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仅书法而言，无论是罗振玉、王国维对甲骨文、汉简、西域文字的研究，还是沈曾植将汉简章草与北朝碑刻所融合，还有李瑞清、曾熙的北碑实践以及沈尹默、白蕉、潘伯鹰的海派书法以及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等人都对后世书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时期的碑帖融合思想有其必然性，同时也是留给后世的一笔宝贵财富。

　　近期，中国美术学院硕士生导师张爱国带领其研究生进行了关于“民国时期的碑帖融合”话题的讨论。张爱国对帖和碑的优长进行了分析，他表示：“碑学”在技术上主要解决了篆、隶、楷书写大的问题，把书写大字的技术“关节”给打通了，例如伊秉绶、沈曾植都是把汉碑、魏碑写大。明代虽然没有碑学，但是碑学的原始积累已经有了：《曹全碑》、《张迁碑》，都是在明代被发现的；《礼器碑》、《史晨碑》、《夏承碑》、《衡方碑》、《华山碑》、《张猛龙碑》等都有明拓本传世。碑的特点是雄浑、苍劲，它在审美上，是对帖学的丰富，帖的东西再好，看多看久了也会使人感到厌倦。

　　还要强调一点，“碑学”的兴起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帖学”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从明末清初碑学萌芽的角度看，“碑”跟“帖”只是书法艺术中的两种审美风格趋向，只要有益于创作，都可以为我所用。徐渭、张瑞图他们已经行“碑学”之实了，只是概念上的“碑学”还没有提出来。到了于右任、潘天寿、林散之、沙孟海、来楚生这一辈人，他们把“碑”与“帖”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看清了、理顺了，进而走向碑帖融合。现在人写书法也是这样，王羲之、苏东坡的帖和《张迁碑》、《张猛龙碑》等碑都需要学习。

　　下面摘录部分同学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话题进行的发散性阐述，仅代表其一家之言，欢迎大家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