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蔡德贵负责主持《世界哲学家辞典》的编写，编委会准备把季老列入辞典，于是向季老约稿，但一连几次都遭到拒绝。季老表示，我不是什么哲学家，在哲学上没有什么主要观点，不敢在《世界哲学家辞典》中滥竽充数。蔡德贵只好使尽浑身解数“费尽心机”，才说服季老让当时的助手李铮提供了一份简介。
　　 1992年，蔡德贵有一本名为《阿拉伯哲学史》的新书出版，求季老写评介文章，为这本书“吹嘘吹嘘”，但是季老很快回信，说自己“对阿拉伯哲学一窍不通，你问我的意见等于问道于盲”。
　　 随后，蔡教授在山东大学哲学系工作，和季老屡有学术交往，《文史哲》主编丁冠之教授曾经委托他几次向季老约稿，季老致信说：《文史哲》我一向认为是一份有水平的学术刊物，有口皆碑。要求我提供文章，这是一种光荣。但是我写的东西，只要我认真从事的，其中难免有一些古怪字母。这种文章送给人家，给排印造成困难，我心里每每感到不安。结果都以自己搞的东西古怪而婉拒了。1994 年，《文史哲》再次请季老提供学者谈治学的稿件，季老仍然拒绝。在“软磨硬泡”下，季老终于答应可以提供资料给蔡教授，于是有了蔡德贵的那篇《学贯中外的季羡林先生》，1995年得以在《文史哲》发表。后来，季老评价这篇文章“超出了他的期望”，蔡德贵很是欣慰。
　　 蔡德贵说，季老不喜欢别人称他“国宝”、“大师”，他常说：“我连‘国学小师’都不是，遑论‘大师’。”可见，季老是容不得半点不实之誉和溢美之词的人。
　　 “你有什么资格为季老写传？”
　　 此后蔡德贵萌生了为季老写传的想法。当时很多人都在瞄着做这件事，季老都没同意，蔡德贵心里也直打鼓。一次去北大朗润园看望季老时，本准备正式提及此事，却一直犹豫着不敢开口。直到季老对他的文章和学术提出表扬时，他才有了底气。
　　 这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1996年1月份，蔡德贵在季老家获准写《季羡林传》后，季老让秘书李玉洁女士请他吃饭。席间，李玉洁女士站起来用手指着他质问：“蔡德贵，你有什么资格写《季羡林传》？”
　　 蔡德贵一时语塞，沉默良久后他说：“要论资格，北大有那么多季老的同事、学生，有研究季学的教授，我还真是没有资格。但是有一点，我和季老同是山东人，我想我可以从山东人的文化底蕴来解读季老的治学和为人。”李女士听了这番话，再没有说什么。
　　 就这样，蔡德贵筹备半年多后将《季羡林传》的提纲呈给季老看，季老要求他“实事求是，不要溢美”。随后，蔡教授执笔书写，终于在1998年初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
　　 此后出版社准备在北大举办活动，为书作宣传，想邀请季老出席。季老坚决不同意：“我肯定不去，老师和学生互相吹捧，像什么话！”蔡德贵说，季老没有评价这本书，但他去台湾学术访问时，就带去了20本《季羡林传》作为礼物，送给朋友。
　　 “爱国、孝亲、尊师、重友”，题了不下百遍
　　 2001年山东大学百年校庆，季羡林应邀出席，之后他又回到临清老家。在父母墓前，季老以 90岁高龄，不顾身体虚弱，跪倒在墓前，行磕头之礼。别人劝阻他，说这不合适吧，他严肃地说，“我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现在人们越来越不重视孝亲，我就是要强调孝亲。”
　　 季老的弟子钱文忠每次见季老，必行磕头之礼，季老并不反对。“有人知道这事后认为钱文忠在搞封建礼教，我觉得根本不是，他只是认为做人要尊重师长。”蔡德贵这样认为。
　　 蔡德贵说，季老对山东的感情太深，对别人、尤其是老乡的要求几乎是有求必应。他经常应邀为别人题字，而题得最多的就是“爱国、孝亲、尊师、重友”，这八个字，他题了不下百遍。