要理解中国哲学，读者也需要跨越语言障碍。

李文文博士：这个决定看似简单，其中内涵着一个个典型的跨文化合作场景：我作为中国人更清楚什么“不能丢”，他作为美国人更清楚什么“读不懂”，两者的结合更利于找到最佳方案。

问：翻译过程中是否遇到过“不可译”的困境？

柏啸虎教授：几乎每天都会遇到。我的处理方式是：如果某个英文单词会让读者产生错误联想，就采用脚注加以说明；如果该词反复出现，则在书前统一解释，不再逐次翻译。好的翻译必须站在读者的角度，设身处地思考读者会联想到什么，避免误解。

李文文博士：我印象最深的是“礼”这个字的翻译。它既是礼仪、又是制度、又是行为规范、又是内在修养，一个英文词根本无法覆盖。我们最后决定保留li，在前言中用整整4页来解释。相对于翻译一个词，我们的做法，更似在向西方人传播教授一个中国概念。

问：学术翻译与漫画翻译有何本质区别？

柏啸虎教授：二者的本质目标一致——都是传播中国哲学，但方法完全不同。学术翻译可以通过前言、脚注、术语表等方式提供充分解释；而漫画读者希望“一看就懂”，如果看不懂就会放弃阅读。因此，漫画翻译必须更加简洁直观。但不能简单地将读者群体截然分开——一个对漫画感兴趣的聪明读者，可能进一步阅读学术译本。我当初学习中国哲学，也正是从通俗读物开始的。

有学者批评我的《易经》漫画译本“只是为了赚钱”，其实我从中的收入微乎其微，这更像是一种义务。把中国哲学简化到一般人可以接触的程度，就是帮助西方读者找到“入门之径”。至于读者能走多远，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努力。

李文文博士：柏教授说的这一点我非常认同。我在国内也做经典普及工作，经常遇到一种偏见：认为“通俗”就是“肤浅”。其实恰恰相反，把深刻的道理讲得通俗易懂，需要更高深的功力。孔子当年教学，何尝不是用最生活化的语言讲最深刻的道理？杨朝明老师常说“登峰”与“落地”并持——登峰，呈现的是学术的高度；落地，体现出传播的温度，两者缺一不可。

2026年4月，美国葛底斯堡学院，参加美国中西部中国思想学术研讨会第20届年会，并宣读论文

问：杨朝明教授评价二位的译作为“世界读懂学术的中国、思想的中国”搭建了重要桥梁。二位认为当前中国哲学走向世界，最需要突破的瓶颈是什么？

柏啸虎教授：最大的瓶颈是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陌生感。这种陌生导致缺乏好奇心。要突破这一瓶颈，需要先通过简短、简化、有趣的内容激发兴趣，为读者提供入门的基础。

另外，我认为由当代人、尤其是与读者文化背景相近的人来解释经典，效果更好。这并非因为谁更“懂”中国哲学，而是因为彼此的认知背景更接近。中国人更适合向中国读者解释孔子，而美国学者更适合向美国读者解释孔子。

李文文博士：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经典被翻译出去了，但未必被理解、被讨论。很多西方读者拿到一本中国哲学译本，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我们在这本译作中花了大量精力撰写前言、哲学提要和600多个术语词条，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仅靠一本书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导读性著作、更多的课程、更多的学术对话，让经典真正“活”在异文化中。

问：在美国大学的教学实践中，美国学生对中国哲学的接受度如何？

柏啸虎教授：我在东密歇根大学开设了多门相关课程，包括亚洲哲学导论、中国早期哲学、比较哲学，以及专门以《孔子家语》为专题的研究生课程。在教学方法上，我强调站在学生的角度。对低年级学生，先引导他们区分“阅读文学”与“阅读哲学”的方法差异；对有一定基础的学生，则引导他们理解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重论证的传统。许多美国学生有基督教背景，我会引导他们比较中国哲学概念与基督教概念的异同。我特别提醒学生：不要因为英文译本中出现了熟悉的词，就误以为其含义与西方哲学中的对应概念相同。

问：当前中国哲学海外传播存在“经典译介多、当代阐释少”的现象，二位认为如何构建“传统典籍+当代解读”的传播链条，让中国哲学既能“溯本”又能“开新”？

柏啸虎教授：像唐君毅等现当代学者的中国哲学相关著作，是在特定时代，为特定读者而写的，并非为当代美国人或西方作者而作。对于今天的西方读者而言，读一位距离自己很遥远的人对更遥远的经典的解读，只会更加困惑。

李文文博士：这个观察很敏锐。我认为原因有两方面：一是翻译经典本身已经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作，学者们投入多年精力完成一部译本后，难有余力再做系统性的当代阐释；二是当代阐释需要更高的创造性，不仅要懂古代，还要懂现代，不仅要懂中国，还要懂世界。这其实是一个更高的要求。但这条路必须走。我们翻译《孔子家语》，前言中的哲学术语导读、正文中的注释等内容，其实不只是为了让西方人知道孔子说过什么，更是为了引发这样一些思考：这些两千多年前的思想，对今天的人类困境有什么启示？这才是“学术的中国”走向世界的关键。

问：二位未来的研究或译介计划是什么？

柏啸虎教授：我有一个较为宏大的构想：建立一个面向全球开放的中国古典文献电子数据库，最好同时包含中文原典和英文翻译。目前虽有多个数据库，但各有不足：有的版本权威但功能欠佳，有的功能强大但版本不精，出土文献方面更是分散。可以组建一个由博士后组成的团队，从AI初步翻译开始，再由学者逐条修订，逐步建成一个兼具权威版本、良好功能和英文翻译的数据库，供全球读者免费使用。这对于帮助世界了解中国哲学具有重要意义。

李文文博士：我和柏教授都有继续合作的意愿。我个人对出土文献特别感兴趣，其中蕴含着大量刷新我们对早期中国思想认知的材料。这是一块亟待开垦的学术沃土。当然，这样的工作需要长期投入和多方支持。如果条件允许，我希望能够继续做下去，让更多被忽视的中国典籍走向世界。

问：最后，请二位各用一句话总结这次合作的意义。

柏啸虎教授：传承一个文化的遗产是每个人的责任。学者们固然处于最前沿，但学者也置身于一个广泛的教育环境之中，这个环境由期刊出版商、图书出版商、编辑、校对、设计师、制造商、发行商、图书馆、图书馆员、报纸、记者以及各级教育工作者共同组成。为了让过去的瑰宝不仅能够传承下去，而且能持续给人以启发，整个系统必须健全。

李文文博士：孔子当年在陈蔡绝粮之地立下志向，今天我们同样立下志向——让孔子的思想，穿越千载，跨越万水千山，走进每一个愿意倾听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