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古往今来，诸多彰显勇德的事迹广为流传，为世人所尊崇。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对“勇”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释，并将其纳入儒家核心道德范畴。在孔子的视野中，“勇”的培养与践行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以“礼”为规范，以“智”为指引，以“义”为导向，进而合乎中庸之道，契合“仁”的根本要求。孔子对“勇”的系统阐释，使“勇”从血气匹夫之勇升华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所传承，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基因和不竭动力。

一、孔子为何重视“勇”

在汉语体系中，“勇”有多重含义，作为形容词使用时，主要有勇敢、勇猛和果敢、决断两重意思。孔子非常重视“勇”，将其与“智”“仁”相提并论，视为君子的基本品质。他将“勇”作为“成人”的标准之一：“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下引《论语》只标注篇名）孔子之所以把“勇”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智仁勇”文化石

（一）勇是追求仁德、践行道义的保证

在孔子看来，追求仁德之路必定充满各种艰难险阻和挑战，这不仅仅需要百折不挠、坚持不懈、迎难而上的毅力，更需要有临危不惧、见义勇为乃至“见危授命”和“杀身成仁”的勇气。如果没有一种奋不顾身、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气是万万不能的，而这只有勇者才能做到，因为“勇者不惧”（《子罕》）。孔子弟子中，子路最好勇。孔子认为子路能不畏艰险困厄，矢志相随，与自己一同追求和践行仁义之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公冶长》）孔子最感到忧虑的事情之一就是人们对正义事业不能以身赴之：“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所以孔子倡导仁者看见合理、正义的事，就要勇于去做。“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对待正义的事情，不敢挺身而出，是怯懦和贪生怕死的表现。他强调，在仁义面前，无论面对什么艰难险阻，都应该勇于担当。唯有如此，才是真正的仁者。

孔子的这一思想为曾子所发扬，他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泰伯》）曾子认为，君子必须具备三大能力与品格：托孤之信、寄命之能和守节之志。而“勇”则为这三种能力与品格的践行提供了根本保障：受托辅佐幼主、守护遗命，需要不惧非议、不辞重负的勇气；执掌一国政令、面对治乱变局，需要敢作敢为、直面危难的勇气；生死攸关、危急存亡之际坚守道义，需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勇气。“勇”是敢担当、能坚守的精神底气，若无内在勇毅，托孤、寄命、守节皆无从践行，只是空言。是故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君子以仁为己任，在漫长的求仁道路上，必然会历经种种艰险、重重挫折，唯有具备勇毅果敢的品质，才能扛起重任、笃行致远。曾子的这番话表达了仁人志士以坚守和弘扬道义为己任，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坚定决心和为了道义不惜献身的决绝勇气。

（二）“勇”是为政所需的基本条件

常言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孔子虽主张行事审慎有度，但也反对过度谨慎、畏缩迟疑。他在《论语·泰伯》中言：“慎而无礼则葸。”意思是说，一味谨慎而不以礼来约束尺度，便会流于怯懦畏惧，遇事懦弱不前。孔子认为，为政不能患得患失，思虑过多，优柔寡断，特别是危急关头和千钧一发之际，需当机立断，否则会坐失良机，断送大局，轻则误事，重则误国。故他对季文子“三思而后行”的做法不以为然，认为“再思”即可。子路性格果断，为人忠信，做事雷厉风行。《论语·颜渊》中称“子路无宿诺”，意思是子路答应的事情不过夜，绝不拖延；《论语·公冶长》还记载“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孔子十分欣赏他这种立说立行、马上就办的性格。有一次，季康子问孔子，子路是否可以从政，孔子予以肯定：“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雍也》）在孔子看来，子路所具有的勇决且富有行动力的果敢品格，足以胜任政事。孔子曾感叹说：“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颜渊》）自古审理刑狱案件都要有原告和被告双方的陈述和供词才能断案，但子路仅凭“片言”就可以“折狱”，说明子路忠信刚直的端方品行令人信服，也体现了子路勇于担当、处事果决的品格。孔子对子路之勇的赞赏，体现了他对果敢坚毅品德的推崇。在孔子看来，为政者必须具备果断勇敢的勇德，方能推行仁政、匡扶正道，勇是为政不可或缺的品格支撑。

河南长垣子路雕像

二、何谓“君子之勇”

孔子所推崇的“勇”，并非血气之勇、匹夫之勇，而是以仁义为核心、以礼智为约束的君子之勇。

（一）“君子之勇”：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规范

孔子赞赏子路果敢笃行、勇于担当的品格，推崇“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大勇，反对“暴虎冯河”式的蛮勇。他认为，人除了有“勇”以外，还要辅以仁、义、礼、智等其他品质。孔子的这种思想体现在他对子路的两次评价中。

有一次，子路鼓瑟，瑟声含“北鄙杀伐之声”，不合《雅》《颂》的中和雅正之标准，与孔子提倡的“中正”礼乐精神相悖。（参见《说苑·修文》）故孔子听到后批评他说：“仲由的瑟声为何出自我的门下？”说子路“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先进》）。孔子对子路的这一批评点明了子路之勇的局限：子路的勇多源于其刚猛的天性，刚直有余，温润不足，缺乏仁德的深厚涵养与礼的内在节制，其德性修养尚未达到圆融纯粹的“入室”境界。

还有一次，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个弟子陪着孔子坐在一起，孔子让他们各言其志。子路率先发言：“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子路认为，一个在大国夹缝中生存且处于内忧外患状态的千乘之国，若由他治理，三年就可使百姓勇敢无畏，并且懂得礼义法度。孔子听后，“哂之”（《先进》）。曾皙问其故，孔子回答说，治国的根本在于“礼”，子路性格鲁莽，急于表现，且言语过于自负，毫不谦让，违背了“礼”的精神，是故“哂之”。在孔子看来，子路虽具备了勇的优点，但是礼的修养还不够，也没有掌握中庸之道，还达不到仁者的标准。

子路虽登治学为政之堂，却未入仁德精微之室，孔子对子路的这种评价集中反映了其“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宪问》）的思想。在孔子看来，勇是治国与修身的重要品质，可安民立事，但勇必须以仁为内核、以礼为规范。真正的圣贤之境，不唯有处事之勇、为政之才，更需内在仁德的深厚积淀。

山东泗水仲子庙“子路拜师”塑像

（二）血气匹夫之勇的弊端

孔子提倡君子之勇，反对血气之勇、匹夫之勇，认为这种无礼义规范、无智慧支撑、丧失仁之宗旨的勇会带来莫大危害。首先，勇而无礼，会扰乱纲纪。孔子言：“勇而无礼则乱。”（《泰伯》）礼是行为的尺度与规范，匹夫之勇刚猛躁进、不受礼制约束，肆意妄为，既违背人伦秩序，也搅乱社会法度，最终导致上下失序、是非颠倒。其次，勇而无义，则为乱为盗。孔子说：“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阳货》）勇若脱离道义约束，居上位者凭借勇力恣意妄为，易使国家政治昏乱；普通人恃勇逞强则劫掠偷盗，败坏社会风气，使勇沦为作恶的工具。最后，徒恃血气，轻身误事。孔子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述而》）孔子对于赤手空拳与老虎搏斗、以血气之勇徒步渡河的行为持否定态度。他认为这种勇仅凭一时意气，无智无谋、轻率冒进，轻则自身殒命，重则贻误大事，既不能担当重任，也无法真正解决危难。

在孔子看来，好勇的人往往鲁莽冲动，喜欢争强好胜，好勇斗狠。如果道德修养不够，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不懂得约束自己的行为，把握不好分寸，轻者害人害己，重者危害社会。因此，他常常规诫“好勇”的子路。子路刚直勇猛、急躁冒进，孔子对于他这种“行行如也”的性格十分担心：“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先进》）针对子路好勇过人的特点，孔子因材施教，反复规劝，以仁义礼智来约束子路的血气之勇，引导子路从匹夫之勇走向君子之勇：以“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的评价点拨子路，勇毅之外须深耕仁德，方能达到德行的圆满境界；以“君子义以为上”（《阳货》）警示子路，勇必须以道义为导向，无义之勇只会沦为作乱为盗的恶行，让勇走偏入邪；以“勇而无礼则乱”的观点强调以礼制勇，规劝子路用礼来节制好勇的天性，避免因刚猛无度、不守规矩而滋生祸乱，让勇合乎法度与分寸；以对“暴虎冯河”的否定，劝诫子路有勇更要有谋，遇事先谨慎谋划，而非仅凭意气轻率冒进。

三、勇：合乎礼智义而达仁的综合体

在孔子看来，“仁”“智”“勇”是三位一体、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真正值得提倡的“勇”，既不是争强、好胜、斗狠的“勇”，也不是匹夫之勇和一时之勇，更不是恃强凌弱、睚眦必报之勇，而应该是合乎社会道德规范的“勇”，智勇双全的“勇”，中庸之道的“勇”。

（一）“勇”须用“礼”来约束

孔子认为，勇敢而不讲究礼就会做事过分，莽撞作乱，扰乱社会的正常秩序。孔子反对那些不用礼约束自己行为的所谓“勇”者，主张用礼来规范“勇”，防止其偏离“中庸之道”。这个观点反映在他和子贡的一段对话中。

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君子也有厌恶的人和事吗？”孔子回答说：“有的。厌恶专门喜欢宣扬别人坏处的人，厌恶身居下位却毁谤上位的人，厌恶勇猛却不守礼法的人，厌恶行事果敢却顽固不通事理的人。”孔子又问子贡：“你也有厌恶的人和事吗？”子贡回答：“我厌恶窃取别人见解却自以为聪明的人，厌恶傲慢无礼却自以为勇敢的人，厌恶揭发攻击别人却自以为正直的人。”（参见《阳货》）两人的对答，实际上是对违背仁德的七类人的斥责，尤其表达了对无礼之勇的厌恶。孔子厌恶“勇而无礼”，认为勇猛而不守礼法，只会滋生混乱，破坏秩序；子贡厌恶“不孙以为勇”，认为把傲慢无礼当作勇敢，是对勇的扭曲和误解。师徒二人的对话体现了“勇”必须以礼为规范的勇德思想。

（二）“勇”要用“智”来指引

孔子认为，大智大勇、智勇双全才符合仁的标准。凡成大事者都头脑清醒，胸有谋略，志存高远，明断是非。有勇无谋是匹夫之勇，不仅不能成事，反而可能误事。这个观点主要反映在他与宰予关于“跳井求仁”的论述中。

有一次，宰予问孔子：“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宰予提的问题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不好回答。因为救助危亡之人，是仁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若见死不救则违背仁道；但跳井救人又会面临丢失自己性命的危险。面对这个两难问题，孔子回答说：“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雍也》）意思是说：君子可以前往救人，但不会贸然跳入险境而自陷于绝地。真正的仁者不仅仅要有救人之心，更要有救人之智。君子可以选择呼叫他人、使用工具等理性方式施救，而非以命换命。君子可能因善意而被合乎情理的言辞暂时蒙蔽，比如听信“井中有人”而去查看，但他不会被荒谬悖理的诡计彻底愚弄。君子要保有基本的判断力，不应盲目追随不合常理的指令。孔子借此告诫有勇无智者，要学会理性思维，做事不要莽撞冲动。他之所以赞赏“卞庄子之勇”（《宪问》），不仅仅是因为卞庄子能奋不顾身，英勇杀敌，更在于卞庄子能见机行事，不用蛮力，既能达到目的，又能规避风险。

《卞庄子刺虎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三）“勇”要以“义”为准则

孔子将“义”作为勇的重要标尺，认为脱离道义的勇只会沦为作乱行恶的工具，不仅无德，反而祸乱社会。

有一次，南宫适问孔子，为什么擅长射箭的后羿与能拖拽着巨船在陆地上行走的大力士奡，都没有得到善终；而勤谨政务、宽待百姓，且亲自耕作庄稼的夏禹和周人的祖先稷却得到了天下。孔子虽然没有直接回答南宫适的问题，但对南宫适能看到这个问题表示了赞赏，认为他既然能看到这两类人的不同，那就是领悟了“德行高于武力”的真意。所以孔子称赞南宫适崇尚道德，是个君子：“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宪问》）在孔子看来，只有符合道义的“勇”才是可贵的，才是值得肯定和发扬的。孔子赞赏子路拯溺受牛，就是因为其行为符合“义”的回报原则，能激励更多人见义勇为。孔子认为，君子固然需要具备“勇”的品德，但前提是要加强综合道德修养，做事符合道义标准。只有这样，才能把“勇”用在好的一面。也就是说，“勇”的培养和实践要基于道义，见“义”才能“勇”为。

结语

孔子所崇尚和主张的“勇”，不仅是指普通意义上的勇敢、勇猛和大胆无畏等，还有着丰富的伦理意蕴，是符合仁德规范的有礼之勇、有智之勇、有义之勇。在孔子的视野中，“勇”是一种和仁、义、礼、智等儒家核心思想紧密相联的高尚的道德品质和精神境界，代表着为了正义事业而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矢志不渝、坚毅不拔、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力量。“勇”的品质不仅是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和事业成功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国人民克服前进道路上一切困难，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保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孔子所倡导的“勇”精神，还将闪耀着时代光芒，发挥巨大作用。

（作者：孔德安，曲阜市图书馆馆长，二级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