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季羡林先生的“河东河西论”
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 蔡德贵
2001年1月8日《文艺报》“理论与争鸣”专栏发表了杨曾宪先生的《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吗？——评20世纪末新“化西论”》，读后感到季先生有关“河东河西”的观点十几年过去了，至今仍然有这么多人在关注，笔者感到也应该就这一观点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说来也怪，偏偏是一个喜欢考据不喜欢义理的学者，到80多岁时，却“老年忽发义理狂”，突然喜欢起义理来，而且一发不可收拾，连续十年多发表了多篇谈义理的文章，其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争论。我这里说的是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1989年，他发表了《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的文章，引述了汤因比和池田大作的对话，针对国内一些人贬低中国文化的情绪，提出东西文化的关系从几千年的历史上来看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球已经快踢到东方文化的场地上来了。（《季羡林文集》第6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52页）1990年，他发表了一篇《21世纪：东西文化的转折点》，提出：专就东、西文化而论，他主张“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认为辉煌了二三百年的西方文化已经是强弩之末，它产生的弊端贻害全球，并将影响人类的生存前途，20世纪末可能是由西向东的转折点。他在1992年发表的一篇谈义理的文章是《作诗与参禅》，据季先生自己说，这可以算是一篇想入非非的文章，因为他对作诗和参禅都不是内行里手，而且他对义理有不少偏见，不喜欢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玩意儿，可是现在忽然搞起义理来，是什么原因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自己解释说是因为好奇思怪想，又看别人总说不到点子上，所以就自己下了海动起手来。（《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57页）也在1992年11月22日，他写成《“天人合一”新解》的长篇谈义理的文章，发表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创刊号上。文章发表后，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这时，他对义理是想法多于喜悦，“爱好胡思乱想”，有些想法，自己觉得颇有道理，别人越是反对，他越是反思，越觉得自己颇有道理，有时认为这类谈义理的文章，对自己一生的学术研究是重要的，“甚至狂妄地想到，有朝一日，我这些想法的意义和价值甚至会超过我在考证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学海泛槎》，第263页）从这篇文章之后，季先生至今已经发表了多篇涉及到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内容的谈义理的文章，其中重要的有《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的一点补充》、《漫谈东西文化》……这些文章的主旨是在“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的大背景下，提出了“不薄西方爱东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东方文化将再现辉煌的“河东河西论”。我在这里想对季先生的“河东河西论”从我个人的理解作些解读。
一、 混沌学的前提
最近一些年，季先生特别欣赏西方兴起来的混沌学。他认为混沌学实际上是一种综合的思维方式。在2001年于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文化走向”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引述李政道博士的一个观点：20世纪是分析的世纪，是微观的世纪，21世纪微观与宏观应该相结合。然后季先生说：我理解，中国文化代表宏观文化，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应是西方文化与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相结合，那样可以把文化提到更高的水平。宏观文化实际上指的是综合的思维方式，河东河西论是季先生一种混沌学思考的结果。
上世纪80年代，季先生接受了混沌学。混沌学讲求模糊思维，有模糊性。1986年，他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看雾，觉得雾能把一切东西，美的、丑的、可爱的、不可爱的，统统罩上一层或厚或薄的面纱，让清楚的东西模糊起来，从而带来了另外一种美，一种在光天化日之下看不到的美，一种模糊的美。从这里他联想到，在这之前，当他第一次接触模糊数学这个名词的时候，他还说过几句怪话：数学比任何科学都更要求清晰，要求准确，怎么还能有模糊数学呢？后来了解了模糊数学的内容，反而觉得模糊数学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在人类社会中，在日常生活中，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都有大量模糊的东西。承认这个事实，对研究学术和制定政策都是有好处的。月下观景，雾中看花，不是别有一番情趣吗？人的幻想插上翅膀，上天下地，纵横六合，神驰于无何有之乡，倾注于自己制造的幻象之中，你想它是什么样子，它立刻就成了什么样子。而这种模糊性正是东方人思维方式的表现。中国人普遍有这种思维方式。季先生举例说，我们打电话，拿起话筒，常会说“我是北大”，其实你怎么是北大，你就是某某，这不过是你省略了许多。（蔡德贵著：《季羡林传》，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72页）
季先生认真读了苗东升、刘华杰合著的《混沌学纵横谈》，对美国学者扎德“模糊语言的概念是模糊集合理论中最重要的进展之一”非常欣赏，认为没有形态变化的汉语，是世界上模糊性最强的语言。他举唐代诗人温庭筠《商山早行》中的两句诗“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为例，认为这样描绘深秋旅人早起登程的寂寞荒凉之感，到今天已经一千多年，然而并没有失去其感人之处。两句诗十个字，列举了六样东西，全是名词，没有一个动词。用西方的语法来衡量，连个句子都成不了。六样不相干的东西平铺直叙地排列在那里，它们之间的关系一点也说不清楚，模模糊糊，然而妙就妙在模糊，美就美在模糊。诗人没把它们排好位置，把安排位置的自由交给了读者。每个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或理解，去任意安排位置。每个人的经验不同，所安排的位置也决不会相同。读者有绝对完全的自由放开自己的幻想，美就在其中矣。如果把六样东西的位置安排得死死的，就会限制读者的自由，使美感享受为之减少。这正是东方综合思维方式或模糊的思维方式在文学创作中的表现，其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季羡林：《东方文化与东方文学》，载《文艺争鸣》1992年第4期）季羡林先生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模糊语言的传统，有言不尽意的习惯。中国人在文论方面，喜欢说“羚羊挂角，香象过河”，都是模糊语言。
季先生在《再谈东方文化》一文中引用了金吾伦《物质可分性新论》中有关物质不是无限可分的观点，并且，引用了周文斌在《光明日报》1990年11月8日为美国学者格莱克《混沌：开创新科学》所写的书评，认为混沌学是20世纪末在西方兴起的有悖于西方文化的新学说。他1991年在《“模糊”、“分析”与“综合”》一文中又引用解兴武《艺术的模糊思维》（《文艺研究》1991年第2期），认为模糊性的本质是宇宙普遍联系和连续运动在人类思维活动中的反映，模糊与明晰是一种互相依存的辨证关系。他又引用王明居《审美中的模糊思维》（《文艺研究》1991年第2期），认为西方文化是以分析为基础的，这种分析指的是经典分析，它对认识事物的本质不能说没有用处，它确实帮助我们认识到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体本身许多本质的东西，但是这种分析是有限度的，是有极限的，分析的方法受到许多限制，比如解剖学，中国过去也有过，但是兴旺发达却是在西方。它帮助我们认识了动物、植物和人体的许多真实现象。但是，它有局限。一旦解剖刀割了下来，被割的东西，就成了死的东西，活生生的东西消失了。因此不能说西方的分析方法是通向真理的唯一或最可靠的道路。而综合的方法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成一气，使之变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的方法，它考察的不仅是事物的某一要素，而且是全部要素，并且考察各个要素之间的联系，把握一切联系中的总的纽带，从总体上揭示事物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季先生非常欣赏综合的方法，认为东方文化的基础就是综合。（《季羡林文集》第6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21-422页）
正是在混沌学的思想前提下，季先生集中考虑了东西方文化的前途问题。考虑的结果，就是认为西方文化已经走到穷途末路，西方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而在国内至今尚有人在提倡全盘西化论。为了振奋民族精神，摆脱贾桂习气，季先生多次强调了这样一个观点：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这样的观点是不是主张消灭西方文化呢？绝对不是的。从近些年来各种新闻媒体所宣传的效果来看，这种观点的作用无疑是积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