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老身边的“恶老太”
济南山大南路27号 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250100
蔡德贵
1、“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
季羡林先生是我国当代兼容百家、学贯中外的学界泰斗，其道德文章、学品人品是国内外学人所称道的。他从一个农民之子成长为一个学界泰斗的经历，给无数学子以极大的鼓励。他身上有一种奇特的吸引力，既有学识的吸引力，也有人格的吸引力。
季羡林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范文澜先生誉为“国宝”。近年来饶宗颐先生说他是“博大长者”。他学富五车，涉及的领域包括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翻译学、哲学、教育学等多方面，所通语言近十种，其中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几乎是绝学，其学术著作在文化交流、佛教、语言学、糖史等方面均成一家之言，有传世之作，所出版的散文则平实质朴，充满了真情实感，拥有众多读者，一版再版。多年来季羡林先生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人物，也成为年轻学人热爱的老一辈学者。季羡林先生为什么会取得这么多杰出的成绩？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季羡林先生？除了他个人的内在因素，是否外在的环境在他成才的过程中也起了重要作用？年轻人对这些问题非常感兴趣。
在一个人的一生中，要受到各种各样人物的影响。一个学术大师的成长更是要受到各方面的影响，其中师友的影响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在泰斗一级的学术大师的身上也是适用的。季羡林说过：他需要老朋友，需要素心人，他的为数不多的朋友，都是“一些素心人”，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朋友，当然没有酒肉朋友。陶渊明的诗“闻多素心人，乐于数晨夕”，正是他追求的。他自谦地说自己朋友不多，其实他有无数朋友，每天去拜访他的人要排队、预约。在季羡林的一生中，对他起过关键和帮助作用的师友也有不少。季羡林先生本人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的长篇回忆文章中说：“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语言中，只有汉文把‘恩’与‘师’紧密地嵌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名词。这只能解释为中国人最懂得报师恩，为其他民族所望尘莫及的。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机遇，就是我一生碰到了六位对我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师。我不一定都听过他们的课，但是，只读他们的书也是一种教导。”这六位恩师季羡林指出的是陈寅恪先生、瓦尔德施密特先生、西克先生、胡适之先生、傅斯年先生、汤用彤先生。事实上，对季羡林起过重大影响的恩师远不止这六位。在他的成才之路上，有哪些人对他发生过影响？这是很多人想知道的。作者在写作《季羡林传》的时候，已经涉及到他的一些师友对他成才的影响。但是那是一部学术著作，无法挖掘深层的背景。所以以对他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师友为主线，写一些东西，对当代青年学子的成才是有吸引力的。
季羡林先生是山东大学校友，他自己说真正开始用功，是在山东大学附属中学。因此，季羡林先生是北大的骄傲，是清华的骄傲，也是山大的骄傲。在这些学校里，季羡林的老师给他的影响是关键性的。而他到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又受到德国一些老师的影响。正是由于所有这些恩师的培养和影响，造就了季羡林，成就了一个学术大师。在季羡林的成才之路上，师友的作用大矣。
《周敦颐集·通书·师友上》有言“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至难得者
人，人而至难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求人至难得者有于身，非师友，则不可得也已”。《师友下》有言：“先觉觉后觉，暗者求于明，而师道立矣。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廷正而天下治矣。”“道义者，身有之，则贵且尊。人生而蒙，长无师友则愚。是道义由师友有之，而得贵且尊，其义不亦重乎！其聚不亦乐乎！”柳宗元更认为所谓师生关系可以成为一种朋友关系；提出：“交以为师”的主张，即以师为友，以友为师；师友并称，将师生关系转变为师友关系（《柳河东集》卷十九《师友箴》）。宋代妙喜普觉、竹庵士珪二禅师于江西云门寺所辑录的《禅林宝训》有：“父母养汝身，师友成汝志”。苏轼则说：“称人之善，必本乎其父兄师友，厚之至也。”（《论语说》，引自朱熹《论语集注·公冶长》）一个人是否博学，与师友的交往有很大的关系，对此朱熹在《中庸或问》一书中阐明得很清楚。他说：“学之博然后有以备事物之理，故能参伍之以得。所而有问，问之审然后有以尽师友之情，故能反复之发其端而可思。思之谨则精而不杂，故能自有所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则断而不差，故能无所疑惑而可以见于行。” 钱塘瞿存斋公（瞿佑）著《归田诗话》三卷，述其师友之言论，宦游四方之习闻，而有关于诗道者，他自己认为时加披览，如见师友，聆其训诲之勤，而受其劝勉之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推出蒋英豪编著的《黄遵宪师友记》，是一本对黄遵宪研究者以及近代史、近代文学研究者都实用、称便的人物工具书。该书以“师友”为名，有助于了解黄遵宪的社会关系以及他是怎样建立起这些关系的，由此而确定他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及影响。这样的书就像黄遵宪的“私人名片盒”，从每张名片登录的资料中不难知道其主人的出身、来历及其与黄遵宪的关系。这些书都对师友关系予以特别的关注，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尊师重道一脉相承的。
季羡林的老师陈寅恪说过，中国文化之要义具于《白虎通》之“三纲六纪”，其中第五、六纪即是师长、朋友。季羡林非常欣赏陈寅恪的一句诗：“风义平生师友间”。季羡林亦师亦友的熟人不在少数，总有几百人吧。这些师友范围太广，有些也不是起关键作用的，因此在这些师友中必须进行筛选，然后写出《择善而从——季羡林师友录》一书，是我多年的愿望。现在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该书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与2005年1月出版。该书筛选出涉及到对季羡林影响较大的师友40余人，其中重要的有鞠思敏、王祝晨、胡也频、董每戡、董秋芳、王寿彭、尤桐、王崑玉、李长之、许衍梁、何思源、吴组缃、林庚、胡乔木、李广田、乔冠华、朱光潜、陈寅恪、郑振铎、吴宓、冯友兰、胡适、臧克家、沈从文、瓦尔德施密特、西克、西克灵、布劳恩、欧朴尔、伊姆加德、汤用彤、老舍、沈从文、梁实秋、郑振铎、冯至、于道泉、马坚、金克木、李铮、饶宗颐、李玉洁……在季羡林看来，师友们的一颦一笑，一词一语，无不蕴含着无量温馨；而对后进者，则是无量的财富。
在这些师友中，对季羡老晚年帮助最大的是人们嬉称“恶老太”的李玉洁老师。人们对她的了解远不如对其他师友的了解，她反而是被误解最多的人。
2、“恶老太”李玉洁
季羡老自2003年2月底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到现在已经接近两年了。除了很特殊的情况，要回北大参加一些不得不参加的重要活动以外，他全部时间都住在医院里。我很长时间没有机会去看他老人家了。2004年12月12日我因为要去北京参加2004年度宗教研究和教学机构的联席会议，特地从济南买了5斤油旋，准备去看季羡老。经过和李玉洁老师提前联系，她答应让我和甘肃省委宣传部前部长和其夫人一起进病房。临去的时候，我又给先生带上了一罐我刚刚从夏威夷带来的当地特产夏果和一个磨胡椒面的小玩意儿。但是那天下午我按照规定时间到了医院，李玉洁老师告诉我们，护士长有命令，今天早晨，季羡老体温偏高一点，不能进去探视。不得已我就和李玉洁老师在传达室里聊开了。
李老师告诉我，自2003年2月底以来，除了部长以上的，因为车子可以自由进出医院，其他人很少能够有机会混进去的。她只特准了两次例外，允许进去探视先生。我知道她完全是为了季羡老的身体健康。她因此而得罪了一些朋友和季羡老的学生们。有的学生甚至当面指责她，说她是“恶老太”。实际上，她真是有一番良苦用心，有自己无法言说的苦衷。我知道这些年来，她为季羡老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太多了。不由得，这些年来她的身影在我的脑海里不断地浮现。
1995年以后，季羡老先后失去了自己的亲人，女儿、老祖和老伴相继离世。近几年，季羡林先生因醉心创作，对身体状况和生活起居并不很在意，如今的他，继几近失明以后，又连连受着多种疾病的困扰。从这之后，李玉洁老师天天到季羡林家去“打工”，为他操持吃和穿，读信念报，招待来宾，处理杂务。她是一个不取分文的“义工”。季羡林感觉到她“不是亲属，胜似亲属”。“让我深深感到，人间毕竟是温暖的，生活毕竟是‘美丽的’（我讨厌这个词儿，姑一用之）。如果没有这些友爱的帮助，我恐怕早已登上了八宝山，与人世‘拜拜’了。”（《千禧文存》，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54页）
2002年夏季，由于皮肤病导致的并发症，季羡林曾一度病重，被送进解放军总医院。李玉洁天天在医院里陪着。她个子高，睡在一张窄小的行军床上，那是一种很高贵的牺牲。
长期以来，慕名找季老写文章、采访、题字的人络绎不绝，每天都有好几拨。李玉洁要执行医院医疗小组的带有军事化的命令，当然也为了季老的健康有时不免找些理由“挡驾”。因为李老师“挡驾”的缘故，季老的学生中有人想见而不得见，因此就嬉称李老师为“恶老太”。一日，北大一位退休的老师来找季老为他的书写序。李玉洁“挡驾”说季老不在，这位老师只好悻悻离去。不料屋外的“交涉”被屋里耳聪的季老听到了。不由分说，他从阳台来到屋外，向正在离去的那位老师招呼道：“这位老师，我在家，你请来吧。”这位老师十分惊喜，李玉洁却陷入尴尬。季老把这位老师请进屋内，接过他的书，爽快地答应挤时间为他的书写序。事后，季老对李玉洁说：“人活着就是为了对社会有用，我做研究对人有用，为人写序也是对人有用。人家需要，你能做而没有去做，心里会过意不去。”
李玉洁老师在季羡老出院以后，说，季老此次病后，像换了个人似的。原本话就不多，现在好几天都不说一句话。每天除了例行的吃药打针，就是看书写字，但即使病危期间也依然乐观。那时季老想到了死，他很风趣地说：“人总是要死的，在这方面谁也没有豁免权。人们有了忧愁痛苦，如不渐渐淡化，则一定会活不下去。人逢喜事，倘若不渐渐恢复平静，也必然会忘乎所以，甚至发狂。人们进入老境也是逐渐感觉到的。能够感觉到老，其妙无穷。从积极方面讲，它能够提醒你：一个人的岁月绝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应抓紧时间把想做的事做完做好。免得时辰一到，后悔莫及。”季老用陶渊明的一首诗《神释》中的四句，作为人生的座右铭：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
李玉洁是季羡林先生的助手，对他的起居和生活习惯都很熟悉，季先生也很信任她。在李玉洁的眼里，季先生永远是严谨和随意的统一体：在治学上，他会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在生活上，却又麻痹大意，不拘小节。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时养成一个习惯--喜欢吃冷食，所以在厨房的冰箱里总要放上一些冷冻的面包、奶油等。可家里只有一个冰箱，免不了会和蔬菜混用，长时间下来，一些牛奶的包装袋上便浸染上一层绿绿的颜色，李玉洁说自己和工作人员都觉得挺恶心的，便商量着给他再买一台冰箱，可他死活不同意。后来，大家一商量便每人凑了200元钱，买了一台算做送给他的礼物，季羡林没办法又觉得过意不去，便在春节的时候送给每位工作人员200元的红包。
还有一件事，季羡林先生喜欢写作累的时候去看十几分钟的电视，可他卧室用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凭票买的14寸黑白电视机，现在根本就无法再看。李玉洁说，等把一个台费尽巴力地倒腾出来，十分钟过去了，他又不想看了。没办法，李玉洁和季老的学生钱文忠他们这次也不跟季羡林商量了，直接把电视搬了回来。季先生开玩笑说这是先斩后奏呢，还是坑蒙拐骗啊，李玉洁则戏言：是买电视拿红包呗！
在301医院住了46天的季羡老于9月底回家了。回到家的季羡老百感交集。2002年10月14日那天笔者没有经过特别注意，却恰巧碰上重阳节这个中国传统的敬老节，得到先生的助手李玉洁的“恩准”，去探拜了季羡老。其实我还另外有一个任务，就是从先生这里取回给济南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荣斌先生请先生为《济南名士评传》题写的书名，和为济南大观园西边纬三路做油旋的张师傅字号题写的“软酥香油旋张”匾额。
几次想去探望先生，但是先生的助手李玉洁老师老是说时机不到，一直未成行。她说，想来看先生的太多了，实在安排不开，没有办法，头几天在北大安排了一次见面会，周汝昌、厉以宁100多人和先生照了像。10月12日我请求李玉洁老师，我要看先生。李玉洁老师对我总是特殊照顾，有时候也会为我网开一面。这一天总算是来到了。也是我运气好，李老师安排我在10月14日重阳节这天来了先生家。
一进门，迎面看到季羡老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见我进去，先生忙不迭从沙发上站起来，和我握手。先生老是这样，晚辈的人就连我这样的学生去看他，他也从不失礼。刚坐下，写过《亮点：香港记者眼中的中国》和《新闻第3只眼》的《大公报》著名记者马小姐，捧着一大盆名贵鲜花，紧随身后也到了季羡老的家。先生又一次从沙发上站起来，迎接马玲小姐。过了91岁生日的季羡老，仍然这样谦和待人，对学生也不摆老师的架子。我们落座后，发现先生比我8月5日见他那次胖了些，先生说是吃激素的结果，不是真胖，是虚胖。
季羡老在医院度过了漫长的寂寞和难熬，向我们倾诉了想家和回家的感觉。
李玉洁一边看着马小姐，一边说：你说怎么这么怪？今天早晨，先生写好了一篇《回家》的稿子，跟我说可以给《大公报》。当时我问了一句，先生是怎么回事？您知道马小姐今天要来吗？先生没有回答。这事好像是有感应一样。好像知道你下午要来一样。问到先生的身体，先生笑笑说没有事。手上脚上起了一些水疱，原先没当回事，后来却怎么也不好。去了301医院，医生说还挺危险，如果水疱长到脖子，人就完了。现在全好了。
那是在2002年8月5日那天，我和夫人刘宗贤去先生家拜访，看到先生的手上有红斑，临别时与先生握手，先生怕传染，不想跟我握，我还是握了先生的手。当时以为是过敏，也没有怎么当回事。没有想到我们回到济南不久，先生就住进了医院。一住就是46天。
这次去拜访先生，特意为先生带去一点儿济南名吃油旋。在先生吃过的食品里，好吃的东西有两种，一是台湾抓饼，一是济南油旋，而油旋是先生最愿意吃的。我问先生，是不是有一种情感的因素在里边？小时侯因为取得了好成绩，叔父奖励他的，就是这种食品。给一个油旋，先生就非常知足了。先生笑笑说，油旋就是好吃，那股葱花的香味，再加上又软又酥又香，确实是好吃，可惜北京没有卖的，如果有，肯定畅销。现在回家了，又可以吃到油旋了。
李玉洁说在医院里的滋味可不好受了，老是想回来。其实最挂念的还是这只猫。猫眯有一次从冰箱上下来，不小心把前爪搭在先生的头上，先生的头立即起了五个血印。我们赶快给先生上了红药水，像是受了戒一样。猫眯不管犯什么错，先生都能忍受。简直到了宠爱的地步。一次猫眯趴在先生身上睡着了。为了不打扰它，先生竟然坚持了老长时间没有去洗手间。这么大年纪，前列腺都有点问题。时间长了，还不得出毛病？可先生就只管猫眯，不管自己。猫眯和人似乎能感应，先生住院这些天，猫眯一直烦躁不安。先生回来了，它也不烦躁了。
我插话说，是不是有点天人感应？李玉洁老师说：就说季荷吧，今年人们都说因为换水可能不会开花了。可是到8月5日那天冒出一个骨朵，8月6日这个骨朵就全开了，之后又开了100多朵。先生住院后，这些花也接着谢了。
8月5日那天我确实看到有一个荷花骨朵。这真有点奇怪，让人很难解释。
先生笑笑说天人感应没法说，但是植物也有生命。
李玉洁说，凡是有生命的东西先生都爱，爱猫，爱荷花，就是不知道爱惜自己。正说着，不知不觉一位穿着非常朴素的中年妇女进来了。先生又站起身迎接，忙向我介绍，这是外文楼传达室的冯师傅，包饺子很好吃。冯师傅笑着，一脸的兴奋，对先生说，您的一个快件，我给您送来，也好趁机看看您。我一下子想起来了，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她，吃过她包的饺子，是一种香喷喷的大馅饺子。
冯师傅一脸满足地告别了先生。她走后，我发现猫眯在先生身上那种怡然自得的样子。赶快抓出照相机，猫眯很会做秀，一幅高傲的样子，满脸的自豪感。我抢拍了一个镜头。李玉洁老师接着把马小姐推过去，坐到先生身边，又是一张绝妙的合影。我自然也不放过机会，请马小姐给我和先生合拍了一张。我又给李玉洁老师和先生合照了一张。都是先生怀中躺着猫眯的镜头。我们大家都很满足。
李玉洁老师从我带去的油旋里拿出三张，给马小姐，说先生愿意吃的东西，你也尝尝，还把先生去年出版的两本新书《千禧文存》和《三真之境》，让先生签了“马小姐惠存，季羡林”的字，交给她。这时我又想起8月5日提到过先生的《清华园日记》，想顺手牵羊拿到这部珍贵的书。李玉洁老师忙说，不行，不行。样书只给了5册，等其他书来了，再给你不迟。为了满足我先睹为快的欲望，李老师从屋里拿出《清华园日记》，原来是两本书，一本是排印本，一本是照相本。我和马小姐一人拿着一本，看个没够。《清华园日记》记录了先生在清华大学就读时后来两学年的学生生活，时间跨度为1932年8月22日至1934年8月11日。据说由清华学子出版日记，描述自己的求学生活，在清华大学的历史上，还属于首次。在那些文字里弥漫着一种特殊的文化气息。日记拿出来公开发表以前，有人建议是否做些修改。而先生坚持一字不动--不作任何删改，不加稍微粉饰。就这样原样公之于世，以示当时的真我，这当然需要豁达的心胸和相当的勇气。二十一二岁时写的东西，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文饰它，还是当时的真东西吗？一向坚持求真的先生终于没有改动一个字。而另外一部则是原样照排，真实再现了先生在清华时的笔迹。两本合在一起真是相得益彰，弥足珍贵。先生曾经说，自己的这段日记没什么大价值，但也有点价值，真正是在清华念过四年书的一个学生的真实感受，看看当时的清华，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清华园日记》引言说：“我想就把我的日记原文奉献给读者，让读者看一看我写文章的另一面。这样会更能加深读者对我的了解，对读者，甚至对我自己都是有好处的。”
我一看，呆的时间已经不短了。怕先生劳累，我和马小姐起身告辞。老人又一次站起来，并执意把我们送出门口。马小姐非常高兴，她恭恭敬敬地拿着两本书，又拿到一篇《大公报》即将发表的好稿，是先生在2002年10月14日重阳节这天清晨刚刚写出的——《回家》，当天写的，当天拿到，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们很快就可以在《大公报》办的专栏《大公园》上读到先生这篇有独特感受的妙文。而我自然也非常满足，拿到了先生题写的两幅字。
晚年的季羡林多亏有李玉洁老师这样的热心人来帮忙，使季羡林节省了不少宝贵的时间，用以搞科学研究，或者写出优美的散文。自从季羡老的另一个助手李铮先生退休尤其是去世之后，李玉洁对季羡林的照顾可以说尽心尽意。她牺牲了处理自己的家务事的时间，陪季羡林住医院，去韩国，下台湾；到曲阜，到临清；赴佛山，到济南……季羡林到哪里，她陪伴到哪里。
尤其是2001年季羡林在山东大学参加完百年校庆回去之后，身体感到不适。她和当时的保姆发现季羡林的裤子有点发硬，一问才知道是尿的，这才知道他的身体有不适之感，他们就逼着他去医院检查。季羡林坚持不去，众人好歹把他“绑架”到了医院，发现身体的问题还不小。医生动员他做检查，他也不愿意做。拖了好长一段时间，他们动用了学校行政的命令，才强迫他去了医院。李玉洁他们好歹逼着他做了检查。在《新世纪文存·自序》中，老人叙述了自己做膀胱镜检查的前前后后。最初，他执意不做镜检，而且，编出了一通理由，说什么：“自己已经活到九十一岁，离划句号的时间不太长了……不管怎样，胡乱对付几年，不就可以涅槃了吗？我现在又何必忍受极大的痛苦搞什么劳什子膀胱镜呢？”可是，听众人这三说两说，他又悠回来了——同意镜检了。他颇为悲壮地写道：“当我坐上轮椅被推到手术室去的时候，心里面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概”。动员他去做这次检查，也费了李玉洁的牛劲了。
2003年3月在解放军总医院做手术，李玉洁又是一陪就是一年又几个月，一直到今天，真是不容易。她也是一个77岁多的老人了，虽然身体很好，但是毕竟不是年轻人了。她从行军床上摔下来两次，把腿都摔坏了，至今还在疼痛。我们可以想见，她为季羡林付出的确实是太多了。而这一切付出又都是无私的。这就更难能可贵。对此季羡林心中的感谢是永远铭记的：
有一位多年的老同事，天天到我家来“打工”，处理我的杂务，照顾我的生活，最重要的是给我读报，读信，因为我眼睛不好。还有就是同不断打电话或者亲自登门来的自称是我的“崇拜者”的人打交道。学校领导因为觉得我年纪已大，不能再招待那么多的来访者，在我门上贴出了通告，想制约一下来访者的袭来，但用处不大，许多客人都视而不见，照样敲门不误。有少数人竟在门外荷塘边上等几个钟头。除了来访者打电话者外。还有扛着沉重的录象机而来的电视台的导演和记者，以及每天都收到的数量很大的信件和刊物。有一些年青的大中学生，把我看成了有求必应的土地爷，或者能预言先知的季铁嘴，向我请求这请求那，向我倾诉对自己父母都不肯透露的心中的苦闷。这些都要我那位“打工”的老同事来处理，我那位打工者此时就成了拦驾大使，想来拍电视的好心和热心而又诚心的朋友们，请他们稍安勿躁。这是极为繁重而困难的工作，我能深切体会。其忙碌困难的情况，我是能理解的。（《千禧温存》，第185-186页）
我最近一些年来，与李玉洁老师的接触很多，我对她拦驾大使的一面感触颇深。在开始撰
写《季羡林传》的时候，我与季先生汇报写作提纲以前，多次到先生家里去。有一次季先
生让我去找李玉洁老师。我到了燕南园54号李玉洁老师家，她带我去勺园餐厅吃饭。那
是我第一次与她见面，有一种生疏感和距离感，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李玉洁老师
叫了几个菜，落座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蔡德贵，你有什么资格写《季羡林传》？”一
句话把我几乎打了个闷棍，不知东南西北。我稍做沉静之后，才作了回答。我说：“李老师，我确实没有资格写《季羡林传》。但是季先生是山东人，我也是山东人，我觉得我对季先生可能更为了解他的文化背景，可能写好《季羡林传》。”后来，《季羡林传》出版后，她从头至尾看了一遍，算是让我心中的石头落了地。1999年3-4月间，季先生应释圣严法师之邀去台湾参加学术研讨会，李玉洁老师陪同，特意买了十几本《季羡林传》送给台湾的朋友们。到那个时候，我才真正放心了。
对这样的“恶老太”李老师，我打心眼里佩服。
宋朝大文学家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的结尾曾歌颂老师说：“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学生们对季羡老正是这种态度，而对这位对季羡老帮助这么大的“恶老太”，我们自然也是充满了永久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