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儒墨丹青 >传承研究

晚明书法风尚: 性灵活泼毫锋上

2019-04-04 18:35:00  作者:  来源:美术报

  翰墨之事,要以薄功利为先,才可能见真胸襟得真性情,要有清心寡欲的人格修养,是性情、修养、功力的集中体现,这是因为“性灵”为人的性情禀赋在诱发条件下的心灵释放及其天才的物化。当然,在强调“性灵”的同时,不要忽略艺术才能与艺术风格表达,是由艺术家文化修养统照下的技巧来实现的。

  明代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期,尤其是在中叶至晚明,各种激烈冲突的学说立论、辨析诘难与流派蜂起蔚为大观。晚明更是在文艺思想、书法理论与创作上出现了一股强烈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潮。王镇远《中国书法理论史》中曰:

  随着晚明市民经济的发展,思想界受王学的影响而日趋解放,在文艺上便出现了一股追求个性、反对赝古的思潮,文学批评上由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的公安派首标“性灵”说。袁宏道《叙小修诗》说袁中道之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性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至,令人夺魂。”可见其性灵说之内涵,便在于摆脱陈式之樊篱,反对虚伪矫饰,主张抒写真实的情感。与此相应,在书法理论中便出现了李日华的“性灵”说……

  明代的历史分期在相关文学史、美术史、书法史的不同著作中各不相同,有的甚至相差甚远。如徐渭,王镇远《中国书法理论史》列在明“前中期”,而黄惇《中国书法史·元明卷》列在“晚明”。我认为明代的277年(大多数著作标明代为276年乃计算方法不当)若分为早(前)、中、晚(后)三期,可将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至明英宗朱祁镇天顺八年(1368—1464)的97年为早(前)期。将明宪宗朱见深成化元年至明世宗朱厚熜嘉靖四十五年(1465—1566)的102年为中期。将明穆宗朱载厚隆庆元年至明毅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1567—1644)的78年为晚(后)期。这样,与晚明书风变革关系密切的徐渭(1521—1593)、赵宧光(1559—1625)、袁宗道(1560—1600)、李日华(1565—1635)、袁宏道(1568—1610)、张瑞图(1570—1641)、袁中道(1575—1630)、黄道周(1585—1646)、王铎(1592—1652)、倪元璐(1593—1644)等人则纳入到一个变革体系中来了,从理论立说到创作实践中的自我表现上,清晰地显现了书法由文人士大夫的审美取向向市井大众的审美趋向转型的脉络。

  徐渭因其人生际遇的坎坷,与时代格格不入,在文艺思想上,力倡通俗艺术,不惜与市井细民为伍,从民间俗文化中汲取创作灵感。他甚至强调戏曲等文艺作品“越俗,越家常越警醒。……点铁成金者,越俗越雅,越淡薄越滋味,越不扭捏动人越自动人。”他在《玄抄类稿序说》中曰:“自执笔至书功,……心为上,手次之,目口末矣。”徐渭主张书为抒情而作:“凡临摹直寄兴耳,铢而较,寸而合,岂真我面目哉?”尝自称: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袁宏道称徐渭书法:“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在王雅宜、文征明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

  以俗为雅在赵宧光那里也得到发挥,他在《寒山帚谈》中说:“无意而得处,不可认为村鄙。自然而成处,不可认为粗俗。抑扬顿挫处不可认为脱误,散诞不羁处,不可认作野狐。此皆神逸妙用,顾其人如何,其造诣如何,其作用究竟如何,未可以一笔一字定其功过也。”他甚至主张“宁恶毋庸”。徐渭、赵宧光等人的书法,尤其是草书的荒率粗放、纵横争折,看似恣肆跌宕,往往见其鼓努为力、故作惊人之笔的机心,遂不免于“性情乖戾”,而流于粗俗。当代书坛的某些“明清调”草书,大致导源于此,多是以狂怪充大气,以粗俗充质朴,以荒率充天真,以恣纵为性情,遂流于恶俗。

  晚明的学术思想活跃与市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有关,在哲学上批判、发展了宋明理学,尤其是王阳明心学的影响很大,其流派传播深远。在文艺上,俗文学的兴起推动了个性解放与重感性、尊重主体情感的新思潮。文学批评中,公安三袁的出现便是时代的产物,袁宏道揭橥“性灵”之说,在《叙小修诗》中评袁中道的诗曰:“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性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至,令人夺魂。”“不拘格套”、“兴与境会”是“独抒性灵”的内外条件,这样,真情感、真性情才能胸无阻隔而自然流出。

  在这理论旗帜下,与之相呼应的书法理论“性灵说”倡导则当属李日华,他在《紫桃轩又缀》中曰:“歙友东篱尘者,耽嗜书法。终日挥洒,遇不得意则痛饮烂醉,人不得谁何之也。余书联语贻之云:性灵活泼毫锋上,世界沉埋酒瓮中。”“性灵活泼毫锋上”真乃画龙点睛之笔。“终日挥洒”可见其痴迷,“遇不得意”时则痛饮烂醉,活脱脱的颠张醉素。在《紫桃轩杂缀》中说:“写数字,必须萧散神情,吸取清和之气,在于笔端。令挥则景风,洒则甘雨,引则飞泉直下,郁则怒松盘纠,乍疾乍徐,忽舒忽卷,按之无一笔不出古人,统之亹(wěi)亹自行胸臆,斯为翰墨林中有少分相应处也。”“萧散神情”、“自行胸臆”的书写状态,是书家“独抒性灵”之境。在《竹嬾画賸》中又说:“士人外形骸,而以性天为适。斥膻酪,而以茗泉为味;寡田宅,而以图书为富;远姬侍,而以松石为玩;薄功利,而以翰墨为能。即无钟鼎建树,亦自可千秋不朽,下神仙一等人也。”翰墨之事,要以薄功利为先,才可能见真胸襟得真性情,要有清心寡欲的人格修养,是性情、修养、功力的集中体现,这是因为“性灵”为人的性情禀赋在诱发条件下的心灵释放及其天才的物化。当然,在强调“性灵”的同时,不要忽略艺术才能与艺术风格表达是由艺术家文化修养统照下的技巧来实现的。

  李日华于书法主性灵说,但并未排斥书家的道德修养,而这是他高出一些时人的地方。他在《竹嬾续画賸》中亦说:“读书以胸次为主,不妨以烟云村麓胜妙之气,一荡其灵府也。”他曾多次说过士人于技艺之事“多一不如少一”,这是因为一旦为技艺所累,“不惟受役兼亦损品”。“受役兼亦损品”的原因在习艺“杂而不精”,而于“书法则勖而勉之”同时亦强调“书道断在神骨,未可以功力意态取也。”李日华书论于性灵说远未展开,但其将性灵说引入书论却功不可没。

 

 

责任编辑:张晓芮
文章、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